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族内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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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姓不婚是一个很久的传统禁忌，从周时即如此，“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①。女生为姓，姓者生也②，姓的起源原是血属的一种标志，在最初同姓的都有血统的关系，所以在此团体以内，禁止性关系的发生，而构成一外婚单位。所谓合二姓之好便是此意。“娶妻不取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③。男女最重的是辨姓④，它决定性关系能不能成立。

①《礼记·大传》。

②《说文》：“姓人所生也。”

③《礼记·曲礼》。又《坊记》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

④ 公孙侨曰：“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左传》昭公元年）又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同姓不婚除了伦常的关系外⑤，还有生物上的理由。古人都相信同姓的结合，对于子孙是有害处的。这样的结合，后代不会繁殖⑥，甚至还有灾疾的危险⑦。

⑤《白虎通德论》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以重人伦也。”

⑥不繁殖的观念在古人中甚为普遍。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语》则云：“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子产曰：“侨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左传》昭公元年）

⑦ 公孙侨曰：“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左传》昭公元年）又司空季子曰：“异姓异德，异德则异类矣。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赎乱也。黩则生怨，怨则毓灾，灾毓灭性，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灾乱也。”（《国语·晋语》）

后代仍保持同姓婚的禁忌，虽然同姓与同宗有别，已未必确有血统的关系。唐、宋时的处分是徒刑二年，同姓而又同宗则确有血统关系，所以处分加重，缌麻以上亲属间的结合便以奸论罪了①。

①《唐律疏义》一四，《户婚下》，“同姓为婚”；《宋刑统》一四，《户婚律》，“同姓及外姻有服共为婚姻”。

明、清时凡同姓为婚者各杖六十，离异②。对于同宗分别有服亲无服亲。娶同宗无服亲者杖一百，若娶缌麻以上亲，则各以奸论，处刑自徒三年至绞、斩不等③。

②《明律例》四，《户律一》，《婚姻》，“同姓为婚”；《清律例》一〇，《户律》，《婚姻》，“同姓为婚”。

③《明律例》，《婚姻》，“娶亲属妻妾”；《清律例》，《婚姻》，“娶亲属妻妾”。期亲内姑、姊妹、侄女各斩。大功内堂姊妹，小功内祖姑、堂姑、堂侄女、侄孙女、各绞。其余缌麻亲，曾祖姑、堂祖姑、族姑、族姊妹、再从侄女、堂侄孙女、侄曾孙女、各杖一百，徒三年。

但我们应注意法律与社会间的距离。远在“系之以姓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的时代，便有吴孟子一类的故事。晋君内官亦有四姬④。自从姓氏失去原来的意义，同姓并不一定是同血统的标志时，同姓不婚的禁忌也就失去原义，逐渐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法律上仍旧保留这种规定，实际上已与社会脱节，渐成具文。从《刑案汇览》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妻与夫同姓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法律所采取的不干涉主义。法律自法律，人民自人民的情形。没有一个个案是单纯为同姓不婚而涉讼的，即因其他案件而被发现，问官对此也不加追问，并不强其离异。

④ 公孙侨曰：“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左传》昭公元年）

道光时周四居丧娶周氏一案，刑部说帖云：

律设大法而体贴人情。居丧嫁娶虽律有明禁，而乡曲小民昧于礼法，违律而为婚者亦往往而有。若必令照律离异，转致妇女之名节因此而失。故例称揆于法制似为太重，或名分不甚有碍，听各衙门临时斟酌，于曲顺人情之中仍不失维持礼法之意。凡属办此种案件，原可不拘律文断令完娶，若夫妻本不和谐，则此种违律为婚，既有离异之条，自无强令完娶之理。所有该司书辨周四居丧娶周氏为妻一案，自系临时斟酌，于律例并无不合，应请照办①。

①《清律例汇辑便览》，“同姓为婚”条附。

从此案说帖中可注意的不仅是嫁娶违律可以断令完娶的一点，更可注意的是法司只重视居丧嫁娶的部分，对于同姓为婚根本不曾过问。

乾隆时唐化经娶同姓不宗之唐氏为妻，后因故砍毙其妻。湘抚以同姓为婚律应离异，不承认其夫妻名分，依凡斗问拟。刑部驳正，仍按夫殴妻致死律问拟，并议云：

同姓为婚律载妇女离异者，原属礼不娶同姓之正义。但愚民不谙例禁，穷乡僻壤娶同姓不宗妇女者往往有之。固不得因无知易犯，速废违律之成规。尤不得因违律婚娶之轻罪而转置夫妇名分于不论。其嫁娶违律罪不致死之案，自仍应按律断令离异，至遇有亲属被伤罪于凌迟斩绞重辟者，即应按照亲属已定名分本律科断。若因系同姓为婚，不问所犯罪情轻重，概以凡人定拟。设遇此等违律婚娶之案已成婚多年，生有子女，夫妻翁姑子孙名分久定，若其妇谋故杀夫井夫之祖父母父母，概拘律应离异之文而止科以致毙凡人之罪，似非所以重名分而整纲纪①。

①《刑案汇编》7：80ab。

这些话除了告诉我们当时社会风俗已不以同姓婚为嫌，在民间的普遍外，同时也可看出法律与社会的失调及适应的企图。法律所注意的与其说是同姓婚的法律的效力问题，毋宁说是杀伤罪发生以后的名分问题。有一翁奸子媳之案，媳系同姓。法应离异，问官拟以凡奸论，奏请旨下法司评议，于是定一条例：“男女亲属尊卑相犯重情或于有律应离异之人，俱照亲属已定名分各从本律拟断，不得妄生异义，致罪有出入。其间情犯稍有可疑，揆于法制似为太重，或于名分不甚有碍者听各该原问衙门临时斟酌拟奏。”②后又续定一专例：“嫁娶违律应行离异者与其夫及夫之亲属有犯，除先奸后娶，或私自苟合，或知情买休，虽有媒妁婚书，均依凡人科断外，若止系同姓及尊卑良贱为婚，或居丧嫁娶，或有妻更娶，或将妻嫁卖。娶者果不知情实系明媒正娶者，虽律应离异，有犯仍按服制定拟。”③法律的侧重点在这条例上是更显而易见的。法律一方面不认同姓婚的效力，一面又不肯否认基于这种婚姻而有的亲属关系，以名分为重。其矛盾正反映同姓不婚律与社会的失调。《清律例汇辑便览》注云：“同姓者重在同宗，如非同宗，当援情定罪，不必拘文。”所说可代表一般人对同姓为婚律的态度。

②《清律例》，“尊卑为婚”条例，参看（刑案汇览）40：4b——5a。

③《清律例》，“嫁娶违律主婚媒人罪”，嘉庆十五年续纂例。

第二节 婚姻的禁忌二 姻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