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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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公爵来不及目送普富尔，本尼格森伯爵就匆匆走进房间，对鲍尔康斯基点点头，不停步地去了书房，一边给自己的副官作了一些指示。皇上随后就到，本尼格森赶在前面，要做些准备，以便及时迎接皇上。切尔内绍夫和安德烈公爵迎到台阶上。皇上神色疲惫地下了马。保卢奇侯爵在对皇上讲话。皇上向左偏着头，面色不悦地听着保卢奇语气特别激烈的谈话。皇上动身朝前走了，看来想结束谈话，可是激动得面红耳赤的意大利人忘了礼节，跟在后面继续说道：

“至于那个建议修建德里萨营地的人，”保卢奇说，这时皇上踏上台阶，注意到了安德烈公爵，仔细地看着他不大熟悉的脸。

“陛下，至于，”保卢奇不顾一切地说了下去，好像难以自控似的，“至于那个建议修建德里萨营地的人，我认为，他只有两个地方可去：疯人院或绞刑架。”皇上没有听完，又似乎没有听见意大利人的话，他认出了鲍尔康斯基，便亲切地对他说：

“很高兴见到你，你到他们开会的地方去吧，在那里等着我。”皇上到书房去了。跟在他后面的有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和施泰因男爵，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安德烈公爵得到皇上的恩准，便和他在土耳其就认识的保卢奇到正在召开会议的客厅去了。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的职务好像是皇上的参谋长。沃尔康斯基从书房出来，把带进客厅的地图摊在桌子上，提出了几个问题，想听听与会诸君的看法。情况是这样，夜间接到了法军包抄德里萨营地的消息（后来发现是误传）。

阿姆菲尔特将军出人意料地首先发言，为了避开当前出现的难题，他提议构筑一个全新的、无法解释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想表明他也是有想法的）阵地，阵地位于彼得堡大道和莫斯科大道的一侧，按照他的看法，军队应当在那里集结待敌。看得出，这个计划是阿姆菲尔特早已拟就的，他现在陈述这个计划，目的不在于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这个计划也回答不了，主要是想利用机会把他的计划说出来。这是数以百万计的设想之一，这些设想和其他设想一样，都可以头头是道地提出来，尽管并不了解战争将具有怎样的特点。有些人提出异议，有些人维护他的看法。年轻的上校托尔比别人更激烈地反驳瑞典将军的意见，他在争辩时从一侧的衣袋里取出写满字迹的笔记本，要求允许他读给大家听。托尔在详尽的笔记中提出与阿姆菲尔特和普富尔的计划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作战计划。保卢奇反驳托尔，他提出了向前推进和发起进攻的计划，用他的话来说，唯有进攻才能摆脱盲动和陷阱，他把我们所驻扎的德里萨营地称为陷阱。在人们争论的时候，普富尔和他的翻译沃尔措根（他是普富尔在宫廷中与人沟通的桥梁）都默然不语。普富尔只是轻蔑地嗤之以鼻，并转过头去，表示决不降低身份去反驳他现在所听到的那种胡言乱语。但是当主持讨论的沃尔康斯基公爵请他发表意见时，他只是说：

“何必问我呢？阿姆菲尔特将军已经设想了后方完全暴露的一个绝妙的阵地。或者是进攻，这位意大利先生的主张很好！或者是撤退，也好。何必问我呢？”他说，“你们自己比我更高明啊。”但是沃尔康斯基皱起眉头说，他是代表皇上来征求他的意见的，这时普富尔站了起来，突然精神振奋地开始说道：

“一切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搞乱了，大家都想比我高明，现在却来找我：怎么改进呢？不用改进。一切都要严格按照我所阐明的基本原则执行，”他用几根骨瘦如柴的手指拍击桌子说，“什么难题？胡说，不值一提。”他走到地图前，迅速地说了下去，一根干瘦的手指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力图证明，任何偶然情况都无损于德里萨营地的合理性，一切都预见到了，如果敌人真的进行迂回，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被歼灭。

不懂德语的保卢奇开始用法语向他提问题。沃尔措根走过去帮助自己的法语讲得不好的上司，开始给他当翻译，勉强能跟得上他，普富尔讲得很快，竭力证明，一切、一切，不仅已经发生的情况，而且只要有可能发生的一切，他的计划都估计到了，如果现在发生了困难，那么一切过错就在于，并非一切都准确无误地得到了执行。他不断讥讽地笑着、证明着，终于轻蔑地不再证明了，正如一个数学家不再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验证一道已经得到证明的算题。沃尔措根代替他用法语继续阐述他的思想，时而向普富尔问道：“是这样吗，阁下？”普富尔像一个在战斗中晕头转向的人那样向自己人开起火来，对沃尔措根气愤地嚷道：

“得了吧，还多说什么呢？”结果保卢奇和米绍用法语异口同声地攻击沃尔措根。阿姆菲尔特用德语对普富尔开腔。托尔用俄语向沃尔康斯基进行解释。安德烈公爵默默地听着，观察着。

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最引起安德烈公爵同情的是那个恼怒、坚毅、莫名其妙地那么自信的普富尔。在所有在座的人之中，显然，唯有他不谋求任何私利，对谁都没有敌意，他只有一个愿望——将计划付诸实施，这个计划是根据他多年研究的理论制定的。他很可笑，他的冷嘲热讽也令人不快，然而他对思想的无限忠诚却令人肃然起敬。此外，除了普富尔，所有人的发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一八○五年的军事会议上是不曾有过的——那就是对拿破仑的天才的虽然掩饰却不可遏止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每个人的不同意见中都有所表现。他们觉得拿破仑是无所不能、防不胜防的，彼此以他的可怕的名字摧毁对方的设想。唯有普富尔似乎认为，拿破仑也像他的所有论敌一样是野蛮人。不过，除了敬意，普富尔还使安德烈公爵心存怜悯。根据近臣们和他说话的语气，根据保卢奇竟敢对皇上那样说他，主要是根据普富尔本人有些绝望的神情，可以看出，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他的垮台已为期不远。尽管他那么自信，尽管这个德国人唠唠叨叨地冷嘲热讽，可是他和他那梳得溜光的鬓发、后脑勺上翘起的几小撮头发显得可怜巴巴的。看来他虽然摆出气愤和轻蔑的架势来加以掩饰，其实他是处于绝望之中，因为现在通过大规模的实验来检验并向全世界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的唯一机会已不复存在。

讨论持续了很久，持续得越久，争论就越激烈，简直到了大声嚷嚷和人身攻击的地步，这样就更不可能从大家的发言中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安德烈公爵听着这种不同语言的谈话和那些设想、计划以及辩驳和叫嚷，只是觉得奇怪，竟然所有的人都在说话。他在军事活动中早就经常出现一种想法，认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军事科学，因而也不可能有任何所谓的军事天才，现在对他来说，这种想法已经是毫无疑义的真理了。“战争的条件和环境是未知的，也无法确定，作战的兵力如何更无法确定，那么能有什么理论和科学可言呢？谁都不可能知道，我军和敌军一天后的态势如何，而且谁都不可能知道，这支或那支部队的兵力如何。有时走在前面的不是胆小鬼，他不会大叫：‘我们被分割了！’然后拔腿逃跑，而是一个快乐、勇敢的人走在前面，高呼：‘乌拉！’——五千人的部队便抵得上三万之众，就像在申格拉伯恩那样，可是有时五万人在八千人面前逃跑，比如在奥斯特利茨。在战争中正如在任何实际活动中一样，一切都是无法确定的，一切都取决于无数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的作用决定于顷刻之间，可是谁也不知道，决定性的时刻何时到来，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什么科学可言呢。阿姆菲尔特说，我军被分割了，而保卢奇说，我们将法军置于两面夹击之中；米绍说，德里萨营地的不利之处在于它背靠大河，而普富尔说，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托尔提出一个计划，阿姆菲尔特提出另一个；两个计划都好，又都不好，任何态势的有利与否，只有在事件发生之后才能看得清楚。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说有军事天才呢？难道及时命令运来干粮并下令谁向左转、谁向右转的那个人就是天才？只是因为军人拥有光环和权力，许多卑鄙之徒才阿谀权势，赋予他们捏造的天才品质，称他们为天才。相反，我所知道的优秀的将军们都是愚钝或漫不经心的人。巴格拉季翁很优秀——这是拿破仑也承认的。而波拿巴这个人！我记得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的那副沾沾自喜而又冥顽不灵的嘴脸。一个好的统帅不仅不需要天才或某些特殊的品质，而且恰恰相反，他不能有人类那些最美好、最崇高的品质，诸如仁爱、诗人气质、温情和探索哲理的怀疑态度。他应当生性愚钝，坚信他所做的一切都非常重要（否则他就会缺乏韧性），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英勇无畏的统帅。他这个人千万不能爱上谁，不能心生怜悯，不能去考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然，自古以来就有人给他们杜撰天才的理论，因为他们拥有权势。能否取得战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某个人，他在队伍里大喊‘完蛋啦’还是高呼‘乌拉’，只有在这样的队伍里服役，才能满怀信心地认为，你是个有用的人！”

安德烈公爵在听别人议论时这样想，只是听到保卢奇在招呼他才清醒过来，这时已经散会了。

第二天检阅时皇上问安德烈公爵，他希望在哪里工作，于是安德烈公爵永远失去了在宫廷中的位置，因为他没有请求留在皇上身边，而是请求恩准他到部队去服役。

十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