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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干部队伍
一九五九年，我上任总后部长之初，林总同我谈过一次话，林总说：「我同周总理不约而同选你当总后勤部部长，毛主席也很赞成。从高级干部的反映来看，对你抱有希望。」林总又说：「后勤工作很复杂，复杂性就是很多的矛盾，但在这些矛盾中，又必有一个主要矛盾，这就是干部问题。正确使用干部，是军队建设的核心问题。你现在就要抓住干部队伍建设这个中心，就算牵住了『牛鼻子』，这是你要抓住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林总同我的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对要抓住中心问题，给我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我上任之后，干部问题始终是我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总后新旧两种思想斗争的基本问题，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多心血，按照一般的工作程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当时，总后领导干部的基本情况，用两句概括性的语言来说，就是「满堂红」和「孙子多」。总后领导干部，二级部正副部长（包括一部分处长）都是红军老干部，各院校领导干部，除个别之外，也是红军老干部。另外在助理员中又极大部分都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参军参干的初中学生。如果以革命历史的时期来说，红军干部多，抗战干部少，解放后的干部多，「爷爷多，儿子少，孙子多」就是这样来的。
总后的干部状况是领导人造成的。一九四九年总后成立之初，杨立三部长把我军的一批老后勤工作干部都集中到总后来了。另外，总后成立之后，总政治部把一些不好安置的老干部都送到总后。有不少干部是总政治部专门「按位就坐」在总后的。当时，总后二级部以上的位置，不仅一个空位没有，而且「加坐」很多。而抗战时期的干部，当时在全军任军一级军政主要领导干部，兵团级的干部，已经很多了，在总后就少见了。
在干部问题上，我同总政是作过斗争的。这里，仅以彭嘉庆和陈念棣任职的问题为例。
彭嘉庆原是济南军区副政委，拟调任总后副政委兼后勤学院政治委员。在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干部任免名单时，萧华为防止我提意见以引起麻烦，就对着我说：「彭嘉庆是一个很老、很好的同志，到总后去工作是的合适的，对后勤学院的领导会起加强作用。」
我本来就不满意总政对于部的安排，听到萧华说的那番话，心里就有点气了。我毫不客气地说：「彭嘉庆是个好人，为何不放到总政当个副主任？放到总后不是委曲了他吗！」萧华看到我不高兴，就不说话了，罗瑞卿站在领导的角度立即说话了。他说：「老邱，对老干部的安排是个整体的问题，对彭嘉庆的安排就这样定了吧。」我听到罗的话之后，也不说话了。
又有一次，也是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讨论干部任免名单时，总后拟提陈念棣任总后科学研究所所长。甘泗淇看到名单时说：「啊！陈念棣搞业务？他是一个很好的干部。」我火冒三丈地对着甘说：「甘主任，照你这样说，搞后勤工作的都是坏干部？今天我才知道，总政把一些没有人要的干部都塞到总后，原来是总政的政策！」
甘泗淇自知说话不对，立即纠正自己的话说：「邱会作同志，我的话说得不妥，但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请不要误会，我正式纠正我的话，我对陈念棣任职没有意见。」罗瑞卿接着我们的争论说话了，他说：「以我所知道的，在干部问题上，邱部长对总政是有意见的，而他的意见又有一定的道理。不能工作的干部确实不要过多地安置在岗位上，否则对工作不利。对老干部的安置，由总政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来。」不久，总政就提出了对高级干部「离职保待遇」的安置方案，这就开辟了一条高级干部的去路。
我对总后老干部的情况做了这段回忆，毫无嫌弃老干部之意，何况，我自己也是一个老红军干部。老干部的优点这里不说了，其弱点是普遍的，是历史带来的。老干部的弱点是「老、粗、弱」，这个弱点在总后的老干部中显得特别突出。从年龄上来说，是「老中之老」，从文化上来，是「粗中之粗」，从身体上来说，是「弱中之弱」。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否则对事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总后对于部的调整提拔，主要是按照如下三条措施进行的。
第一条，调整干部。由于总后老干部过多，位置上是满满的，一个空余的也没有；不仅如此，常常是一个位置有若干人「共事」。在此情况下，不调整干部空出位置，就无法提拔干部。
抗美援朝结束后，志愿军后勤部有一批比较优秀的干部到了总后，这是加强总后机关建设的一大力量，但由于种种原因，志愿军的干部在总后顶多是二级部副部长，没有当部长的。根据调整干部的原则，现任二级部的老正副部长哪里去？出去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消化，总后只有多设副职来安排。为了把二级部的位置空出来，就先后提拔了一批总后的副部长、副政委张池明、张天云、汤平、韩振纪，上述位置空出来之后，才有可能考虑二级部正副部长的提拔。
调整干部是一场尖锐的斗争。有极个别的人竟在我的头上加上一条什么「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罪状。他们说：「调整干部就是调出自己不喜欢的干部，调进自己喜欢的干部。」那些不实之词，当然没有什么多大影响。从总后确实先后调出三名、调进三名高级领导干部，调进的有张池明、张天云、张汝光等三人；调出的有胥光义（贺帅指名调去国家地质部任副部长），汪易（杨勇指名调去北京军区后勤部任部长），傅家选（杨得志提名调他任济南军区后勤部长）。调进和调出的干部，都是由总后干部部向总政干部部办理正式手续的，决不是由任何个人调动的。
第二条，加强二级部的领导。调整提拔干部的重点是加强二级部的领导，经先后调整提拔后的二级部部长为：司令部副参谋长（一九六五年提参谋长）杨恬（抗战时期干部），政治部主任卢南樵（红军时期干部），卫生部部长孙仪之（红军时期干部），军械部部长张明远（红军时期干部），财务部长范惠（抗战时期干部），军需部部长王希克（抗战时期干部），油料部部长伊文（抗战时期干部），营房部部长苏焕清（红军时期干部），物资部部长喻缦云（红军时期干部），第二物资部部长范子瑜（红军时期干部），运输部部长罗文（抗战时期干部），军需生产部部长张和（红军时期干部）。以上十二名二级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七名，抗战时期干部五名。红军时期老干部虽然还占绝对多数，但已经有五名抗战时期的干部当了二级部部长，这是总后勤部空前未有的。二级部的领导干部调整后，领导加强了，对机关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后调整提拔干部出现的基本情况是：凡是老干部上去的意见都不大，凡是提拔起来的阻力都不小。在常委内部，我只有充分做说服工作，万一说不服，就只有以「少数服从多数」解决问题，杨恬任参谋长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定下来的。
第三条，控制机关处长的选拔。机关处一级干部，是进入领导层的「海关」。因此，对处一级干部的选拔培养就成为特别重要的问题，也是机关建设的重点。有了好处长就不愁没有好部长。
对处长、副处长的选择，我们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一定要选拔优秀分子任正副处长。处一级干部不准「安位子」，应当注意政治质量、文化水平和身体条件。控制处一级干部的选拔是打破论资排辈的有效办法。提拔干部以德才为标准，就可以克服以资格为标准的现象了。我是提倡在革命道路上赛跑，谁走到前面的就当官，不应当像在隘路上行军一样，只能按照先后一个一个地跟着走。
控制处长的选拔，我们干部部开始还不十分理解我的意图，后来，他们向总政干部部汇报了，并得到了徐立清的赞扬。据总后干部部对我说，控制选拔处长的做法，徐立清副主任是很赞扬的，徐说：「邱部长亲自控制处长选拔的措施，是得力的。其目的就是把住干部进入领导干部这个圈子的『进口』。全军很多领导干部还不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拔干部很乱，从一般干部提到团以上干部，数量大，质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