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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这封信还没有呈交皇帝的时候,一天在吃饭时,巴克雷转告博尔孔斯基说,皇帝要亲自召见安德烈公爵,向他垂询有关土耳其的情况,当天下午六时安德烈公爵来到贝尼格森的寓所。
这一天皇帝行辕接到一件可能危及我军的拿破仑的新的行动的消息,后来证明这个消息不确。这天早晨,米绍上校陪同皇帝视察德里萨工事,他向皇帝证明说,普弗尔所构筑的这个防御阵地,被认为是空前的战术杰作,它可以致拿破仑于死地,其实,这个阵地毫无意义,是俄国军队的坟墓。
安德烈公爵来到贝尼格森将军的寓所。寓所坐落在河岸上的地主的大住宅。贝尼格森和皇帝都没有在那儿;皇帝的侍从武官长切尔内绍夫接待博尔孔斯基,对他说,皇帝带领贝尼格森和保罗西今天第二次视察德里萨阵地工事,对阵地工事是否适用开始引起极大的怀疑。
切尔内绍夫在一进门的房间里,坐在窗口看法国小说。这个房间从前大概是个大厅;屋里还有一架风琴,风琴上堆着一些地毯,墙角放着贝尼格森的副官的行军床。这个副官就坐在那儿。他显然被宴会或者事务弄得精疲力尽,坐在卷起的铺盖上打瞌睡。厅里有两道门:一道门通原先的客厅,右首的门通书房。从第一道门里传来用德语,有时用法语的谈话声。在那原先的客厅里,遵照皇帝的意思召集一次非军事的会议(皇帝喜欢含含糊糊),出席会议的,只是一些由于目前的困境皇帝想知道他们的意见的人。这不是军事会议,好像是为皇帝个人阐明某些问题而召开的特邀会议。被邀请出席这次非正式会议的有:瑞典将军阿姆菲尔德,侍从武官沃尔佐根,温岑格罗德——就是拿破仑称之为法国逃亡者的那个人,米绍,托尔[20],完全不是军人的施泰因伯爵,最后是普弗尔本人,安德烈公爵听说,他是一切事情的主脑。因为安德烈公爵到后不久普弗尔才来,向客厅走过去的时候,曾停下来和切尔内绍夫谈了一会儿,所以安德烈公爵趁机细细打量了他一番。
普弗尔穿一件剪裁很差的俄罗斯式的将军服,他像化装游行的人似的,把一件不合身的衣裳裹在身上,乍一看,安德烈公爵觉得面熟,其实他从未见过他。在他身上具有魏罗特尔、马克、施米特以及其他许多安德烈公爵在一八○五年见过的德国军事理论家所具有的特点;但是他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更典型。像这么一位集上述那些德国人的特点于一身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安德烈公爵还从未见过。
普弗尔个子不高,很瘦,但是骨架大,体格粗壮,臀部宽阔,肩胛骨有棱有角。他满脸皱纹,眼窝深陷。他额前鬓角的头发虽然匆忙地梳过,可是脑后的头发一撮撮的翘起,显得很可笑。他走进房间,心神不安地忿忿地东张西望,好像他对他走进去的那间房里的一切,都觉得可怕似的。他笨手笨脚地扶着佩刀,和切尔内绍夫说话,用德语问他皇帝在哪儿。看样子,他想尽快穿过房间,结束行礼和问候,在地图前面坐下来着手工作,他才觉得舒服。他听了切尔内绍夫说皇帝去视察他普弗尔亲自按照他自己的理论构筑的工事,他匆匆地点点头,带着讽刺的意味笑笑。他自言自语嘟囔了一句,那声音就像所有自信的德国人一样,低沉而且急促。他好像在说:愚蠢[21]……或者:整个事情都要完蛋[22]……或者:哼,有好戏看啦。[23]安德烈公爵听不清他说话,想走过去,可是切尔内绍夫把他介绍给普弗尔,并且说,安德烈公爵从土耳其刚回来,那儿的战事幸运地结束了。普弗尔向安德烈公爵瞟了一眼,与其说是看他,不如说只是目光扫过他看别处,然后大笑说:“对啦,那一仗准是战术运用得正确。[24]”他轻蔑地笑笑,就向那传出说话声的房间走去了。
普弗尔本来容易发脾气挖苦人,现在竟有人背着他视察他的阵地而且妄加指责,显然惹得他格外恼火。安德烈公爵从这次和普弗尔短暂的会见,再靠他对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回忆,给这位将军勾画出一幅鲜明的画像。普弗尔是那些自信到不可救药、一成不变、宁愿殉道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这种人只能是德国人,因为只有德国人根据一种抽象观念——科学,也就是根据臆想的完美无缺的真理的知识,才有这样的自信。法国人之所以自信因为他认为他本人不论在智力还是在肉体,不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迷人力量。英国人很自信,其理由是他是世界上组织最完善的国家的公民,再者,一个英国人永远知道他应当做什么,而且知道他作为一个英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毫无异议地正确。意大利人之所以自信,因为他总是激昂慷慨,容易忘掉自己和别人。俄国人自信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完全知道的。德国人那种自信比哪一种都坏,比哪一种都顽固,比哪一种都可厌,因为德国人想象他知道真理,科学,其实那真理是他杜撰的,然而他认为那是绝对的真理。普弗尔显然就是这样的人。他有他的科学——他从腓特烈大帝战争史得出的迂回运动论,他所看到的现代战争史中的种种事例,他觉得那些都是毫无意义、野蛮、杂乱无章的冲突,作战的双方都犯了无数的错误,以致那些战争都不能称之为战争:它们不符合理论,不能作为研究的对象。
一八○六年,普弗尔是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两地结束战斗的那场战争的计划拟定人之一;但是他从那场战争的结局中一点也没看出他的理论的错误。相反,在他看来,没有照他的理论去做,是失败的唯一原因。他以其特有的幸灾乐祸的讽刺口吻说:“我早就说过,整个事情都要完蛋。[25]”普弗尔属于那种理论家,他们太爱自己的理论,甚至忘了理论的目的是在实际中应用;他们由于爱理论而憎恨一切实际,连知道都不愿知道它。他甚至为失败而高兴,因为实际背离了理论,才招致失败,这对于他只能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
他和安德烈公爵及切尔内绍夫说了几句有关当前战争的话,当时他那神情仿佛说,我早就知道一切都要弄糟的,他甚至对这有点得意。他那脑后未曾梳理的一撮撮翘起的头发和匆匆梳过的鬓角都说明了这点。
他走进另一个房间,立刻从那儿传出他那低沉而愤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