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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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之所以同俄国开战，是因为他不能不去德累斯顿，不能不被荣誉冲昏了头脑，不能不穿波兰军服，不能不受六月早晨的诱惑而野心勃勃，不能不先是当着库拉金的面，而后是当着巴拉舍夫的面大发雷霆。

亚历山大之所以拒绝一切谈判，是因为他觉得他个人受了侮辱。巴克莱·德·托利尽力以最好的方式统率军队，是为了恪尽职守和赢得伟大战略家的荣誉。罗斯托夫之所以跃马向法军冲锋，是因为他一见平坦的田野就按捺不住要纵马驰骋。同样，参加这场战争的无数的人都是按照他们各人的禀性、习惯、条件和目的而行动的。他们畏惧，虚荣，欢乐，愤慨，议论，认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事，知道他们那样做都是为着自己，其实他们都是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他们进行着他们自己不明白而我们却了然的工作。所有实际的活动家不可改变的命运就是这样，而且他们官做得越大，自由就越少。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个人的兴趣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当时的历史后果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天意差使这些人竭力追求他们私自的目的，从而造成一个巨大的后果，当时没有一个人(不论是拿破仑还是亚历山大，更不用说战争的某一个参加者)对这个后果有一丝一毫的预见。

现在已经清楚一八一二年法军覆灭的原因。再不会有人争论，拿破仑的法国军队覆灭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深入俄国腹地，却迟迟不作过冬的准备；二是由于焚烧俄国城市和在俄国人民中激起对敌人的仇恨，从而激化了战争的性质。但是，当时不惟没有人预见到(现在似乎很明显了)，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使世界上最优良的、由最优秀的统帅指挥的八十万军队在碰到最没有战斗力、缺乏经验、而且由缺乏经验的统帅指挥的俄国军队时，遭到覆灭；不仅没有人预见，而且在俄国人方面，经常全力以赴地妨碍那唯一能够拯救俄国的事情的实现，同时在法国人方面，虽然拥有经验丰富和所谓天才军事家拿破仑，却用尽一切力量在夏末把战线拉长到莫斯科，也就是做那使他们必然走向灭亡的事情。

在有关一八一二年历史论著中，法国的作者总是津津乐道拿破仑如何感觉到战线拉长的危险，他如何寻找决战的机会，他的元帅们如何劝他在斯摩棱斯克停下来，并且引一些别的论据，证明当时已经感到那场战争的危险；而俄国的作者更喜欢谈论什么战役一开始就有一个引诱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的西徐亚人的战争计划，这个计划有人说是普弗尔拟的，有人说是某个法国人拟的，有人说是托尔拟的，有人说是亚历山大皇帝本人拟的，并且援引了一些笔记、方案和书信，其中果然有这种作战方案的暗示。但是，所有这些对既成事实的预见的暗示，不论是俄国人作出的还是法国人作出的，之所以现在公诸于世，只不过因为既成的事件证实了这些暗示。如果事件没有实现，这些暗示就会被人遗忘，就像当时成千上万相反的暗示和设想，由于不正确而被人遗忘一样。对于每一事件的结局，总有许多预测，不管事件的结局是什么，总有人会说：“我当时就说过，非是这样不可，”而无数全然相反的预测却被忘得一干二净。

说拿破仑已经意识到战线拉长的危险，在俄国人方面，说诱敌深入俄国腹地，显然都是属于这一类预测，而史学家只有非常牵强地才能把这种想法强加在拿破仑身上，把那些计划强加在俄国军事将领身上。全部事实都与这些预测完全相反。在战争初期，在俄国方面，不仅没有诱敌深入俄国腹地的意图，而且在法国最初入侵俄国的时候，却千方百计地阻止法军的深入，拿破仑不仅不怕战线拉长，而且每前进一步就当作胜利而得意洋洋，也不像过去各次战役那样急于寻找决战的机会。

战争刚一开始，我们的军队就被切断，我们当时努力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各支军队的会合，虽然军队的会师对于退却和诱敌深入腹地并没有好处。皇帝御驾亲临部队，是为了鼓舞部队坚守每寸俄国土地，而不是为了退却。按照普弗尔的计划，在德里萨部署庞大的阵营，不再向后撤退。每后退一步，总司令就受到皇帝的斥责。慢说焚烧莫斯科，就是让敌人打到斯摩棱斯克，对皇帝说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当军队会合起来的时候，皇帝对斯摩棱斯克的失陷和焚毁，未能背城打一大仗，极为愤懑。

皇帝这样想，而俄国的将领和俄国全民一想到我们退到腹地，更加愤慨。

拿破仑把俄军切断后，继续向俄国腹地推进，放弃了几次决战的机会。八月他在斯摩棱斯克一心只想如何继续前进，虽然我们现在看出，这种继续深入对于他显然是毁灭性的。

事实雄辩地说明，拿破仑既没有预见到向莫斯科进军的危险，亚历山大和俄国将领们当时也没有打算引诱拿破仑深入，而且他们所想的都是一些相反的东西。拿破仑被引进俄国腹地，并不是出自某人的计划(谁也不相信有这种可能)，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是由于那些看不出必然会发生什么，也不知拯救俄国唯一方法的参战人员的一系列的勾心斗角、私自的目的和欲望所起的极其错综复杂的作用。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几支军队在战役初期被切断。我们努力会合各军的目的，显然是要打一仗，阻止敌人的进攻，但是在力求会合时避免和最强大的敌人作战，不自觉地形成锐角形往后撤退，这样我们就把法军引到斯摩棱斯克。我们成锐角形撤退，并不完全是因为法军在两支军队之间推进，——这个夹角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锐，我们也就越退越远，那是因为巴克莱·德·托利是一个不负众望的德国人，当他的下级的巴格拉季翁憎恨他，巴格拉季翁统率着第二军，尽可能地拖延不与巴克莱会师，为了不受他指挥。巴格拉季翁迟迟不去会师(虽然会师是所有指挥官的主要目标)，因为他觉得，在行军中他的军队会受到危险，最好是更向左向南退却，一面骚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在乌克兰补充他的军队。看来，他所以打这个主意，是因为他不愿意隶属于可憎的、级别比他低的德国人巴克莱。

皇帝在军队里驻跸，是为了鼓舞军队，但是他的御驾亲征和犹豫不决，以及大批的顾问和计划，消耗了第一军的战斗力，于是这个军撤退了。

本来打算坚守德里萨阵地的；可是突然间，一心想当总司令的保罗西以其充沛的精力影响亚历山大，于是普弗尔的全部计划就被放弃了，一切军务都托付给巴克莱。但是巴克莱不孚众望，他的权力是有限的。

军队被打散了，没有统一的指挥，巴克莱没有声望。一方面，由于这种混乱，军队被切断，这位德国人总司令的声誉不高，就出现了犹豫不决和避免战斗(如果军队集结一起，而且不是巴克莱指挥军队，那就非打一仗不可)，另一方面，对德国人的愤慨和爱国热情的激发，越来越高涨。

后来皇帝终于离开军队，给他离开军队找到一个唯一最好的借口，那就是他必须鼓舞首都的人民掀起一场人民战争。皇帝的莫斯科之行使俄国军队壮大了三倍。

皇帝离开军队是为了不妨碍总司令的权力的统一，希望以后能够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但是军队中的领导情况更加混乱和无力。贝尼格森、大公和一大群高级侍从留在军队中监视总司令的行动，并且给他鼓劲，巴克莱觉得他处在这些国家的耳目之下更不自由了，对于决定性的行动更审慎了，总是避免作战。

巴克莱主张慎重。皇太子暗示这是通敌，要求决战。柳博米尔斯基、布拉尼茨基、弗洛茨基之流的人物，吵得是这么凶，使得巴克莱借口给皇上递送文件，把这帮波兰高级侍从打发到彼得堡，然后对贝尼格森和大公进行一场公开的斗争。

最后，不管巴格拉季翁怎么不乐意，终于在斯摩棱斯克会师了。

巴格拉季翁驱车前往巴克莱的官邸。巴克莱佩上肩带出来迎接，并向级别比他高的巴格拉季翁报告。巴格拉季翁极力做得宽宏大量，虽然级别高，仍然做他的部下；但是做了部下，和他更合不来了。按照皇帝的命令，巴格拉季翁亲自向皇上报告。他在给阿拉克切耶夫的信中写道：“我皇的旨意，但是我无论如何同那位大臣(巴克莱)无法相处。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随便把我派到哪儿，哪怕让我指挥一个团，而在这里我待不下去；整个大本营都是德国人，俄国人简直受不了，而且毫无意义可言。我原以为我忠心耿耿地为皇上和祖国服务，而结果却为巴克莱服务，老实说，我是不情愿的。”一群布拉尼茨基、温岑格罗德之流的人物越发搅坏了各司令之间的关系，结果更不统一了。准备在斯摩棱斯克向法军进行一次进攻。一个将军被派去视察阵地。这个将军憎恨巴克莱，他骑马到一个朋友——军团长那儿坐了一整天，然后回到巴克莱那儿，对他没有看见的未来战场说得一无是处。

正当在未来的战场问题上争吵不休和施展阴谋诡计的时候，正当我们寻找法军而弄错他们的所在地的时候，法军突破涅韦罗夫斯基的师团，抵达斯摩棱斯克城下。

为了挽救我们的交通线，必须在斯摩棱斯克打一场毫无准备的战斗。仗是打了。双方都阵亡数千人。

斯摩棱斯克在违反皇帝和全民的意志情况下放弃了。但是斯摩棱斯克是居民受省长的欺骗自己焚毁的，倾家荡产的居民给别的俄国人做出了榜样，他们老想着自家的损失，心中燃起对敌人的怒火，向莫斯科逃去。拿破仑继续前进，我们后退，结果是拿破仑必然失败。

第二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