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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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娜塔莎生病的消息，还没有完全康复、身体虚弱的伯爵夫人便带着彼佳和全家人来到了莫斯科，罗斯托夫一家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家里搬进自家的住宅，在莫斯科定居了。

娜塔莎的病很重，她对构成其病因的事件的想法、她的行为以及她与未婚夫的决裂都退居次要地位了，这对她和她的亲人都是一件幸事。她病成那样，不可能再去考虑，她在整个事件中所犯的错误有多大，可是她不吃、不睡、明显地日渐消瘦、咳嗽不止，医生们暗示，她还没有脱离危险。唯一要考虑的是治好她的病。医生们常来，单独或通过会诊用法语、德语和拉丁语喋喋不休，彼此责难，开出能治疗他们所知道的所有病症的各种各样的药方；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简单的道理，他们是不可能了解娜塔莎的病症的，正如不可能了解一个活人所患的任何一种病症一样，因为每一个活人都有他的特点，总是患有一种特别的病症——他所独有的、复杂的、医学所未知的新的病症，那不是医学所记载的肺部、肝脏、皮肤、心脏、神经等等的疾患，而是这些器官的疾患的无数综合征之一。医生们不可能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正如一个魔法师不会想到，他是不可能施行魔法的），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就是从事医疗，因为他们靠行医挣钱，还因为他们为此而耗费了毕生最好的年华。但主要的是，医生之所以不可能想到这个道理，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无疑是有益的，而且确实对罗斯托夫一家的所有人都有益。他们之所以有益，不是因为他们迫使病人吞服大多有害的物质（这种害处不易觉察，因为有害物质的剂量很小），然而他们是有益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和现在永远会有假郎中、算命先生、主张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的医生），因为他们能满足患者和关爱患者的人们的精神需求。他们能满足希望减轻病痛这种人类的永恒的需求以及对同情和采取行动的需求，人在病痛中是有这些需求的。他们能满足人类的一种永恒的需求，儿童以最原始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揉揉碰疼的地方。儿童碰疼了，便立刻跑到母亲、保姆的怀里，让她们在他疼痛的地方亲亲、揉揉，亲过了，揉过了，他就觉得好些了。儿童不相信，那些比他强壮、聪明的人会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痛楚。对减轻痛楚的希望以及母亲在替他揉搓时的怜惜的表情使他得到了安慰。医生对娜塔莎有益，因为他们亲着、揉着痛处，对她说，马上就不痛了，只要车夫到阿尔巴特街的药房去一趟，花一卢布七十戈比买来装在漂亮的小盒子里的药粉和药丸，只要娜塔莎每隔两小时一定按时按量用开水把药粉服下就行。

索尼娅、伯爵和伯爵夫人能做些什么呢，他们能眼睁睁地看着虚弱、消瘦的娜塔莎而无所事事吗？幸亏有这些按时服用的药丸、温开水、鸡肉饼以及医生嘱咐的种种生活琐事，对周围的人来说，遵从医嘱就是他们的任务和安慰啊。这些要求越严格、越复杂，周围的人就越是感到安慰。试想：要是伯爵不知道，娜塔莎的病花掉了他几千卢布，只要她能好起来，再花几千卢布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说，要是他不知道，她若不能康复，他不惜再花几千卢布带她到国外去请医生会诊；要是他不能详细地谈谈梅蒂维埃和费勒摸不准病情，弗里斯倒是摸准了，而穆德罗夫的诊断更准确，那么，自己爱女的病叫伯爵怎么受得了呢？要是伯爵夫人不能有时和病中的娜塔莎吵嘴，责怪她没有严格遵从医嘱，她还能做什么呢？

“要是你不听医生的话按时服药，”她说，因为气愤而暂时忘记了自己的悲痛，“你就一辈子也好不了！千万不可大意，你可能转为肺炎，”伯爵夫人说，在说到并非她一个人不懂的这个术语时，她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安慰。索尼娅要不是愉快地意识到，她为了随时准备严格地执行医嘱，在初期曾有三夜衣不解带，现在又为了不错过时间能及时从金色小盒子里取出毒性很小的药丸递给病人而深夜不眠，那么她还有什么事可干呢？甚至娜塔莎本人，尽管她说，什么药也治不好她的病，这一切都很无聊——连她也很高兴看到，大家都在为她尽心尽力，她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服药，而且她甚至很高兴，可以在藐视规定的时候表白，她不相信医药，也不在乎自己的生命。

有一位医生每天都来，号脉、瞧舌苔，他不理会她那沮丧的脸色，和她开着玩笑。可是他一走进另一个房间，伯爵夫人就急忙跟着去了，于是他神情严峻，若有所思地摇着头说，虽然有危险，但他希望这最后开的药能起作用，所以要等等看；病主要是精神上的，不过……

伯爵夫人竭力掩饰自己的动作，悄悄地往他手里塞了一枚金币，于是每次都安心地回到病人的身边。

娜塔莎的病状是吃得少，睡得少，咳嗽，一直萎靡不振。医生们说，不能让病人得不到医疗，因此把她留在城市的污浊的空气里。一八一二年罗斯托夫一家没有到乡下去。

尽管吞服了小罐子、小盒子里的大量药丸、药水和药粉，爱好小玩意的绍斯太太已经从小罐子和小盒子中挑选了一大堆收藏品，尽管离开了习惯的乡村生活，青春还是占了上风：娜塔莎的悲伤开始蒙上一层往日生活的印象，悲伤不再是压在心头的那么折磨人的痛楚，渐渐成为过去，于是娜塔莎的身体开始复原了。

十五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