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眼下卡萝尔还住在华盛顿，肯尼科特早已回到了戈镇老家。他的来信还是像从前一样干巴巴，不外乎是什么修自来水管呀，什么打野鸭子呀，还有什么费奇罗斯太太得了乳突炎，等等。
有一回，她在吃午饭的时候，跟一位妇女参政运动领袖谈到了她应不应该回老家去的问题。
这位妇女领袖极不耐烦地说：
“肯尼科特太太，我这个人是极端自私的。我恁地也想象不出你就偏偏离不开你丈夫的道理。我觉得，你的孩子在这里上小学，跟在你们老家矮棚屋里上学反正都是一个样。”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最好不要回去，是不是？”卡萝尔不免有点儿失望地说。
“这事可就更棘手呢。我说我自私，意思是说，我看待妇女们的唯一根据，就是从她们能不能为妇女建立真正的政治力量作出有益贡献出发的。而你呢？要不要我开门见山地说一说呢？请记住，当我提到‘你’的时候，并不是仅仅指你一个人。在这里，我指的是每年来到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的成千上万的妇女，她们对家庭不满，想到大城市来寻找奇迹，她们当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从胆小如鼠、戴着棉手套、年过半百的老妈妈，一直到刚从瓦萨女子学院毕业，就在她们父亲厂里组织罢工的年轻姑娘们！尽管你们对我多少有一点儿帮助，但只有两三个人方才有资格接替我的位置，因为我身上就有这么一个优点（也是唯一的优点吧）：我为了爱上帝，就能抛开父母儿女全都不管。
“这对你来说，就是一种严重的考验：你是像人们所说的来‘征服东部’呢，还是让东部来征服你自己？
“这个问题比你们任何人想象的更要复杂得多——也比我初出茅庐来改造这个世界时所想象的复杂得多。要‘征服华盛顿’或是要‘征服纽约’，最难的就是千万不能以征服者自居！在从前那些美好日子里，事情还比较简单，当作家的，唯一梦想自己的书能卖掉十万册，雕塑家巴不得在大户人家受到盛情款待，哪怕像我这样的社会活动家，竟然也想得非常天真可笑，希望有朝一日能被选任重要公职，应邀前往各地演说。但我们这些爱管闲事的人，却把事情都给弄得七颠八倒了。最可耻的就是，大家都想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有的社会活动家受到有钱的赞助人欢迎，认为自己的观点务必温和些，方可博得后者的欢心；有的作家也捞了许许多多的钱——真是一些可怜虫，我听说他们还为此向那些衣衫褴褛的坚持到底的人赔礼道歉；我也看到过他们把版权卖给电影制片公司，得了一大笔钱，他们自己都觉得很难为情。
“你愿意在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上作出自己的牺牲吗？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一旦出了名，就不会受到你所喜爱的人们的欢迎；反正唯一的失败就是廉价的成功；唯一具有个性的人，就是那种彻底放弃个人利益，去为完全忘恩负义的无产阶级服务的人，但他们反过来却会朝他瞪白眼。”
卡萝尔为了讨好她，就微微一笑，表示自己确实很愿意作出自己的牺牲，可是又叹了口气说：“我也不知道；我担心自己还不够英雄气概呢。当然咯，我还没有完全离开家，为什么我还没有作出那么惊人的了不起的——”
“这可不是什么英雄气概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有没有忍耐力的问题。你们中西部思想特别保守，真可以说是双料的清教徒——草原上的清教徒再加上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你们从外表看来坦率粗鲁，很像当年开发西部的拓荒者，但心灵深处至今还像挺立在暴风雪中的普利茅斯港口的岩石那样坚定。你要是想获得成功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也许这还是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办法：你不妨仔细考察一下在你的家庭、教会和银行里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问明白它的前因后果，闹清楚这一成不变的法律究竟是谁最先定下来的。如果说我们妇女十之八九都能这样老实不客气地追查下去，那么，我们大概要不了两万年，就会变成文明之邦了，自然不会像我的那些愤世嫉俗的研究人类学的朋友所断言说的，还要等到二十万年以后方才会实现……到了那个时候，在太太们看来不啻一种轻松愉快而又有钱可赚的在家里做的工作，并且要求人们认清她们的工作性质。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最危险的一种旁门左道了！”
此刻卡萝尔正在沉思默想：“我就是要回去！赶明儿我要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从前我常常提问题，总是碰钉子，这次回去我一定要尽力而为，问个明白。我要问问埃兹拉·斯托博迪，为什么他要反对铁路国有化；我也要问问戴夫·戴尔，为什么一个药剂师老是喜欢别人管他叫‘医生’；说不定我还要去问问博加特太太，为什么她脸上老是挂着一块好像死老鸹似的寡妇面纱。”
这位妇女运动的领袖挺直了腰板说道：“你还有一点也是叫人羡慕的。你有一个孩子，可以常常搂搂抱抱。那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大的诱惑。我睡着了，梦里好像梦见过孩子呢——平时我偷偷地溜到公园里去看孩子们玩耍。在杜邦圆形广场小公园里玩耍的孩子们，简直就像一座红艳艳的罂粟园。那些政敌们都说我压根儿不像个女人！”
卡萝尔不由得一怔，暗自寻思道：“当然咯，休应该呼吸一点乡下的新鲜空气！但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他变成一个乡巴佬。我可不让他在大街上东荡西逛……我想，我说到一定做到。”
她在回去的路上是这样想的：“既然我已然开了一个先例，加入了联合会，参加过一次罢工，知道了团结起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说我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感到害怕了。如果说我想要走的话，现在威尔也不会硬是留住我了。有这么一天，我真的会跟他一起到欧洲去的……他要是不去，那我就独个儿去。
“我曾经跟不怕坐牢的人在一起住过。现下我也不妨请迈尔斯·伯恩斯塔姆那种人来吃饭，当然不怕海多克两口子说闲话了……我想这个准定可以做到。
“赶明儿我要把伊弗特·吉尔贝[2]的歌声和埃尔曼的小提琴曲一起带回去，不用说，那总比秋天麦田里蟋蟀的声音好听得多。
“现下我既能放声大笑，又能镇静自若……我想我一定可以做到这样。”
她虽然觉得自己应该回去，但并不认为自己完全失败了。她对自己的逆反精神感到十分欣慰。那个大草原再也不是烈日下荒芜不堪的土地；它是一头活的黄褐色野兽——从前她跟它搏斗过，并在搏斗中使它变得越发美丽；就在小镇的街道上，可以看到她的希望的影子，听到她迈开大步行进的声音，而且还埋下了伟大而又神秘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