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二月里，一个天色阴暗的日子。大块大块乌云，像刚砍倒的一段段圆木，几乎低垂到地面上来。大雪有如絮棉一般，三心二意地落在被人践踏过的旷野里。眼前虽是一片昏暗，但掩盖不了有棱有角的四周景物。屋顶和人行道的线条，显得很清晰，一点儿都不走样。
这是肯尼科特离家以后的第二天。
她憋在家里闷得发慌，就跑出去溜达一会儿。那天气温是零下三十度，实在太冷了，叫她感到怪不舒畅的。寒风从两幢房子之间的空旷处冲着她吹来，刺扎着她的肌肤，啮噬着她的鼻子、耳朵和脸颊。她赶紧飞快地奔跑，这儿躲躲，那儿藏藏。在谷仓的遮挡下喘口气，然后躲避到一块广告牌后，感到满心喜悦。那块广告牌上面横七竖八地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各式招贴，一层盖着一层，被糨糊弄得斑斑驳驳，简直不堪入目。
街道尽头，有一片橡树林，这不禁使她联想到印第安人、打猎和滑雪鞋。她沿着土埂上的小房子步履艰难地进入旷野，来到了一座农庄和一座覆盖着冰雪的小山冈。她身上穿着一件海狸鼠皮大衣，头上戴着一顶海豹皮帽，她那少女一般娇嫩的两颊上，完全看不到嫉妒成性的乡下人所常有的一道道皱纹。她伫立在满目荒凉的山坡上，显得非常不协调，正如一只红羽翠翎的北美红雀掉落在一块浮冰上一样。她居高临下，俯瞰着戈镇的景色。鹅毛大雪正从大街小巷毫无拦阻地一直飘落到莽莽大草原上，看来整个戈镇再也找不到一块地方可避风雪了。鳞次栉比的房屋，只不过是白茫茫的大地上的点点黑斑罢了。她的身体由于刺骨的寒风而颤抖着，她的心儿则因为那种沉寂落寞之感而颤抖着。
她急匆匆往回跑，来到了乱糟糟的市街上，直到此刻，她心所向往的，正是大城市商店橱窗和餐厅里令人炫目的黄色灯光；或是一片原始森林，狩猎人穿着带兜帽的皮夹克，手里拿着一支来复枪；或是谷仓前一块场地，从那里总是送来一股股热气腾腾的暖流，还不时听到老母鸡和牛羊的喧闹声；当然，绝不是那些灰不溜丢的房子，那些积满了冬天烤火后扔掉的炉灰的院子，那些堆满了脏雪、污泥和冰块的道路。冬天的魅力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在最近的三个月里，天气还要继续冷下去，直到明年五月为止。积雪将要越来越脏，人们御寒的能力也将越来越差了。她心里在纳闷，为什么那些可敬的公民们在严寒的天气以外，硬是还要加上冷冰冰的偏见，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的人们那样，善于娓娓而谈，使自己的心灵感到更加温暖舒畅呢。
她绕着戈镇的四郊走了一圈，还看了一下“瑞典洼地”的贫民窟，只要有三户人家连在一起，其中至少有一户是属于贫民窟的。萨姆·克拉克曾经夸口说过，在戈镇，“你根本找不到像大城市里常有的贫困现象，这儿有的是就业机会，根本用不着救济，谁要是日子过得不太好，那肯定是因为他太偷懒，得过且过”。但是现在，夏日里草木葱绿的面具早已给揭掉了，卡萝尔发现了困苦和绝望。在一间顶上铺着焦油纸，用薄木板搭成的小房子里，她看见洗衣婆斯坦霍夫太太正在灰蒙蒙的蒸汽里干活。她的儿子才六岁，正在屋外劈木柴。那个孩子身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外套，系着一条有如脱脂乳一般的蓝色围脖。他手上戴着一副红手套，皲裂了的指骨节从手套的破洞里露了出来。他不时搁下活儿，往指骨节上呵呵热气，无缘无故地哭叫起来。
新搬来的一户人家是芬兰人，把一间废置不用的马厩当作自己的家。一个年过八旬的老汉，这会儿正沿着铁路在捡煤渣。
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觉得，她要是这时慷慨解囊的话，那些自诩为民主国家的独立不羁的公民们，就一定会勃然大怒。
卡萝尔看到了镇上百业兴旺的景象，她的那种寂寞感觉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铁路调车场上，有一长列货车正在调头；谷仓、贮油罐、屠宰场在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奶酪制造厂里，停放着庄稼汉的运货雪橇和一堆堆牛奶罐头；一间令人奇怪的石头房子，门前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注意危险——此处存放炸药”。在充满欢乐气氛的墓碑刻制工场里，有一个一味注重实利的雕刻匠，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小牛皮外套，一面在凿打一块晶光瓦亮的花岗石墓碑，一面在嘘嘘嘘地吹口哨。杰克逊·埃尔德的小锯木厂，散发着松木刨花的清香味儿和圆锯锯木时吱嘎吱嘎的响声。这里首屈一指的企业，是由莱曼·卡斯担任总经理的戈镇面粉公司。尽管这家公司大大小小的窗子上都覆盖着一层面粉，但这里仍然是全镇最热闹的地方。工人们正在把一圆桶一圆桶面粉推到一辆货车车厢里去；有一个庄稼人坐在两辆雪橇连在一起的长橇上的一包包小麦上，跟一个买小麦的客户争吵不休；面粉厂里，机器轰隆隆地响着，推动水车的水流还没有结冰，正在汩汩地流着。
卡萝尔在静谧闲适的家里待了好几个月，现在听到工厂里机器隆隆响，真是耳目为之一新。她恨不得自己也能到这家工厂来上班，真不乐意当什么自由职业者的太太了。
她走回家去，路上经过一个很小的贫民窟。在一间铺着焦油纸的小房子的没有门扉的门口，站着一个身穿毛糙的褐色狗皮外套，头戴护耳黑绒帽的男人，一个劲儿在瞅着她。那个男人的脸膛方方正正，看上去很自信；他那狐狸般的褐斑胡子，使人想起了走南闯北的江湖好汉。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两手插在旁边的口袋里，嘴里衔着一只烟斗，不慌不忙地往外喷烟圈。看他的年纪，大概是在四十五岁上下。
“你好，肯尼科特太太。”他拖长调子说。
她想起来了——这人经常在镇上打短工，入冬以来还找他修过火炉呢。
“哦，你好。”她似乎有点儿心绪不安地说。
“我的名字叫伯恩斯塔姆。大家都管我叫‘红胡子瑞典佬’，你还记得吗？我一直盼望有机会再跟你见见面呢。”
“是——是的，我刚才到四郊去看了一下。”
“别谈啦。真是乱七八糟。没有下水道，也没有人打扫街道。而那些路德会的牧师和天主教的神父，净是代表什么艺术和科学。可是，俺们瑞典洼地里的这些穷哥儿们，他妈的，日子过得并不见得比你们的弟兄们差劲。谢天谢地，俺们用不着到芳华俱乐部去，像猫儿一样围着久恩尼塔·海多克呜呜呜地叫。”
卡萝尔自以为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听这个满身烟臭的短工称兄道弟地说了一通话，却觉得很不自在。说不定她丈夫给他看过病。但是不管怎么说，她还得要保持自己的尊严。
“是的，芳华俱乐部也并不见得总是那么有趣。今天天气又是很冷，可不是吗。哦——”
伯恩斯塔姆说话，当然不会像致告别词那样讲究客气了。他压根儿也不想把额前的头发往后捋一下。他的眉毛上下跳动着，仿佛它们富有强大的生命力似的。他咧开嘴微微一笑，继续说道：
“也许我不应该用这么尖刻的话儿来谈论海多克太太和她的那个‘庄严’的芳华俱乐部。我说，我要是被请过去跟那一拨太太小姐坐在一块儿，准要叫我笑破肚皮了。我想，在她们的眼里，我是一个贱民。肯尼科特太太，我在镇上被人看成是坏蛋：戈镇的无神论者，而且依我看，我一定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反正不喜欢银行家和老牌共和党的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嘛。”
卡萝尔本想马上离开这里，但不知怎的反而留下来听他的高见了。她转过脸来朝着他，连她的皮手筒也放下来了。她咕哝着说：
“是的，依我看，你的想法不错。”她自己肚里的怨气也一下子涌上来了，“你要是想批评一下芳华俱乐部，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她们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哦，她们可不是！……金元的标记早已把十字架从人们面前赶跑了。但是，这么一来，我也就没得劲儿了。我喜欢干啥就干啥，我想她们也应该这样。”
“那么，你自称是贱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穷是穷，但我见了富人并不眼红。我是个老光棍。我挣到的钱已然够我吃的喝的，所以，我就独个儿坐下来，自己握着自己的手，抽抽烟，读读历史书，我可不乐意帮着埃尔德老兄和卡斯老爹去发大财啦。”
“你——我想，你说不定读过很多书。”
“是的。我只不过是漫无目的地翻翻罢了。我干脆告诉你吧：我是一头孤独的狼。我贩卖过马，给人家锯木头，还在林场里干过活，排干沼泽地的水，我可算得上是第一流的行家。我一直巴望自己能上大学。不过，我心里也在嘀咕，也许我会觉得真的学起来是够慢的，弄得不好，他们说不定就会把我赶出大门。”
“你可真是一个怪人，先生。”
“我姓伯恩斯塔姆。全名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半拉子美国血统，半拉子瑞典血统。通常人们管我叫‘爱说大话，爱发牢骚的倒霉鬼，对我们这里什么事总是摇头不满意’。不，不对，我这个人一点儿都不怪，不管你是指哪一方面说的！我只不过是个书呆子。也许书我读得太多，反而消化不了。也许是懂一点皮毛，是半瓶醋吧。不过，首先我就得懂‘一点儿皮毛’，你要知道，人家都说当一个穿斜纹布工装裤的激进派，这就是最起码的条件。”
他们两人都咧着嘴笑了起来。接着她问：
“你说芳华俱乐部里的人都很傻，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哦，你要相信，我们这些刨根究底的人，当然了解你们那个有闲阶级咯。肯尼科特太太，按我的眼光来看，在这个崇拜大男子主义的镇上，实际上真正有头脑的人，我这里不是指会记账的头脑，会打野鸭子的头脑，或者是喜欢打孩子屁股的头脑，而是指真正富有想象力的人，那就只有你、我、盖伊·波洛克，还有面粉厂那个领班。尽管他是个领班，但他还是个社会主义者。（千万不要告诉莱曼·卡斯！莱曼开除一个社会主义者，比开除一个盗马贼还要快！）”
“尽管放心，我不会告诉他的。”
“这个领班跟我老是抬杠。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派党员，相信那一套教条，真是吓人啊。他希望只要说说‘剩余价值’之类的辞藻，就可以用来改造一切，比方说，从开伐森林一直到鼻子出血。他喜欢读祈祷书，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跟埃兹拉·斯托博迪、莫特教授，或是朱利叶斯·弗利克鲍相比，他简直可以说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化身了。”
“听你这样谈论他，倒也是别开生面呢。”
他像小学里一个男孩子一样，把鞋子尖一下子扎进了雪堆。“胡说八道。你以为我多嘴爱唠叨，是不是？不错，我承认，碰到像你这样的人，我心里确实很想谈一个痛快。你也许急着要赶路，免得鼻子给冻坏了。”
“你说得真不错，我想这会儿我该走了。可是，请告诉我：在中学里教书的舍温小姐，你为什么没有把她列入本镇知识分子名单里呢？”
“我想，她也许应该包括在名单里面。就我听到的，凡是跟革新沾上边的事情，她都是有份的，这一点许多人还不了解呢。她让沃伦牧师太太担任妇女读书会会长。这位牧师太太以为是自己在管理读书会，其实后台老板却是舍温小姐。她唇焦舌敝地从中游说，促使镇上所有生活悠闲的太太们好歹也做了一点儿事情。不过，顺便提一下，你知不知道，我对那些不痛不痒的改革压根儿不感兴趣。我说，戈镇好比是一艘船，船底上爬满了藤壶[5]，舍温小姐要修补船底那些漏洞，一直是在两手不停地忙着把船里的水舀出去，而波洛克也要修补那些漏洞，但他却在声嘶力竭把诗念给水手们听！至于我呢，就是要把那艘船拉到岸上来，把那些蹩脚的修船工匠通通赶走。于是，我就从龙骨开始往上修，一定要把船重新修造好。”
“是呀——我想那——那一定会好得多呢。不过，这会儿我得马上赶回家去。你看，我那倒霉的鼻子快要冰冻了。”
“我说，你不妨进屋来暖一暖，看看老光棍的窝儿是个啥样子。”
她迟疑不定地看看他，看看那间矮棚屋，又看看那个院子。院子里乱糟糟的，堆着不少劈柴和薄木板，还有一只没有铁箍的洗衣盆。她显得有点儿局促不安，可是伯恩斯塔姆简直没有给她考虑的时间。他马上伸出手来，作出一种欢迎她的姿态，仿佛在说，她完全可以自己拿定主意嘛，这会儿她不再是一个“可敬的已婚女子”，而完全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用颤抖着的声音说：“好吧，就待一会儿，让我的鼻子暖一暖。”她又往街上扫了一眼，确实没有人在监视，才一溜烟飘进小屋去。
她在那里停留了一个钟头光景。她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这个“红胡子瑞典佬”更加殷勤待客的主人。
他总共只有一个房间：松木地板上光秃秃的，自然铺不起毡毯之类的东西，工作台也很小，贴着墙壁有一张被褥惊人整洁的吊床，一只大肚子火炉，看上去好像一颗炮弹，火炉后面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摆着一只煎锅和一只带有灰色斑点的咖啡壶；两张土里土气的椅子——一张是用半只圆桶做的，另一张是七歪八斜的木板拼成的——此外还有一排五花八门的书籍，其中有拜伦[6]、丁尼生[7]和斯蒂文生[8]的作品，一本内燃机手册，一部索尔斯坦·维布伦[9]的著作，一本字里行间点得密密麻麻的论文专著，题名：《家禽和牲畜的管理、饲养、疾病与良种繁殖》。
房间里只有一张图画——是杂志上的一张彩色插页，画的是哈茨山[10]上乡间尖屋顶茅舍的景色，使人想到了德国民间传说中调皮的小精灵和金发女郎。
伯恩斯塔姆并没有特别巴结她。他只说：“你不妨把大衣敞开，两脚搁在火炉前面的那只箱子上。”他把自己的狗皮外套扔到吊床上，就坐在那张圆桶做成的椅子上，瓮声瓮气地说：
“是呀，也许我是个粗汉子，可是，我替人打短工，不靠天，不靠地，照样能自立，这一点恐怕像银行职员那样的上等人都办不到吧。有时候，我要是得罪了哪一个傻瓜蛋，也许部分是因为我想不出高招来（老实说，对于上等人的那套规矩，我还不算是完全外行，我晓得出门拜客穿礼服大衣时应该配上什么样的裤子），但主要还是因为我别有一番用意。《独立宣言》里有那么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说每一个美国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直到今天，整个约翰逊县里还记得这句话的，恐怕就只剩我一个人啦。
“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了埃兹拉·斯托博迪。他一个劲儿看着我，瞧他的那副神气，活像是要我牢牢记住，他是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物，大概价值二十万块钱吧。他说：‘嗯，伯恩奎斯特——’
“‘我的名字叫伯恩斯塔姆，埃兹拉。’我回答说。其实，我姓啥叫啥，明明他都知道的。
“‘哦，不管你叫啥名字，’他接着说，‘我知道你有一把机器圆锯。我要你上我家来锯四大堆枫木。’
“‘这么说，承蒙你看得起我，是吗，嗯？’我故意显得天真地说。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要你在礼拜六以前来锯木头’，他说这话，实在够精明的。一个普通工人，竟敢跟一位身穿破旧皮大衣、腰缠二十万大洋、到处转悠的阔佬儿顶起嘴来了！
“‘当然有关系咯，’我这样说，是存心气气他，‘你怎么知道我见了你就不腻味呢？’他听了好像也没有恼火！‘就是不行，’我说，‘我还得再考虑考虑，我压根儿不想给你贷款。到别的银行去申请吧，此处概不贷款。’说完，我扭头就走，连一眼都没有看他。
“当然咯，也许是我脾气太坏——而且又很傻。不过，我觉得镇上总得要有一个人，能够超然独立，敢于顶撞这位银行家！”
他离座去热咖啡，给卡萝尔斟满了一杯，继续说下去，时而富于挑衅性，时而又深表歉意。他渴望获得友情，同时发现她对他的无产阶级哲学表示惊讶，感到很有意思。
她在门口告别时暗示说：
“伯恩斯塔姆先生，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担心别人说你太会装腔作势吗？”
“嘿！就揍他们的嘴巴呗！比方说，我是一只浑身银白色的海鸥，有那么一小撮可怜巴巴的海豹冲我嘎嘎嘎叫，我管它干什么？”
驱使她飞也似的穿过市镇的，不是她背后的风，而是来自伯恩斯塔姆的嬉笑怒骂的那一股子巨大冲力。她劈面看了久恩尼塔·海多克一眼；莫德·戴尔无意中对她点点头，她却昂首阔步在他面前走过去了；她回到家里，满面春风出现在碧雅跟前。她打电话给维达·舍温，要她“今儿晚上来一趟”。她兴致勃勃地弹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那些雄壮的乐曲旋律，仿佛就是铺着焦油纸的矮棚屋里那位有说有笑的红色哲学家的回声。
（她悄悄地向维达暗示说：“此地是不是有一个人，喜欢挖苦镇上的那些大菩萨——这个人的名字，好像是叫作什么伯恩斯塔姆的？”这位从事改革的领袖回答说：“伯恩斯塔姆吗？哦，不错，是有这么一个修理工。这个人一点儿都不懂礼貌，简直是天下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