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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改革的路径选择
三 “价、税、财联动”方案为什么搁浅
然而，即使是这个缩小了的方案，也遇到了部门利益难以协调和高层意见分歧两方面的困难。据参与方案制定的杨启先回忆，在制定具体方案时，碰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当时钢材实际价格究竟是多少。方案中693块钱1吨来自物资部提供的价格，但冶金部说不行，我现在6毫米圆钢的实际平均出厂价格不是693元，已经是897元，相差200多元，你怎么能按照这个收税？另外，当年6月国家统计局组织搞了6000户企业的经济普查，普查结果使用钢材的企业6毫米圆钢价格已经到了1100元左右。这样，联动方案根本制定不下去了，田纪云听了汇报，也感到挠头。冶金部不同意，你没法动，就拖下去了。“不是说哪个领导不想干，或者有什么意见，实际情况是，这种联动办法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在现实中是无法操作的，具体方案根本制定不出来。”②
②萧冬连对杨启先的访谈，2007年8月28日。
依杨启先的说法，“价、税、财联动”方案被搁置，首先是个技术性问题，即部门利益协调不下来。然而，更多的材料说明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高层对于价格改革方案难以达成共识，担心风险不可控。据说，北戴河会议后，方案拿到全国人大财经委会议讨论，财经委副主任王任重等人表示严重不赞同。①安志文虽然作为方案办主任主持了方案设计，却对这个方案充满疑问，多次与国务院总理交换意见，陈述他的担忧。他认为，钢材是上游产品，上游产品提价会影响到整个下游企业，造成企业利润减少，职工工资减少，推动物价上涨。究竟影响有多大，计算不出来，可能根本控制不住。安志文回忆说：“我最后一次就这个方案和赵紫阳交换意见是在飞机上。这一年（1986年）10月中旬，我去广东，赵紫阳也到广东，他让我去广东坐他的专机。在专机上，他问我：‘如果实施这个方案，通货膨胀究竟怎么算？按多少算？’我说：‘我算不准。’因为以前大规模调价只调过一次，那次调价跟这次目的不同。那次是针对纺织企业，棉花涨价了，小城镇纺织企业起来了，国有企业被价格捆死了，困难得不得了！那次调价的好处给了企业，调价的结果是企业搞活了。而且，那次调价的通货膨胀是能计算出来的。因为它是最终产品，能够估计出来涨多少，对市场影响有多大。而钢铁是上游产品，这个计算是很复杂的。钢材的产品很多，小五金、农具、机械工业都要用钢材，基本建设要用钢材，这个究竟能有多大的涨价幅度，全部涨价的幅度是多少，是很难计算出来。如果按照修改后的方案，物价也要涨到5％～10％，首钢的承包就无法搞了。钢铁企业会反对，其他企业也会不赞成。”“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1987年就没出台钢材调价的方案。”②
①萧冬连、鲁利玲、余希朝对乔刚的访谈，2011年2月16日。
②安志文：《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见证重大改革决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77页。
9月15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做学术报告，再次批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思路。他从10个方面比较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两种改革思路的利弊。认为价格改革的风险在于它不能试点，后果很难预测，出现问题纠正就比较困难；所有制改革则可以试点，其结果大体可知，发现问题可以弥补、纠正。价格改革充其量只是解决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并不能给企业以动力；所有制改革解决的是企业的利益、责任、动力、刺激问题，因而带有根本性。在心理效应上，价格改革是负面的，老百姓会因价格改革引起物价波动而不安，企业会采取不配合的态度将物价上涨因素转移给消费者，地方政府会因承受巨大压力而对价格改革顾虑重重；所有制改革则不同，心理效应是正面的。企业自愿加入改革，地方政府也会积极配合。有人说，中国经济有个“百慕大三角区”：价格放开，工资上升，财政赤字增加，又导致价格上升，形成恶性循环。如何摆脱这个三角区？非走所有制改革这条路不可，待所有制改革取得一定的成绩以后再搞价格改革，水到渠成。①据吴敬琏说，厉以宁对价格改革方案的质疑有中央书记处的背景。②但是，没有资料说明胡启立、万里等人认同厉以宁提出的股份化，他们倾向于搞企业承包制。
①厉以宁：《两种改革思路的比较》，《厉以宁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89～90页。
②萧冬连等对吴敬琏的访谈，2010年12月13日。
质疑声还来自国外专家。10月6日，西德“六贤人委员会”主席施奈德应邀来华访问，他对中国即将进行的以钢铁为中心的价格改革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西德1948年开始改革，但是“直到1957年才放开钢材价格”。“加工的工业品价格只直接影响部分消费者利益，而初级产品价格一旦调整，会影响多种加工产品的价格。”根据西德的经验，他提出“对初级产品价格放开要慎重和推后”，即使要放也是供求相适应的商品先放，供不应求的商品暂时不放开，待缺口基本消除以后再放开。此前，瑞士经济专家林德评中国改革敏感问题，也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关系着千家万户情绪的物价不应急着动，一定要慎重”。“那种一边放开物价一边补贴的做法，是东欧搞了多少年都不成功的尝试。”他建议“物价先不动，工资慢慢涨，集中精力发展商品经济，丰富供应”。③
③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6年卷），第136～141页。
10月14日，杨培新向国务院总理汇报了施奈德的意见。他听后说：“不仅施奈德，瑞士专家林德也认为现在中国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搞价格改革，应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上。”他说，“国内经济学家也有这种论点，比较系统的是厉以宁，厉认为要搞市场机制，在法制不完备情况下，不宜搞价格改革。这种观点，可以慎重考虑”。
11月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从会议传达记录看，搁置价格改革方案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一致意见。万里说，基本观点是搞活企业，发展生产。田纪云虽然认为难以避开生产资料价格问题，但他又说：“提钢材价格各方面不欢迎，企业有困难。明年十三大，后年人大，建国40周年，还是走小步。”田纪云是主持方案论证的，知道各方协调之难。姚依林也赞成推迟钢价改革。他说：“现在生产形势好，先搞活，后提价，放开。”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的态度明确，他说：“应把搞活企业放在首位，推迟调价。没有不花钱的政策，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安志文说：“生产资料价格总要解决，但要从长议一下，我的意见就是要放。”赵紫阳最后总结：“明年搞钢材不是急大家所急。一起动，风险大。只动钢材不动消费品，方案不可取。”“钢材价格另议，明年上半年肯定出不了台。明年下半年搞不了，后年搞也行。”“搞活企业必须首先解决。”①年初动用大量人员设计的“价、税、财联动”方案，至此被搁置了。12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明年的改革意见汇报后，表示同意中财小组的意见。
①《周少华工作笔记》，第1568～1569页；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6年卷），第136—1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