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李曼村与总后结「冤家」
从六四年开始，中央布置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般也称「四清」。总后是一个在京直属单位很多的领导机关。由于历史的原因，总后又是一个在编制上「矮人半头」的单位，所以政治运动一来，总政往往在总后直属单位做试点。
五九年，林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三八作风」等一系列建军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全军上下一致叫好，总后也是坚决贯彻，坚决紧跟的。但是，总政长期高高在上，他们在工作中往往不是说服而是压服，这样「突出政治」便是压服别人最好的大棒，实际上他们搞的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空头政治」。总后是一个干具体工作的后勤保障部门，一切工作都是实的，来不得半点「空头政治」。这样，总政和总后形成的对立情绪是很大的。
军事医学科学院（后字二三六部队）是一九五一年在上海成立的，后迁来北京。这说明中央及中央军委对军事医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视的，杨立三、黄克诚、洪学智对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工作都是很重视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医学科研机构，当时好像设有放射医学、基础医学、微生物流行病、药理毒理、部队卫生营养等研究所。主要从事平、战时特殊环境、特殊损伤医学防护和卫生防疫技术、装备及相应基础研究。这里汇集了一批专家和优秀的科研人员，但他们中间的不少人来自旧社会，因而阶级成分和社会关系不可避免有些问题，这是客观事实，关键是我们做领导的要正确对待。
总后系统文化革命开始于军事医学科学院六五年的四清。总政直接领导「四清」的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是点，三〇一医院是面，以点代面。总政派出了以宣传部长李曼村为组长的工作组，总后政治部主任卢南樵为副组长。李曼村是个「三八式」干部，山东大汉，有点文化，参加革命后进步较快，解放战争时期就当了师级干部。李曼村应该说是有工作能力的，就是思想左得要命，文化革命开始后更左，害了总后，也害了他自己。
军事医学科学院是全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而且不少骨干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总政工作组没有注意到这一特点，他们不是对知识分子「搞社会主义教育」，而是对知识分子「搞阶级斗争」。总政工作组一进驻军事医学科学院，就把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从院里到科室对专家、教授搞清查，甚至进行围攻批判，不少科室的科研工作都被迫停止下来，并且牵动了三〇一（解放军总医院）的知识分子，弄得人心惶惶。比如说，有个专家工作表现是不错的，但他信天主教，就去整人家；再比如，有个专家参加搞原子弹，他说：「我热爱和平，反对搞原子弹」。可是他说归说，工作照样在做，为了这句话就去整人家。
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李曼村怕总后党委和他们对立，特意请总政主任萧华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去讲话，李曼村向萧华汇报谈到知识分子时说：「都是蒋介石丢下不要的，邱会作当宝贝，每年春节邱会作都要去给专家拜年，送东西，红军干部都捞不上，专家却都有，专家的工资比红军干部高。邱会作对知识分子太右了。」萧华的讲话受李曼村影响很大，当他在讲话中说到「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时，有人递条子问什么是当权派？萧华说：「室主任以上就是当权派」。这一下全院哗然！因为室主任都是专家知识分子，而且都是由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一下全被吓住了，有几个人立即表示「不配当」室主任这个当权派，大大影响了工作。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对总政工作组很有气，立即由我口授，由司令部数据处秘书科长刘明璞记录搞了个讲话稿，并拿去给卢南樵征求意见，卢南樵说：「邱部长讲的道理很对，但肯定会被扣上和总政闹对立，对抗工作组的罪名。」我并没有在乎这些，对卢南樵开玩笑说：「你要会搞科研就去当室主任，我们不会嘛。历史会证明谁对谁错，现在不去管它。」然后，我亲自到「二三六」去讲了话。
我首先说军科的「四清」搞左了，矛头对准知识分子是不对的。我讲到有些专家想「撂挑子」也是不对的，要振作起来，敢于担责任；我也讲到科研任务不能停。在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我说了这样的话：「你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社会就是国民党的天下嘛，不为国民党做事为谁做事呀。知识分子不论是在旧社会还是新社会，要报效国家，但也首先要搞到饭吃，你们为国民党政府服务过，这有什么关系！这不算历史的污点。……你们现在是在新社会、新中国为人民服务，不少人说，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还是新社会好，还是共产党好，这就不错嘛。你们只要认认真真工作，搞出成绩或一时没有搞出成绩都是报效国家，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拥护共产党。有的人认为我太右了，我看他们是太左了，不符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还讲到了红与专的关系，我说：「又红又专很好，……『红』不一定就等于『专』了，『专』了不一定就不能『红』……」我的讲话知识分子是欢迎的，对稳定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作用，对稳定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工作有作用。我认为我的讲话和总后党委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正确的，文革当中，全国不少知识分子都吃了苦头，而军事医学科学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的知识分子是在比较平安的环境下度过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为我国的尖端科学研究做出了贡献；解放军总医院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尊重老干部、尽心为老干部治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我的讲话也得罪了总政。
文革开始后，总后党委往军事医学科学院派了工作组，总后政治部副主任新斧为组长，两个二级部长罗文、王希克为辅，他们是贯彻总后党委方针的。但文革的极左思潮刮起来后，全军文革神气了，李曼村这些人更神气了，他们抓住机会对总后党委进行报复。军事医学科学院是全军文革李曼村这些人直接搞乱的，他们采取了如下三种手段，一是派全军文革的「记者」去该院，以采访的名义煽动搞「四大」，发动机关行政工作人员与科研人员对立。例如，记者说：「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根本问题是知识分子领导了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领导知识分子。这是因为你们邱部长重用知识分子造成的。不久前，他在你们这里讲话，把知识分子宠上天了！对『军科』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四大」来解决」；二是，通过后勤学院造反派组织「星火燎原」把该院政治部副主任郑洪泰拉过去了（郑原是后勤学院的干部）。去的人说：「我们后勤学院文化大革命原来也很落后，现在全军文革直接管，盖子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要靠全军文革，靠总后是没有用的」；三是，通过二医大「红纵」派人去该院串联，把少数「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了。但上面三种办法效果不大，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是乱不起来。
但是，全军文革下了决心要搞乱「军科」的。六六年十月间，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军文革从政治学院调了五十余人的工作组进驻「军科」，「帮助」搞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院后，采取了搞四清的办法，把一切权力都夺过去了，院党委成了他们的办事机构。
工作组进院不久，全军文革把他们在防化兵学院搞的「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经验总结」用通报形式印发全军，并要求立即传达。我知道后命令该院暂不传达，我说「这不是经验，是一桶汽油」。全军文革知道我的态度很生气，他们强行通过工作组传达了。在传达之后，「军科」立即乱了，郑洪泰等人在混乱中夺取了院里的领导权。把院长、政委关了起来，后来还强迫他们劳动。在工作组支持下，郑洪泰还当上了「军科」革命委员会主任，统一掌握全院的领导权力。「军科」乱了，使人十分担心。为了立即解决「军科」的问题，我向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写了正式报告，提出了两点建议：一，「军科」的文化大革命由全军文革直接领导，不和总后搞双重领导；二，仍由总后领导该院的运动，并立即停止搞「四大」，郑洪泰停职反省；三，如果上面一、二两条不能实行的话，对「军科」这样特殊科研单位，由卫戍区派部队「看管」。聂副主席很了解该院的情况，他在我的报告上的批示是：「对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文化革命，同意总后党委的第二条。」叶副主席完全同意聂的批示。
全军文革对聂、叶副主席的指示不表态。在急得无法可想的情况下，我上聂副主席的门求援。我向他提出现在急不可缓的就是要派部队对「军科」这样特殊科研的单位先「看管」起来。因为「军科」有防原子的科研任务，正在聂帅所管辖的工作门下，聂帅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二人共同向秘书口述起草看管命令，直接送给林总签发了。卫戍区很快执行了命令，我可放下了一个大包袱。
六七年四月间，我回总后重新主持工作后，向中央军委提议，对「军科」实行军管，军委批准了。军管组进院后一个星期，提出把郑洪泰离职反省，总后党委在两小时内就批准了。军管约一个月就结束了，工作和生活秩序也恢复正常了，被造反派夺取了领导权构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恢复了党委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