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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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们要告辞,但是安德烈公爵好像不愿意和他的朋友单独在一起,请他们坐一会儿,喝杯茶。板凳和茶都拿来了。军官们不无惊奇地望着皮埃尔肥胖庞大的身躯,听他讲莫斯科的情形,讲他在巡视中见到的我军的部署。安德烈公爵沉默不语,他的神情是那么不愉快,弄得皮埃尔在讲话时不得不更多地对着和善的营长季莫欣,而较少地对着博尔孔斯基。

“那么整个军队的部署你都清楚了?”安德烈公爵打断他的话。

“是的,怎么?”皮埃尔说。“我不是军人,不敢说全弄懂了,但大体的部署总算弄清楚了。”

“哪里,你比谁都知道得多。”安德烈公爵说。

“是吗!”皮埃尔狐疑地说,从眼镜上方看安德烈公爵。“您对任命库图佐夫有什么看法?”他说。

“我对这个任命非常高兴,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安德烈公爵说。

“请您谈谈您对巴克莱·德·托利有什么意见?在莫斯科天知道人家都怎样谈论他。您觉得他怎样?”

“你问他们,”安德烈公爵指着军官们说。

皮埃尔带着虚心请教的微笑望着季莫欣,大家全都带着同样的微笑看他。

“自从勋座阁下上任以来,大人,大家又看见光明[58]了,”季莫欣说,他怯生生地不时看看他的团长。

“那是为什么呢?”皮埃尔问。

“就比如柴火或者饲料吧,我向您报告。我们从斯文齐亚内撤退时,连一根树枝、一根干草或者什么的,都不敢动。我们走后,他[59]得了,不是这样吗,大人?”他对公爵说,“你可不能动。为了这种事,我们团有两名军官被送交军事法庭了。可是勋座阁下来了,这类事就不算回事了。我们看见光明了……”

“那么他为什么禁止呢?”

季莫欣不好意思地向周围望了望,对这个问题不知如何回答。皮埃尔又向安德烈公爵问这个问题。

“为了使地方不遭到破坏,好留给敌人受用,”安德烈公爵刻薄地挖苦说。“理由很充分:不许抢劫地方,不让士兵养成抢劫的习惯。在斯摩棱斯克他的判断也正确,他说法国人可能包围我们,因为他们的兵力比我们强。但是他不能明白一个事实,”安德烈公爵忽然用脱口而出的尖厉的声音喊道,“他不能明白,我们在那儿第一次为俄罗斯土地而战斗,我在军队中从来没有见过那样高昂的士气,我们一连两昼夜打退了法国人,这一胜利使我们的力气增加十倍。他命令撤退,所有的努力和损失都白费了。他不是内奸,他努力把一切都做得尽可能地好,把一切都考虑得尽可能周到;但是正因为这样,他是不中用的。他现在不中用,正是由于他像每一个德国人一样,对于每件事都认真而精细地考虑。怎么对你说呢……譬如说吧,你父亲有一个德国仆人,他是一个顶好的仆人,比你更能满足你父亲的一切要求,当然让他干下去;但是假如你父亲病得要死了,你就把这个仆人撵了,你亲自笨手笨脚伺候你父亲,你比那个熟练的、然而却是一个外国的仆人,更能安慰他。巴克莱就是这样。当俄国平安无事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可以服侍它,他是一个顶好的大臣,可是一旦它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就需要自家的亲人了。而你们俱乐部的人却胡诌说他是内奸!诽谤他是内奸,到后来只能为你们错误的非难而羞愧,忽然由内奸捧为英雄和天才,那就更不公道了。他是一个诚实的、非常认真的德国人……”

“可是,听说他是一个精明的统帅呢,”皮埃尔说。

“我不懂什么是精明的统帅,”安德烈公爵嘲笑地说。

“精明的统帅,”皮埃尔说,“他能预见一切偶然的事件……他能猜到敌人的意图。”

“但这是不可能的,”安德烈公爵说,仿佛在说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

皮埃尔惊奇地看了看他。

“不过,”他说,“大家都说,战争就像下棋。”

“是的,”安德烈公爵说,“不过有点区别,下棋每走一步,你可以随便想多久,下棋不受时间的限制,另外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马永远比卒子强,两个卒子比一个卒子强,而在战争中,一个营有时比一个师还强,也有时反倒不如一个连。任何人都弄不清军队的相对力量。相信我,”他说,“如果说参谋部的部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我就在那儿从事部署工作了,但是我没有那样做,而荣幸地到这儿,到团里服务,和这些先生们共事,我认为明天的战斗确实取决于我们,而不是取决于他们……胜利从来不取决于将来,也不取决于阵地,也不取决于武装,甚至不取决于数量;特别是不取决于阵地。”

“那么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士气——我的,他的,”他指着季莫欣说,“以及每个士兵的士气。”

安德烈公爵向季莫欣看了一眼,季莫欣惊恐地、困惑不解地望着他的团长。安德烈公爵一反他那平时矜持的沉默寡言,现在似乎激动起来。他显然忍不住要说出意外地来到他的脑际的那些思想。

“谁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谁就能胜利。为什么奥斯特利茨战役我们吃了败仗?我们的损失几乎和法国人一样,但是我们过早地认输了,——所以就败了。而我们所以认输,因为我们无须在那儿战斗:一心想快点撤离战场。‘打败了——赶快逃跑吧!’于是我们逃跑了。假若直到明天我们都不说这话,那么,天知道会是怎样的情况。明天我们就不会说这话了。你说:我们的阵地,左翼太弱,右翼拉得太长,”他继续说,“这全是扯淡,完全不是这回事。明天我们面临着什么?千百万个形形色色的偶然事件在瞬息之间就决定了胜负,这要看:是我们还是他们逃跑或者将要逃跑,是这个人被打死,或者那个人被打死;至于现在所做的一切,全是儿戏。问题是,和你一起巡视阵地的那些人,不仅对促进整个战役的进展不会有所帮助;而且只有妨碍。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小小的利益。”

“在这关键的时刻吗?”皮埃尔责备说。

“在这关键的时刻,”安德烈公爵重复了一句,“对他们来说,这个时刻不过是能够暗害敌手和多得一个十字勋章和绶带的机会罢了。明天对我来说,那就是:十万俄国军队和十万法国军队聚在一起互相厮杀,事实是,这二十万人在厮杀的时候,谁打得最凶,不惜牺牲,谁就会战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管那儿出现什么情况,也不管上层是如何妨碍,明天我们一定胜利。明天不管那儿怎么样,我们一定胜利!”

“大人,这就是真理,千真万确的真理,”季莫欣说。“现在还有什么人怕死!我那营的兵,您信不信,都不喝酒了:他们说,不是喝酒的时候。”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军官们站起来。安德烈公爵同他们走出棚屋,对副官发出了最后一些命令。军官们走后,皮埃尔走近安德烈公爵,正要开口讲话,他们听见离棚屋不远的路上有马蹄的声音,安德烈公爵往那边一看,认出是沃尔佐根和克劳塞维兹[60],一个哥萨克跟随着。他们一边谈话,一边走近来,皮埃尔和安德烈公爵无意中听到以下的几句话:

“战争应当移到广阔的地带,这个意见我十分赞赏,[61]”其中一个说。

“啰,是的,”另一个说,“目的在于削弱敌人,不应计较个人的得失。[62]”

“,是的,”第一个同意说。

“是的,移到广阔地带[63],”当他们走过后,安德烈公爵怒冲冲地哼了一声。“留在童山的我的父亲、儿子、妹妹,就在那广阔地带。这对他无所谓。刚才我不是对你说来着,——这些德国先生们明天不是去打赢这场战斗,而是尽其所能去搞破坏,因为德国人的头脑中只有连一个空蛋壳都不值的空洞理论,而他们心里就是缺少明天所必需的东西,也就是季莫欣所有的那种东西。他们把整个欧洲都奉送给他了,现在来教训我们——真是好教师啊!”他又发出一声尖厉的喊叫。

“那么,您认为明天这一仗能打胜吗?”皮埃尔说。

“是的,是的,”安德烈公爵漫不经心地说。“如果我有权的话,我要做一件事,”他又开口说,“我不收容俘虏。俘虏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些骑士。法国人毁掉我的家园,现在又在毁掉莫斯科,他们每分钟都在侮辱我,现在还在侮辱我。他们是我的敌人,在我看来,他们全是罪犯。季莫欣以及全军都有同样的看法。应该把他们处死!他们既然是我的敌人,就不能成为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在蒂尔西特是怎样谈判的。”

“是的,是的,”皮埃尔眼睛闪着亮光,望着安德烈公爵,说,“我完全、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从莫扎伊斯克山下来这一整天使皮埃尔不安的那个问题,现在他觉得十分清楚了,完全解决了。他懂得了这场战争和当前的战役的全部意义和重要性。他在那天见到的一切,他所看见的那些大有深意的严肃的表情,被一种新的光辉照亮了。他懂得了物理学所说的潜在的热,他看见那些人脸上都有这种潜在的爱国热,这使他明白了那些人为什么那样从容地、仿佛满不在乎似的去死。

“不收容俘虏,”安德烈公爵继续说。“单这一条就能使战争改观,减少一点战争的残酷性。因而现在我们在战争中所奉行的——简直令人作呕,诸如宽大为怀之类。这种宽大和同情——类似千金小姐的宽大和同情,她一看见被宰杀的牛犊就晕倒;她是那么慈善,见不得血,但是她却津津有味地蘸着酱油吃小牛肉。我们谈论什么战争法,骑士精神,军使的责任,对不幸者的怜悯,等等。全是废话。一八○五年我领教过什么叫骑士精神和军使的责任:他们欺骗我们,我们也欺骗他们。他们抢劫人家的住宅,发假钞票,最坏的屠杀我的孩子们和我的父亲,同时大谈什么战争的规律和对敌人的宽大。不收容俘虏,而是屠杀和赴死!谁要是到我这个地步,遭受过同样的痛苦……”

安德烈公爵想过,莫斯科不论失守与否,就像斯摩棱斯克已经失守一样,对于他都无所谓,可是突然间,他的喉咙意外地痉挛起来,停住不说了。他默默地来回走了几趟,他的眼睛像发热病似的闪闪发光,当他又说起话时,嘴唇哆嗦着:

“如果战争没有宽大,那么我们就只有在值得赴死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才去打仗了。那时,就不会因为保罗·伊万诺维奇得罪了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而开战了。只有像现在这次战争,才算是战争。那时,军队的紧张程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那时,拿破仑所率领的这些威斯特法利亚人和黑森人[64]就不会跟随他到俄国来了,我们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到奥国和普鲁士去打仗了。战争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生活中最丑恶的事情,应当了解这一点,不要把战争当儿戏。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可怕的必然性。这就在于:去掉谎言,战争就是战争,而不是儿戏。不然,战争就成为懒汉与轻浮之辈喜爱的消遣了……军人是最受尊敬的阶层。但是什么是战争呢?怎样才能打胜仗?军界的风气是怎样的?战争的目的是杀人,战争的手段是间谍,叛变,对叛变的鼓励,蹂躏居民,为了军队的给养抢劫他们或者盗窃他们;欺骗和说谎被称为军事的计谋。军人阶层的风尚是没有自由,也就是说,守纪律,懒惰,愚昧无知,残忍成性,荒淫和酗酒。虽然如此,军人却是人人都尊敬的最高阶层。所有帝王,只有中国例外,都穿军服,而且谁杀人最多,谁就得到高级奖赏……就像明天那样,人们凑在一起互相屠杀,有好几万人被杀死和被打成残废,然后为了杀死许多人(甚至夸大伤亡的数字)举行感恩祈祷,宣布胜利,认为杀人越多,功劳就越大。上帝怎样从天上看他们、听他们啊!”安德烈公爵喊道,声音又尖又细。“啊,我的好朋友,近来我太难过了,我发现我懂得太多了。人不能吃那可以分辨善恶的果子[65]……唉,日子不长了!”他又说。“不过,你该休息了,我也该睡了,你快回戈尔基吧,”安德烈公爵突然说。

“噢,不!”皮埃尔回答说,用吃惊、同情的目光望着安德烈公爵。

“走吧,走吧:战斗前必须睡个好觉,”安德烈公爵重复说。他快步走到皮埃尔跟前,拥抱他,吻他。“再见,你走吧,”他喊道。“我们会不会再见,不会……”他连忙转身走进棚屋。

天已经黑了,皮埃尔看不清安德烈公爵脸上的表情是凶恶还是温柔。

皮埃尔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考虑他是跟他进去还是回去。“不,他不愿意我再进去!”皮埃尔在心里自问自答,“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深深叹口气,就骑马回戈尔基去了。

安德烈公爵回到棚屋里,躺在毯子上,怎么也睡不着。

他闭上眼。一幅幅图画在他脑际轮番地出现。他长久地、欢快地停留在一幅图画上。他生动地想起在彼得堡的一个晚上。娜塔莎带着兴高采烈的兴奋神情,对他讲去年夏天她去采蘑菇时,在大森林里迷了路。她不连贯地向他描述森林的幽深、她当时的心情,以及和一个她遇见的养蜂人的谈话,她时时中断她的讲述,说:“不,我不会说,我说得不对;不,您不了解,”虽然安德烈公爵抚慰她,说他了解,而且也的确了解她要说的一切。娜塔莎不满意自己说的,——她觉得,那天所感受的,她要倾诉的那种诗意的激情没有表达出来。“那个老人是那么好,森林里是那么黑……他是那么慈善……不,我不会讲,”她红着脸,激动地说。安德烈公爵当时望着她的眼睛微笑着,现在也同样快活地面带笑容。“我了解她,”安德烈公爵想道。“不仅了解,而且我爱她那内在的精神力量,她那真诚,她那由衷的坦率爽直,她那仿佛和肉体融为一体的灵魂……正是她这个灵魂,我爱得如此强烈,如此幸福……”他突然想起他的爱情是怎样结束的。“他丝毫不需要这些东西,他完全看不见也不了解这些东西。他只看到她是一个好看的、娇艳的小姑娘,他不屑于同她共命运。而我呢?直到现在他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快活。”

安德烈公爵仿佛被人烧了一下似的,跳起来,又在棚屋里走来走去。


二十四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