九

字数:4348

安德烈公爵于六月底抵达军团司令部。皇上所在的第一军团的部队驻扎在德里萨河边筑有防御工事的军营；第二军团的部队在撤退，力图与第一军团会合，听说他们和第一军团的联系被法军的大部队切断了。俄军对战事的整个进程普遍不满；但谁也没有想到俄国的几个省份会有受到入侵的危险，谁也不曾料到，战争会蔓延到波兰西部各省的范围之外。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河岸上找到了他奉命去见的巴克莱·德·托利。由于军营四周连一个大村镇也没有，所以军中的大批将军和近臣都安置在方圆十俄里内的乡村中较好的民宅，分散在河流两岸。巴克莱·德·托利的驻地离皇上四俄里。他对鲍尔康斯基的态度很冷淡，带着德国口音说，他会奏请皇上决定对他的任命，暂时留在他的参谋部。安德烈公爵希望在军中找到阿纳托利·库拉金，他却不在这里：他在彼得堡，这个消息反而使鲍尔康斯基感到高兴。正在进行中的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重要意义吸引了安德烈的注意，因而他很高兴能暂时摆脱由于想到库拉金而引起的仇恨。最初四天没有任何差事，安德烈公爵骑马走遍了整个防御阵地，借助自己的知识以及与知情人的交谈，竭力想对这个营地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对安德烈公爵来说，这个阵地是否有用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他已经根据自己的战争经验得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战争中经过深思熟虑缜密制订的计划是毫无意义的（正如他在奥斯特利茨之战中所看到的那样），一切都取决于对敌方出人意料而又无法预见的行动作出怎样的反应，整个战事是由谁领导、怎样进行的。为了向自己阐明这最后一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力图深入了解军队的领导工作的性质，以及参与领导的人物和派别的性质，并为自己推断出对战局的如下认识。

皇上还在维尔纳时，军队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军团受巴克莱·德·托利统率，第二军团受巴格拉季翁统率，第三军团受托尔马索夫统率。皇上本人在第一军团，但不是总司令。发布的命令中没有说部队由皇上指挥，只是说皇上在军中。此外，皇上本人不设总司令参谋部，而是设有皇帝大本营参谋部。他手下有担任御前参谋长的军需总监沃尔康斯基公爵、将军们、侍从武官们、外交官们以及一大批外国人，但没有军队的参谋部。此外，在皇上身边不担任任何职务的有：前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将军中军衔最高的本尼格森伯爵、皇储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一等文官鲁缅采夫伯爵、前普鲁士大臣施泰因、瑞典将军阿姆菲尔特、作战计划的总起草人普富尔、侍从将军撒丁人保卢奇、沃尔措根以及其他很多人。虽然这些人在军队里不担任军职，但是凭自己的地位是有影响力的，一个军长甚至总司令往往不知道，本尼格森，或大公，或阿拉克切耶夫，或沃尔康斯基公爵是以什么身份在提出问题和这样那样的建议，不知道他是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代表皇上以建议的形式发出命令，是不是必须加以执行。不过这些都是表面情况，皇上和所有这些人物留在军中，在近臣们看来（有皇上在此，人人都成了近臣了），其实质意义是很清楚的。实质上就是：皇上不接受总司令的头衔，然而却在掌控全军；他周围的人都是他的助手。阿拉克切耶夫是秩序的忠实的奉行者和维护者，是皇上的侍卫；本尼格森是维尔纳省的地主，似乎忙于在当地接待皇上，其实他是优秀的将军，可以提供咨询，也可以随时用他去顶替巴克莱。大公留在这里是因为他乐意。前普鲁士大臣施泰因在这里，是因为他可以提供咨询，还因为亚历山大皇帝很看重他的人品。阿姆菲尔特是拿破仑的死敌和十分自信的将军，这一点对亚历山大总是有影响的。保卢奇在这里，是因为他口头上勇敢而果断。侍从将军们在这里，是因为皇上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最后，主要的是，普富尔也在这里，因为他拟定了对拿破仑的作战计划并使亚历山大相信这个计划的合理性之后，正在领导战争的全局。沃尔措根追随普富尔，他以比普富尔更通俗的形式传达普富尔的思想，是一位脾气暴躁、自信到目空一切的脱离实际的理论家。

除了上面列举的这些俄国人和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以在异国从事活动的人所特有的大胆，每天都会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新见解），还有很多次要人物，他们之所以留在军队里，是因为他们的首长在这里。

从这个巨大、不安、杰出而自豪的世界所发出的种种见解和声音之中，安德烈公爵看出，可以更细致地分为如下几个较突出的倾向和派别。

第一派是：普富尔及其追随者，他们是军事理论家，相信有战争科学，这门科学有其不变的法则，如迂回法则、包抄法则等等。普富尔及其追随者要求向本国腹地撤退，撤退要严格遵循所谓的军事理论所规定的法则，对这一理论的任何背离一概被视为野蛮无知或居心叵测。属于这一派的有德国的亲王们以及沃尔措根、温岑格罗德等人，大多是德国人。

第二派与第一派是对立的。情况总是这样，有一种极端出现，便会出现另一种极端的代表人物。属于这一派的就是当初要求从维尔纳进攻波兰，并不受任何既定计划的约束的那些人。此外，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也是采取大胆行动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们还是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这就使他们在争论中变得更加偏激了。这都是一些俄国人：巴格拉季翁和正在冉冉上升的叶尔莫洛夫等等。这时流传着叶尔莫洛夫的一个有名的笑话，说他曾向皇上恳求一个恩典：封他为德国人。这一派的人们在缅怀苏沃洛夫时说，什么也不用想，也不要用图钉摁上地图，只要战斗、痛击敌人，不让敌军踏进俄国一步，决不让士气低落。

第三派最受皇上信任，属于这一派的是在两个派别之间采取调和态度的宫廷近臣。这一派的人物大部分不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就属于这一派，他们所想所说的往往就是那些没有见解却想装得有见解的人所说的话。他们说，毫无疑问，战争，尤其是与波拿巴（他又被称为波拿巴了）这样的天才作战，要极其深入地思考，要对军事科学有深刻的了解，而在这方面普富尔是天才；然而同时不能不承认，理论家难免有片面性，所以对他们也不能完全相信，而是既要听取普富尔的反对者的意见，也要听取那些有实战经验的人们的意见，然后加以折中。这一派的人坚决主张，要按普富尔的计划固守德里萨营地，却要改变其他两个军团的行动。虽然这样一来，两方面的目标都不可能达到，但是这一派的人们偏偏认为，这样做更好。

第四个派别，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身为皇储的大公，他不能忘怀自己在奥斯特利茨的绝望，当时他骑马像检阅一样出现在近卫军面前，头戴盔形帽，身穿骑兵制服，企图漂亮地一举击溃法国人，却意外地发现已身在前线，在一片混乱中勉强逃脱。这一派人的议论很坦率，这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缺点。他们害怕拿破仑，认为他强大，而自己弱小，并且毫不隐讳地说出来。他们说：“现在这样，除了痛苦、屈辱和毁灭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们丢掉了维尔纳，丢掉了维捷布斯克，也将丢掉德里萨。我们唯一的聪明之举，就是在我们被赶出彼得堡之前赶快签订和约！”

这个观点在军队上层很流行，还得到了彼得堡的支持，也得到了一等文官鲁缅采夫的支持，他由于某些政治原因也主张和平。

第五派是巴克莱·德·托利的拥护者，他们不是拥护他这个人，主要是拥护他这位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他不论怎样（开场白总是这样），毕竟是一个正直而干练的人，没有比他更好的了。让他拥有真正的权力吧，因为没有统一指挥，战争不可能胜利地进行，他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正如他在芬兰所表现的那样。如果说我军完整而强大，在向德里萨撤退途中没有遭到任何失败，那么我们只能把这一点归功于巴克莱。如果现在让本尼格森来取代巴克莱，那就全完了，因为本尼格森在一八○七年已表现了他是何等无能。”

第六派是本尼格森派，他们说，相反，没有比本尼格森更干练、更有经验的人了，不管怎么折腾，终究还得请他出马。这一派的人力图证明，我军撤退到德里萨是一个可耻的失败，连续不断地犯了一系列错误。“犯的错误越多，”他们说，“那就越好：至少能让人快些醒悟，不能再走老路了。有用的人不是什么巴克莱，而是像本尼格森这样的人，他在一八○七年已经表现了自己的才干，拿破仑本人对他作了公正的评价，对这样的人，大家是乐于认可其权威的，而这样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本尼格森。”

属于第七派的那种人从来都有，尤其是在少年君主身边，而这种人在亚历山大皇帝身边特别多——那是一些将军和侍从将军，他们热情地忠诚于皇上本人而非皇帝，热忱而无私地崇拜他这个人，就像罗斯托夫在一八○五年那样崇拜他，在他身上不仅看到所有的美德，也看到人的所有优秀品质。这些人赞赏皇上的谦虚，他拒绝了军队的指挥权，但不赞成这种过分的谦虚，他们只有一个希望并坚持不懈地要求敬爱的皇上不要过于缺乏自信，要公开宣布亲任军队统帅，建立御前总参谋部，必要时咨询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干家并亲自统率部队，仅此一端就足以使全军士气大振。

第八个派别是最大的一群人，他们因其数量庞大而与其他派别形成99与1之比，他们既不要战争，也不要和平，不论在德里萨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既不要进攻，也不要防御阵地，既不要巴克莱，不要皇上，也不要普富尔和本尼格森，而是只要一样，那是最重要的：为自己赢得最大的利益和享受。在皇上的大本营处处有阴谋，在这错综复杂的阴谋的浑水里，可以在很多方面大获其利，这在别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有一个人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有利地位，今天附和普富尔，明天附和他的论敌，后天又说他对某个问题没有任何意见，只是要逃避责任和取悦皇上。第二个人想捞到好处，为了引起皇上的注意，便大声说出皇上头一天所暗示的想法，在会议上捶着胸脯争论、叫嚷，还要和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决斗，从而表明，他随时准备为了共同利益而作出牺牲。第三个人在两次会议之间、又没有对手在场的时候，干脆要求发给他一次性补贴，作为他忠实服务的酬劳，他知道，这时人家是无暇拒绝他的。第四个人老是仿佛无意中出现在皇上面前，似乎在忙于繁重的工作。第五个人为了达到早已期盼的目标——受到皇上的宴请，便激烈地论证某种新见解对或不对，并为此而援引多少有点道理的论据。

这一派的人全都在捞取卢布、勋章和官衔，在此过程中他们只关注皇恩的风向标的朝向，一旦发现风向标转向某个方向，寄生于军中的这群雄蜂便一齐朝着那个方向趋之若鹜，以至皇上想改变风向就更难了。形势不明朗，严重的危险使人人都惊慌失措，又处于这种阴谋、自尊心以及不同观点和感情的冲突的旋涡之中，而这些人又出身各异，因而这个人数最多、只谋求个人私利的第八个派别使整个局面非常混乱而动荡。不管提出什么问题，这一窝雄蜂就原来的话题还没有吵完，又纷纷扑向新的话题，并以其嗡嗡声压倒和扰乱真正进行争论的声音。

就在安德烈公爵来到部队的时候，从上述各派中又形成了一个第九派，他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了。这一派的人们是富有治国经验的明智的老年人，善于在不认同任何一种对立意见的情况下，重新审视大本营参谋部所发生的一切，并缜密地考虑走出困境的办法，以求摆脱这种形势不明、犹豫不决、混乱和软弱无能的局面。

这一派的人们谈到并认为，皇上和御前军事人员留在军中是一切恶劣现象的主要根源；那种不确定、受制约、摇摆不定的关系被带进了军队，这种关系在宫廷中是合适的，而对军队是有害的；皇上应当君临国家，而不是指挥军队；摆脱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是皇上和他的宫廷离开军队；仅仅由于皇上在军中，就使五万兵力陷于无用，因为要保证他的个人安全；最差的然而不受制约的总司令要胜过最优秀的却受到皇上亲临及其权力的制约的总司令。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无所事事的时候，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国务秘书希什科夫给皇上写了一封信，由巴拉舍夫和阿拉克切耶夫共同署名。他在信中利用皇上允许他议论战局的权利，借口皇上有必要在京城鼓舞民众的斗志，恭请皇上离开部队。

皇上鼓舞民众并号召民众保卫祖国——正是对民众的这种鼓舞（皇上当初驾临莫斯科所发挥的作用）成为俄国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将这个建议呈送皇上时，皇上将它作为离开部队的借口而接受了。

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