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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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公爵还未来得及用目光把普弗尔送走，贝尼格森就匆匆地走进来，向博尔孔斯基点点头，脚不停步地给他的副官一些指示，就进书房去了。皇帝还在后面，贝尼格森赶到前面来准备迎接皇帝。切尔内绍夫和安德烈公爵走到门廊台阶上。面带倦容的皇帝下了马。保罗西侯爵对皇帝讲着什么。皇帝向左侧低着头，听保罗西非常热烈地絮叨，看来皇帝想结束谈话，开始向前走，但是那个满脸通红、神情激动的意大利人，竟然忘记礼节，跟在他后面继续说：

“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保罗西说，这时皇帝已经走上台阶，看见安德烈公爵，打量了一下他所不熟识的面孔。

“陛下，”保罗西仿佛按捺不住，不顾一切地继续说，“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我看他只有两个地方好去：一个是疯人院，一个是绞刑架。”皇帝没听完，也许根本没有听那个意大利人的话，认出博尔孔斯基，就和蔼地对他说：

“很高兴看见你，去参加他们的会吧，在那儿等等我。”皇帝走进书房。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施泰因男爵跟着他走进去，把门带上。安德烈公爵利用皇帝的许可，和他在土耳其就认识的保罗西一起走进正在那儿开会的客厅。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担任类似皇帝的参谋长的职务。他带着一卷地图从书房出来，走进客厅，把地图摊在桌上，转达了几个问题，想听听与会诸位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情况是，夜里接到一个消息(后来证实不确)，说法军要迂回进攻德里萨阵地。

首先发言的是阿姆菲尔德将军，他出人意外地提出一个完全新的、毫无道理的(只不过表示他也能提出一个意见)方案——在通往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路旁侧构筑阵地，他认为应当在那儿集结军队等待敌人，这样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显然，阿姆菲尔德的这个计划早就拟好了，他现在陈述它，与其说目的是为了对提案予以解答(实际并未解答)，不如说是利用这个机会把它发表出来。这是无数建议中的一个，这些建议如同其他的建议都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如果不顾及战争具有怎样的具体特点的话。有些人反对他的意见，有些人赞成。年轻的上校托尔比别人都热烈地反对瑞典将军的意见，在争论的当儿，他从衣兜里掏出写满字迹的笔记本，请求让他念一遍。托尔从长篇大论的笔记中提出一个与阿姆菲尔德和普弗尔完全不同的作战计划。保罗西在反驳托尔时，提出一个向前挺进和进攻的计划，照他说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摆脱无所适从的状态和我们所处的陷阱(他这样称呼德里萨阵地)。在这些争论进行的时候，普弗尔和他的译员沃尔佐根(他是普弗尔和宫廷关系的桥梁)一言不发。普弗尔只是轻蔑地哼哧鼻子，把脸扭过去，表示他绝对不屑于反驳他现在听到的废话。当主持讨论的沃尔孔斯基公爵请他发表意见时，他仅仅说：

“何必问我?阿姆菲尔德将军已经提出一个后方暴露的绝妙的阵地。或者进攻，这位意大利先生提出的意见，很好嘛![26]或者退却。也很好[27]。何必问我?”他说。“你们对一切不是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吗?”可是沃尔孔斯基皱紧眉头说，他是代表皇帝问他的，于是普弗尔站起来，忽然兴致勃勃，开始说：“一切都破坏了，一切都弄乱了，人人都想表示他比我高强，可是现在又来求我。怎么补救呢，没有什么要补救的。要丝毫不差地按照我规定的原则去做，”他用瘦骨嶙峋的指头敲着桌子说。“困难在哪儿?胡说，小孩子的玩意儿[28]。”他走到地图前面，用枯槁的指头点着地图，开始急速地讲起来，他证明任何意外的情况都不能改变德里萨阵地的适当性，一切都预见到了，如果敌人真的要迂回，那么它就一定被消灭。

保罗西不懂德语，用法语向他提问。沃尔佐根来帮助法语说得不好的他的长官，为他做翻译，他几乎追不上普弗尔的话，普弗尔急速地证明说，一切的一切，不惟已经发生的，就连可能发生的一切，在他的计划中都预见到了，如果现在有困难的话，那全部的过错都在于没有分毫不差地执行他的计划。他不断露出讥讽的冷笑，反复地证明，最后，轻蔑地停止了证明，正像一个数学家停止用各种方法验算一道已经证明正确无误的算题一样。沃尔佐根继续用法语代他说明他的思想，不时地对普弗尔说：“对不对，大人?[29]”普弗尔有如一个在战斗中杀红了眼的人，打起自家人来了，愤怒地呵斥沃尔佐根，说：“那当然啰，还用得着解释吗?[30]”保罗西和米绍齐声用法语向沃尔佐根进攻。阿姆菲尔德用德语对普弗尔说话。托尔用俄语向沃尔孔斯基解释。安德烈公爵默默地听着，观察着。

在所有的人里面，最能引起安德烈公爵同情的，就是那个愤怒、坚决、固执己见的普弗尔。在所有在座的中间，显然只有他不为个人着想，不敌视任何人，一心只想实践那按照他多年辛苦研究出来的理论所拟定的计划。他是可笑的，他的冷嘲热讽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他对自己的理想的无限忠诚，却令人肃然起敬。此外，除了普弗尔，在所有人的发言里面，有一种一八○五年的军事会议中所没有的共同特点，——这就是在每个反驳中虽然掩饰而仍然流露出对拿破仑的天才的恐惧和惊惶失措。他们都设想拿破仑无所不能，对于他防不胜防，都用他的可怕的名字互相推翻彼此的设想。似乎只有普弗尔一个人认为拿破仑和反对他的理论的人都是野蛮人。但是，除了尊敬的感情以外，普弗尔还使安德烈公爵觉得可怜。从宫廷大臣们对他的态度来看，从保罗西胆敢对皇帝说出那些话来看，主要的，从普弗尔本人有点失望的表情来看，很显然，别人都知道，连他本人也感觉到，他倒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虽然他很自信，具有德国人那种嬉笑怒骂的性格，他连同他那梳光的鬓角和脑后翘起的一撮撮头发，都使人觉得可怜。他表面虽然愤怒和蔑视，其实他已经绝望了，因为用大规模的实验来检验和向全世界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的唯一机会，现在从他的手中失掉了。

讨论继续了很久，他们越是讨论得久，争论就越激烈，甚至大喊大叫，互相毁谤，因而也就更不能从所有的发言中得出一个概括的结论。安德烈公爵听了各种语言的说话声以及这么多的设想、计划、辩驳和叫喊，他对他们所说的话，只有不胜惊讶而已。自他从事军事活动以来，很早而且常常就有一个想法——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军事科学，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所谓军事天才，现在在他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真理了。如果一场战争的条件和环境没弄清楚也不可能弄清楚，参加战斗的兵力也无从弄得明确，那怎么谈得上关于那场战争的理论和科学呢?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敌我两方明天会是怎样的处境，谁也不可能知道这个或那个部队的力量如何。有时候，不是胆小鬼在前面喊：“我们被切断了!”——于是就开始溃逃了，就是一个快活的、大胆的小伙子在前面喊：“乌拉!”——一个五千人的部队就抵得上三万人，申格拉本战役就是这样的；有时五万人就会在八千人面前逃跑，例如奥斯特利茨战役。在这种军事行动中一如其他一切实践中一样，根本谈不上什么科学，因为什么情况都无法明确，一切都取决于无数的条件，而那些条件起作用的时间，又在谁也料想不到的顷刻之间。阿姆菲尔德说，我军被切断了，而保罗西则说，法军陷入我军夹击之中；米绍说，德里萨工事之无用，乃至于它是背河布阵，而普弗尔则说，这正是阵地的威力所在。托尔提出一个计划，而阿姆菲尔德提出另一个计划；都好，也都不好，任何建议的好坏只有在事件过程完成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那么为什么人人都在谈军事天才呢?难道一个人能够及时下令送面包干，指挥哪个向左，哪个向右就算天才吗?只不过因为有些军人被授予荣誉和权势，而一群蝇营狗苟的坏胚子趋炎附势，把本来并不具有的天才品质赋予权势，于是人们便称他们为天才。其实正相反，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将军都是一些愚人，或者是一些漫不经心的人。巴格拉季翁是最好的，连拿破仑也承认。还有波拿巴本人!我记得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那副自鸣得意的蠢相。一个好统帅不仅不需要天才和某些特殊的品质，而且相反，他需要缺少那些最高尚、人类最优秀的品质——仁爱、诗人气质、温情、从哲学探究问题的怀疑精神。他必须目光短浅，坚信他所作所为非常重要(不然他就不会有足够的耐心)，只有这样，他能成为一个勇敢的统帅。上帝保佑，千万别成为那种人——今天爱惜什么人，明天又怜惜什么人，老掂掇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不言而喻，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自古以来人们就已经为他们编造一套天才的理论。其实，军事功勋获得与否，并不取决于他们，而取决于队伍中喊：“我们完了!”或者喊：“乌拉!”的人。只有在这些队伍里服务，你才能怀着自己有用的信心。

安德烈公爵一面听着议论，一面这样思考着，直到保罗西叫他，他才醒悟过来，这时大家都离开座位要走了。

第二天阅兵的时候，皇帝问安德烈公爵想在哪儿服务，安德烈公爵没有请求留在皇帝身边，却请求到军队服务，这样他就永远失去了置身于宫廷的机会。

十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