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多元化与外争国权的关系
无论如何，当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在废除厘金、改善法治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步。
由于这一时期存在着北京、广东、武汉、南京等不同的民国政府，今人于是有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广州、武汉政府的“废约外交”和南京政府的“改约外交”之说。而后两者，当时又被这两个民国政府称为“革命外交”。
学术界如今对三者中何者贡献更大，仍有争议。
过去，国共两党都宣称“北洋政府”（即北京政府）“卖国”，而广东国民政府“反帝”，南京政府更自称其“革命外交”与广东政府一脉相承，而共产党则否定这种继承性。
今天，两岸学界一般都承认，三个民国政府与1949年后的新中国，都为纠正不平等做出了贡献。
有的学者对南京政府的外交评价较高，因为上述纠正不平等的努力，大都是在这一政府时期收获成果的。
但也有人认为，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说得多做得少，在实质性问题上的进展，并不比北京政府大多少，倒是过去所说的“北洋军阀”更为努力，他们的外交“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进程”，而南京政府只是摘桃子而已（申晓云：《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改订新约运动”之我见——再评王正廷“革命外交”》，《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但不管谁的贡献更大，他们都有贡献则是肯定的。改订新约，收回权益，是抗战前历届民国政府前后相继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彻底实现，一直要到20世纪末我国收回港澳。正如王建朗先生概括的：“它是几代人和数届政府不断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最后毕其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包括一直以革命党人自居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包括具有更大的妥协性的北京政府。”（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从1922年华盛顿会议确定谈判原则，1925年实质性谈判开始，到1931年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完成纠正不平等条约的整个过程，但其进展是很明显的。如果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半个世纪后，我们才收回香港澳门，就不能不承认，在那短短几年内，又是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如此之多的乱世条件下，中国能接连收回青岛、威海、湛江等重要口岸和许多租界，实现关税自主，在取消治外法权方面取得关键进展，堪称奇迹。
为什么能够如此？
除了今人提到的种种原因，尤其是国内官民互动的红白脸抗争、成功利用了国际形势和列强间矛盾的“站队”外交等主要原因外，还有一个并非主要但人所未言，因此笔者认为值得提出来讨论的原因，那就是辛亥以后，中国政治的多元化。
这种以群雄逐鹿的方式，而不是以宪政下政党竞争方式存在的多元化，尽管会削弱对外抗争的国力，但是如前所述，多元力量对政治合法性的竞争，也促使其中的每一元都尽量表现“爱国”而不敢“卖国”，因此，在同等国力的条件下，它的对外，往往表现得更加积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