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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伯爵夫人接到娜塔莎生病的消息后，虽然她尚未康复，很虚弱，她还是带着彼佳和全家来到莫斯科，于是罗斯托夫全家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家搬到自己的住宅，并且完全在莫斯科住下来。
娜塔莎的病很严重，甚至关于她的病因、她的行为和与未婚夫决裂的思虑，都已退到次要的地位，这对她本人和对她的双亲倒是一桩幸事。她病得这么厉害，已经使人不再去想她在这一切事情中有多少过错，她不吃不喝，夜不成眠，眼看着消瘦下去，经常咳嗽，从医生的言谈中，知道她的病很危险。现在只想千方百计挽救她。医生们来给娜塔莎看病，有时会诊，说了很多法语、德语、拉丁语，互相指责，开了他们所知道的医治各种疾病的各式各样的药方；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他们不可能知道娜塔莎所患的病，正像不可能知道一个活人所患的任何一种病：因为每一个活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总是有特殊的、前所未有的、复杂的、不见于医典的疾病，不是医书上写的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等等，而是各种器官的无数病症同时发作的综合症中的一种。这个简单的道理不可能进入医生的头脑(正像巫师不会去想他的巫术不灵一样)，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就是治病，因为他们就是靠这吃饭，还因为他们在这上面消耗了他们一生最好的年华。而且，这个想法之所以不可能进入医生们的头脑，主要的还因为他们看到他们之有益是勿庸置疑的，而且对于罗斯托夫全家也的确有益处。他们有益并不是因为强迫病人吞掉大部分有害的东西(害处几乎感觉不出，因为毒性很小)，但是他们是有益的，必需的，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江湖郎中、巫婆、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的原故)，因为他们满足了病人和关心病人的人们的精神需要。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就会有减轻痛苦的需要、同情和行动的需要，于是他们就来满足这种人类永恒的需要。满足这种人类永恒的需要——在儿童身上则表现为最原始的形式——抚摩一下碰痛的地方。小孩磕着碰着，立刻投到母亲或者保姆怀里，要人吻吻和揉揉疼痛的地方，大人给他揉揉或者吻吻疼痛的地方，他就觉得轻松些。儿童不相信家里最有力、最聪明的人会没有办法消除他的疼痛。于是，减轻痛苦的希望，当母亲抚摩他的肿处时表示的同情，就给了他安慰。医生对娜塔莎是有益的，因为他们亲吻和抚摩她的疼痛，他们使人相信：只要车夫到阿尔巴特药房去一趟，花一卢布七十戈比买一点用好看的盒子包装的药粉和药丸，只要每隔两小时——一定不多也不少，用开水服下那些药，准会药到病除。
如果不按时给丸药，给温和的饮料，给鸡肉饼，不遵守医生对一切生活细节的嘱咐(遵照医嘱做这些事是全家的慰藉)，那么，索尼娅，伯爵和伯爵夫人岂不是无事可做了吗?他们怎么可以不采取任何措施，眼看着娜塔莎就这样瘦弱下去呢?事情弄得越严重，越复杂，周围的人就越感到安慰。假如伯爵没有为娜塔莎的病花费数千卢布，而且为了把病治好再花数千卢布；假如她还不见好，他不惜花几千卢布送她出国，在那儿给她会诊；假如他不能详细讲一讲梅蒂维埃和费勒如何不懂医道，弗里茨如何高明，而穆德罗夫如何诊断得更好；——假如他没能办到这一切，他对爱女的病怎么能够忍受下去呢?如果伯爵夫人不能有时和生病的娜塔莎吵吵嘴，为了她未能完全遵照医嘱，那么，伯爵夫人岂不是无所事事了吗?
“像你这样不听医生的话，不按时吃药，就永远别想好!”她气恼得忘了自己的忧愁，说。“这不是好玩的，你会弄成肺炎的，”伯爵夫人说出这个不只她一个人不懂的医学术语后，就已经感到莫大的安慰了。假如索尼娅没有得到这样的喜悦感：她在开头的三夜不曾脱衣裳，准备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行事，而且现在她也经常熬夜，为了不错过给病人服下那装在金色小盒里的有点毒性的药丸，那么，她会怎么样呢?甚至娜塔莎本人，显然她也说任何药都治不了她的病，这一切都是胡闹，——她也高兴地看到人们为她做出这么多的牺牲，她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服药。她甚至高兴她不遵从医生的嘱咐，以表示她不相信医疗和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医生天天来，号脉，看舌苔，不理会她那悲伤的表情，和她说说笑笑。可是当他走进另一个房间，伯爵夫人紧跟着他走进去的时候，他就换了一副严肃的面孔，若有所思地摇着头，说，虽然有危险，他希望这最后一剂药能奏效，要等着瞧；病多半是在精神上，但是……
伯爵夫人极力不让自己和医生察觉，把一枚金卢布塞到医生手里，每次都是怀着宽慰的心情回到病人那儿。
娜塔莎的症候是吃得少，睡得少，咳嗽，精神总是萎靡不振。医生说病人不能离开医药，因此就让她在空气窒息的城里待着。一八一二年的夏天罗斯托夫全家没有到乡下去。
虽然服了大量的药丸、药水和药粉，爱好小玩意的肖斯太太收集了一大批盛药的小瓶和小盒，虽然缺少已经习惯了的乡村生活，但是青春占了上风：娜塔莎的悲伤开始蒙上一层日常生活的印象，已经不那么痛苦地揪她的心了，渐渐地成为过去了，娜塔莎身体渐渐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