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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是科学研究中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和革命战争时期不一样了，建国后，我军后勤系统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了，院校和科研部门更是知识分子成堆。建设现代化后勤需要知识，必须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在现实中，你会遇到许多问题，如不正确处理，就会挫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从一九五四年来到总后工作后，就接触到了知识分子问题，不能说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完全正确，但从总体上来说，没有出大的偏差。
一是批判「白专道路」问题。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提出又红又专的号召。毛主席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我们当时认为，「红」与「白」都是属于政治范畴的，而「专」与「不专」则是属于业务范畴的，这两方面的东西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情形是：一个政治上「红」了的人，他可能有专业知识，也可能没有专业知识，一个在政治还没有解决「红」的问题的人，他也可能有点专业知识，也可能没有专业知识「白专道路」的提法是不准确的，是违背毛主席提出的「红与专统一」的意愿的，批判「白专道路」不是通往「红专道路」的途径，而往往是适得其反。我们在总后系统，没有布置和发动批「白专道路」的政治运动，历史证明，我们当时的认识和做法基本上是对的。
二是对知识分子大胆使用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知识分子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这样那样的个人历史问题，这是客观存在。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应该是重在表现，给他们创造发挥一技之长的条件。但有些单位的领导，对知识分子有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管得太严，轻则挨批，重则挨斗，结果是留不住人才，甚至连自己军医大学培养的医生，都做转业处理了。
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我多次向聂荣臻元帅提出过我的看法，他对此有同感，他说：这不完全是军队政治机关的问题，而是党的政策问题。他又说：「你对知识分子政策和使用上的看法是对的，在我们职责范围内应当把知识分子工作做好。」他还说：「没有知识分子参加，老干部不大力提高知识，我军的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聂帅还说：「目前要彻底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时机尚未成熟，但军队中注意保留知识分子和大胆一点使用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今天几个人（我记得在座有的张爱萍等人）谈一谈，待我向军委写个报告，用军委的名义发个指示，估计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不久，军委发出了注意使用知识分子的指示，其中特别提到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要着眼才能，对个人出身不要过于苛求。我们总后系统坚决执行了军委的指示，大批知识分子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了，这对科研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是在政治运动中保护知识分子问题。
建国以来，政治运动不少，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我认为，开展政治运动有些是必要的，但有些政治运动出现偏差，把知识分子当作了运动的重点，这是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我主持总后工作以后，遇到了两次大的政治运动（反右时我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次是四清运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冲击都很厉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更为突出，在当时我都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力所能及的范围，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采取了保护措施。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总政治部李曼村等人带领工作组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二所搞四清，总后政治部主任卢南樵也带工作组配合其工作。他们以抓「两条道路斗争」为名，给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带上了「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新兴资产阶级」等大帽子，一时搞得人心惶惶。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在总后常委会上提出了严肃的批评，采取了坚决的纠正措施，李曼村为此与我结下大仇。随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五三研究院全体干部大会上，我严肃批评四清运动的极「左」的做法，我说：「十多年来『内战』不少，伤了不少人。动不动就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动不动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新兴资产阶级』，那就只会挫伤人的积极性，自己挖自己的墙脚。」我的讲话，受到了广大科研人员的赞同，他们认为我说出了心里话！
为了保护知识分子，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我还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二所给在四清运动中被整过的知识分子开座谈会。我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即使在文化革命中重提过去的问题也不要害怕，共产党是正确的，个别办事的人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不要与共产党混为一谈。不久，该院的病理学家兼三〇一总医院的病理科主任吴在东自杀身亡，我立即告诉总医院，对吴按照一般死亡处理，不要去追究他的自杀问题，这对保护知识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整个文化革命中，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总医院对知识分子都没有大的伤害。当然，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确有个别很坏的人。例如，三〇一总医院有个心脏科专家，就是一个很坏的知识分子，政治上、道德上、作风上都很坏，但这是个别的，并不能代表整个的知识分子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