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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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之所以对俄国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不能不去德累斯顿，不能不迷惑于荣耀的光环，不能不穿上波兰军服而陶醉于六月清晨那蓬勃进取的诱惑，不能不在库拉金面前，后来又在巴拉绍夫面前勃然大怒。

亚历山大之所以拒绝任何谈判，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个人受到了侮辱。巴克莱·德·托利努力出色地统领军队，是为了恪尽职守并赢得伟大统帅的声誉。罗斯托夫之所以投入对法国人的冲锋，是因为他忍不住要在平坦的旷野纵情驰骋。同样，所有那些不计其数的人，这场战争的参与者，都由于自己的天性、习惯、条件和目的而在采取行动。他们担心着、吹嘘着、高兴着、愤怒着、思索着，自以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是为自己在做，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历史的不由自主的工具，他们在起着自己并不了解、而我们后人却看得很清楚的作用。这就是所有置身于实际活动中的人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在人间阶梯上站得愈高便愈不自由。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们早已离开了自己的舞台，他们个人的利害得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那个时代的历史后果。

不过，如果我们假定，欧洲人应该在拿破仑的统率下深入俄国腹地，并在那里遭到灭亡，那么参加这场战争的人们的全部自相矛盾、毫无意义的残忍行动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了。

天意迫使所有这些人在追求各自的目标时促成一个重大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任何人（无论是拿破仑还是亚历山大，参加战争的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都丝毫没有想到的。

现在我们很清楚，一八一二年法军覆灭的原因是什么。谁也不会争辩，拿破仑的法国军队之所以覆灭，一方面是由于进军太晚，对冬季深入俄国腹地的远征缺乏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焚烧俄国城镇、激起俄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后的战争性质。可是当时谁也不曾预见到，唯有如此世界上一支由最优秀的统帅所率领的最优秀的八十万之众的大军，才会在冲突中败于俄军这样一支缺乏经验的统帅所率领的缺乏战斗经验而兵力不及对手一半的军队；这一点不仅谁也不曾预见到，而且从俄方来说，所有的努力往往对唯一能使俄国得救的态势起着阻挠作用，从法方来说，尽管有作战经验和拿破仑的所谓军事天才，所有的努力却都是在驱使军队于夏末之前冲到莫斯科，这就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自取灭亡。

现在法国作者们在有关一八一二年的历史著作中很喜欢说，拿破仑意识到了拉长战线的危险性，一直在寻求战机，他的元帅们都建议他在斯摩棱斯克停止前进，作者们还援引其他类似的论据证明，当时就对战役的危险性有了认识；而俄国的作者们更喜欢说，在战役开始之初就有一个诱使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的冷酷的作战计划，有的说拟定该计划的是普富尔，有的说是某个法国人，有的说是托尔，有的说是亚历山大皇帝亲自制定的，并援引各种笔记、方案和信函作为证据，其中确实有一些关于这种作战方式的暗示。但是所有这些关于事态的发展已在预料之中的暗示，无论它们出自法方还是出自俄方，现在被提出来，仅仅是因为事态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要是预料中的事态没有发生，那么这些暗示就会被遗忘，正如千百万种相反的暗示和预测现在已被遗忘一样，那些暗示和预测与事实不符，因而被遗忘了。对每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的结局永远会有无数预测，因而不论结局如何，总会有人说：“我当时就说过会这样，”完全忘了，在无数预测之中有过截然相反的预测。

关于拿破仑意识到了拉长战线的危险性以及俄方诱敌深入的推测显然属于这一类，历史学家只能牵强附会地认为，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有那种想法，而俄军将领有那样的计划。所有的事实都是和这样的推测完全矛盾的。不仅在整个战争期间，俄方从未有过诱敌深入的想法，而且敌人一进入俄境，俄方所做的一切就是要阻止他们，拿破仑不仅不怕拉长战线，而且高兴地把前进的每一步都看做自己的胜利，不再像他在以往的战役中那样积极地寻求战机了。

战役刚开始，我军的几个军团便被分割开来，于是我们力求达到的唯一目标就是让它们会合，若要撤退并诱敌深入，军团会师是毫无益处的。皇上留在军中是为了鼓舞士气，保卫俄国的每一寸土地，而不是要撤退。按照普富尔的计划修建巨大的德里萨营地，也不是打算再向后撤。皇上每一次都因为部队撤退而申斥总司令。不要说焚烧莫斯科，皇帝甚至无法想象会让敌人攻占斯摩棱斯克，而在军团会师之后，皇上大为震怒，斯摩棱斯克居然被占领、被焚毁而没有在城下进行一场大决战。

这是皇上的心境，但俄国将领和全体战士想到我军在向内地撤退更为愤怒。

拿破仑将我军分割后，向俄国内地挺进，几次放过了战机。八月，他在斯摩棱斯克只想着怎样向前推进，尽管我们现在看到，这次进军对他来说显然是毁灭性的。

事实清楚地说明，拿破仑没有预见到进军莫斯科的危险，亚历山大和俄军将领当时也没有想诱敌深入，而是在考虑相反的可能。拿破仑深陷俄国内地不是执行某人的计划的结果（没有人相信这种可能性），而是投身战争的人们的各种阴谋、目的和愿望的极其错综复杂的角逐的结果，他们没有去揣摩什么是必将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去揣摩什么是拯救俄国的唯一途径。一切都是无意中发生的。几个军团在战役开始时被分割开了。我们力图使它们会合，目的显然是要进行会战，阻止敌人进攻，可是我们在力图会师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与强敌交战，不由自主地成锐角形后退，把法军引到了斯摩棱斯克。我们成锐角形后退，是因为法军在两个军团之间推进，结果这种锐角就变得更尖了，不过这样说还不够，我们之所以退得更远，还因为巴克莱·德·托利这个不得人心的德国人是巴格拉季翁（他可能要受托利的领导）所痛恨的，于是指挥第二军团的巴格拉季翁想方设法尽可能拖延与巴克莱会合的时间，以免受他的节制。巴格拉季翁很久不肯会师（虽然会师是所有指挥官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觉得，他在会师的路线上会使自己的军团遭遇危险，对他来说，比较有利的是朝偏左和偏南的方向撤退，以便骚扰敌军的侧翼和后方。不过看来这是他想出来的借口，因为他不愿听命于他所痛恨而军衔又比他低的德国佬巴克莱。

皇帝在军队中是要鼓舞士气，而他的亲临、他不知如何决策的迟疑以及大批顾问和各种计划消耗了第一军团的行动能力，军团在撤退中。

原来估计能在德里萨营地停下来；可是想当总司令的保卢奇突然竭力对亚历山大施加影响，于是普富尔的整个计划被放弃，巴克莱奉命掌管全部军务。但是由于对巴克莱缺乏信任，他的权力是有限的。

军团分散，没有统一的领导，巴克莱不得人心；但是由于这种混乱、分散和总司令这个德国人的不得人心，一方面导致迟疑避战（如果军团已经会师，当指挥官的不是巴克莱，那么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招致对所有德国人的愈来愈强烈的愤恨而激起了爱国主义热情。

最后皇上离开了军队。为他的离去找到的唯一适当的借口是说，他必须在两个京城鼓舞民众，发动人民战争。皇上这次离开部队去莫斯科使俄国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两倍。

皇上离开军队是为了不妨碍总司令的统一指挥，希望能采取更果断的行动。但军队领导层的情况却更混乱了，更加软弱无能：本尼格森、大公和一大群侍从将军仍留在军中，以便监督总司令的行动并激励他的斗志，因而巴克莱在皇上的众多耳目的监督之下，觉得自己更不自由了，对采取果断行动更加谨小慎微，并且回避决战。

巴克莱主张谨慎。亲王暗示这是背叛，并要求进行大会战。柳博米尔斯基、勃拉尼茨基、弗洛茨基等人把这场纷争闹得沸沸扬扬，巴克莱只好以向皇上呈送文件为借口，把波兰籍的侍从将军们都支使到彼得堡去，并与本尼格森和大公进行公开的斗争。

不论巴格拉季翁多么不愿意，军团终于在斯摩棱斯克会师了。

巴格拉季翁乘着轿式马车驶近巴克莱的驻地。巴克莱披上武装带出迎，并作为下级军官向军衔较高的巴格拉季翁报告。巴格拉季翁经过内心斗争，尽管军衔高，还是宽宏大度地表示服从巴克莱。但是在表示服从之后，更不愿和他团结一致了。根据皇上的旨意，巴格拉季翁可以直接向皇上报告情况。他在给阿拉克切耶夫的信中写道：“任凭皇上发落，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这位大臣（巴克莱）共事。看在上帝分上，哪怕把我派到哪里去指挥一个团呢，我在这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整个司令部都是德国人，一个俄国人简直无法生存，在这里毫无意义。我本以为，我完全是在为皇上和祖国效力，其实是在为巴克莱服务。说实话，我不愿意。”勃拉尼茨基、温岑格罗德之流使军团总司令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部队准备在斯摩棱斯克前面进攻法军。一位将军被派去视察阵地。这位痛恨巴克莱的将军跑去找自己的一个当军长的朋友，在他那里待了一整天，回来见巴克莱，把未来的战场批评得一无是处，而他并没有到战场上去看过。

当我们为未来的战场问题争论不休、倾轧不已的时候，当我们寻找法军，错判了他们的位置的时候，法军与涅韦罗夫斯基的一个师遭遇，直逼斯摩棱斯克城下。

不得不为了保卫自己的交通线而在斯摩棱斯克仓促应战。大战开始了。双方各死伤数千人。

违背皇上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斯摩棱斯克终于被放弃。但斯摩棱斯克是受了省长欺骗的本城居民自己焚毁的，于是倾家荡产的居民们走向莫斯科，为其他俄国人做出了榜样，他们一路上只想着自己的损失，不断燃起对敌人的仇恨。拿破仑在进军，我军在撤退，终于导致足以战胜拿破仑的结果。

第二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