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字数:1762

波罗金诺会战及其后的莫斯科被占领和法国人不战而逃，是最可资借鉴的历史现象之一。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国家和民族在彼此之间发生冲突时，其对外活动表现为战争；军事上取得或大或小的胜利，直接增强或削弱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力量。

不论多么奇怪，历史的记述是，某个国王或皇帝和另一个皇帝或国王发生争执，于是集合军队向敌人的军队开战，获得胜利，打死了三千、五千或一万人，因而征服了一个有几百万人的国家和民族；不论多么难以理解，为什么仅占全民族力量百分之一的一支军队的失败会迫使该民族屈服——所有的历史事实（据我们所知的历史）都证明，下述论断是正确的，一个民族的军队对另一个民族的军队取得或大或小的胜利，是这些民族的势力扩大或削弱的原因，或至少是重要的标志。军队获得胜利，战胜的民族的权利立即扩大而有损于战败的民族。军队打了败仗，这个民族立即就会依照战败的程度而丧失其权利，在自己的军队彻底失败的情况下，则彻底屈服。

自古至今概莫能外（据历史记载）。拿破仑的所有战争都是这个法则的证明。依据奥地利军队战败的程度，奥地利相应地丧失了权利，而法国的权利和势力则得到扩张。法国人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使普鲁士丧失了独立。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一八一二年法国人在莫斯科附近获得胜利，占领了莫斯科，此后不曾有过新的战役，而灭亡的不是俄国，却是法国的六十万大军以及拿破仑帝国。为了迁就历史法则而歪曲事实，硬说波罗金诺会战的战场留在俄国人手中，在莫斯科被占领后发生的几次战役消灭了拿破仑的军队——这样牵强附会是不行的。

法国人在波罗金诺取得胜利后，非但没有进行过大的决战，甚至比较重要的战役也不曾有过，法国军队就灭亡了。这说明了什么？如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例，那么我们会说，这不是信史（历史学家在遇到不符合他们的尺度的历史现象时就使用这种遁词）；如果问题涉及只有少量部队参加的一次短暂的冲突，那么我们会把这个现象看做一个例外；然而这个事件就发生在我们的父辈眼前，对他们来说，这是祖国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这场战争是一切已知战争中最伟大的战争……

一八一二年从波罗金诺会战到驱逐法国人的这个战争阶段证明，赢得战争不仅不是征服的原因，甚至也不是征服的固有标志；证明决定各民族命运的力量不在于征服者，甚至不在于军队和战争，而在于某种别的东西。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在描述法军放弃莫斯科之前的情况时说，这支伟大的军队一切正常，只有骑兵、炮兵和辎重队例外，因为没有干草喂马匹和牛羊。这个困难是无法解决的，因为郊区的农民把自己的干草烧掉也不肯给法国人。

赢得战役并没有带来通常的结果，因为卡尔普和弗拉斯这两个农民在法国人撤走后，带着大车来到莫斯科抢劫城里人，丝毫没有表现出个人的什么英雄情怀，而无数这样的农民不愿为了约许给他们的好价钱而把干草运到莫斯科来，宁可放火烧掉。

让我们设想一下，有两个人要按照击剑的全部规则持剑决斗：击剑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一个突然感到自己受了伤——他明白，这可不是儿戏，而是关乎他的生死，于是弃剑不用，顺手抄起一根大棒挥动起来。想象一下吧，对手为了达到目的非常合理地使用着最顺手、最轻便的武器，又醉心于骑士传统，他想撇开事情的实质，坚决要求按照全部击剑规则决定胜负。可以想象得到，这样来描述这场决斗会产生多么混乱而模糊不清的说法。

要求按照击剑规则决斗的剑客是法国人；他的弃剑而抄起大棒的对手是俄国人；竭力要按照击剑规则解释一切的是记述这个事件的历史学家。

从斯摩棱斯克大火后开始了一场不符合过去的任何战争传统的战争。焚毁城乡、打后即撤、在波罗金诺奋力一击而又退却、莫斯科的放弃和大火、抓捕趁火打劫的散兵游勇、拦截运输物资、开展游击战——所有这一切都是背离规则的。

拿破仑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摆好剑客的正确姿势停留在莫斯科，看到的不是剑而是举在自己头上的大棒，从这时起他就不断地向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抱怨，说战争违反了所有的规则（好像杀人也有什么规则似的）。尽管法国人抱怨不遵守规则，尽管一些地位很高的俄国人不知怎么觉得用大棒战斗不好意思，而要完全按照规则摆出第四种或第三种架势，用第一种架势巧妙地跨出一个箭步等等，人民战争的大棒还是以其全部威严而雄伟的力量，不理会任何人的口味和规则，但目标明确，不问是谁只要是法国人就傻气而干脆地狠揍，直至彻底粉碎敌人的入侵为止。

这样的民族有福了，他们不像法国人在一八一三年那样，完全按照规则鸣放礼炮，倒持剑柄，优雅而彬彬有礼地把剑交给宽大为怀的胜利者，而这样的民族是有福的，他们在经受考验的时刻，不问别人在类似情况下怎样按规则行事，干脆而轻松地抡起大棒狠揍，直至心中的屈辱之感和复仇的渴望被蔑视和怜悯所取代。

第三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