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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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全部原因之总和是人类的智力所不可企及的。但找出原因是人类的一种内心需求。人类的智力不深入探究现象得以产生的无数复杂的条件，而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可能被单独地看做原因，于是抓住最初的、最易于理解的一种近似条件说：这就是原因。在历史事件中（这里观察的对象是人类的活动），这种最原始的近似条件便是神的意志，后来是占有最显要的历史地位的人们，即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意志。但只要深入考察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实质，即深入考察参与该事件的广大群众的活动，便不难确信，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意志非但不能引导群众的活动，反而经常是被引导的。表面看来，对历史事件的意义怎样理解都无所谓。可是，一个人说，西方民族向东方进军，是因为拿破仑要这么干，另一个人说，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该当发生，其区别正如有些人硬说，地球是固定不动的，行星环绕地球运行，另一些人则说，他们不知道地球固定在什么东西上，但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的运行都是受规律的支配。历史事件除了一切原因的这个唯一的原因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原因。但是存在着支配事件发展的种种规律，其中有些是未知的，有些是我们摸索出来的。要发现这些规律是可能的，只要彻底放弃在个人意志中寻找原因的做法，正如发现行星的运行规律是可能的，只要不再把地球想象为固定不动的东西。

历史学家认为，在波罗金诺会战、莫斯科被敌军占领并被焚毁之外，一八一二年战争最重要的军事行动是俄军由梁赞大道向卡卢加大道和塔鲁季诺营地的运动，即所谓的向红帕赫拉后方的迂回。历史学家们把建立这一天才功勋的荣誉归于不同的人，并为这一功勋究竟属于谁而争论不休。甚至外国的，甚至法国的历史学家在谈到这次迂回时都称颂俄国统帅们的天才。可是，为什么军事著作家们及其后的所有人都认为，使俄国得到拯救而拿破仑遭到毁灭的这次迂回，是某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呢？——这是很难理解的。首先，很难理解，这次行军的谋略和天才表现在哪里；因为要懂得军队的最佳位置（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是在粮食较多的地方，这是无需多费心思的。任何一个人，甚至一个十三岁的笨孩子也不难懂得，一八一二年从莫斯科撤退后，军队的最佳位置是在卡卢加大道。总之，首先，很难理解，历史学家们是经过怎样的推理，认为这次行军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次，更难理解，历史学家们究竟从哪里看出，这次行军对俄国人是挽救，而对法国人是毁灭性的；因为在这次行军的同时及其前后若发生其他情况，那就很可能会使俄军遭到毁灭而拯救了法军。如果说这次行动后，俄军的处境有所改善，那么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次行动就是情况改善的原因。

倘若没有其他条件的配合，这次迂回不仅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会毁了俄军。如果莫斯科没有毁于大火，那么情况会怎样？要不是缪拉不知俄军去向呢？要不是拿破仑按兵不动呢？要是俄军在红帕赫拉附近根据本尼格森和巴克莱的建议打上一仗呢？倘若俄军在红帕赫拉后方行进时，法军攻击他们，情况又会如何？倘若后来拿破仑在进抵塔鲁季诺时进攻俄军，哪怕只用他进攻斯摩棱斯克的十分之一的兵力，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倘若法国人进军彼得堡，那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在所有这些假设中，迂回的拯救作用就会转变成自我毁灭。

第三，最不可理解的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故意不愿看到，这次迂回不能归因于任何个人，是任何人都不曾预见到的，这次行军正如在菲利的撤退一样，实际上谁也不曾对它有过完整的设想，而是一步又一步、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地从无数极其错综复杂的条件中逐渐形成的，只是在这次行军终于完成而成为既成事实之后，这时它才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在菲利的军事会议上，不言而喻，俄军将领的优先考虑是沿着下诺夫哥罗德大道直线后撤。证据是会议上的多数主张就是这样，主要的是会后总司令与主管军需的兰斯科伊的谈话。兰斯科伊向总司令报告，军粮主要是在奥卡河沿岸的图拉省和卡卢加省征集的，如果退往下诺夫哥罗德，那么在军队和储备的军粮之间就隔着一条宽阔的奥卡河，初冬时节要运送给养过河往往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迹象，说明必须偏离原来以为最合理的退往下诺夫哥罗德的那条直线。于是部队采取偏南的方向，走梁赞大道，这里离开储备的军粮更近些。后来由于法国人按兵不动，甚至不知俄军去向，由于考虑到要保护图拉的养马场，主要是由于靠近我方储备的军粮更为有利，部队不得不更加偏向南方，向图拉大道转移。在帕赫拉后方冒险转往图拉大道后，俄军将领曾想留在波多利斯克，根本没有想到塔鲁季诺的阵地；可是，由于情况的千变万化，原来不知俄军去向的法军重又出现，由于作战计划的需要，主要是由于卡卢加的军粮充足，我军不得不再向南移，转往我军粮道的中心地带，从图拉大道转往卡卢加大道向塔鲁季诺进发。正如无法回答莫斯科是何时放弃的问题一样，何时及何人决定向塔鲁季诺转移的问题也是无法回答的。只是部队在各种因地制宜的力量的作用下已经来到塔鲁季诺之后，人们才开始要自己相信，这正是他们需要并早就预见到的结果。

第二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