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上被告了一状
十月一日国庆节，我一登上天安门，就有一位老战友大声叫唤我说：
「老兄！你人还没有上来，城楼下就有你的光荣榜了。」我顺着那位战友的手向下一看，原来是造反派两张斗大字的标语，铺在金水桥北面的地下。左边一张是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造反派写的：「强烈要求李天佑停职反省」。右边一张是上海二医大「红纵」写的：「强烈要求邱会作停职反省」。后来，我同李天佑两人一起看了那两张大标语。在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下，我们俩人，当然都有思想负担。
天安门广场开始群众游行的时候，我看到毛主席手指城楼下，向着总理在说话。由于我站的比较远，他们说什么，我不可能听到。但看毛主席的表情，同平时谈笑风生的态度是一样的。
不久，邓颖超大姐走到我跟前来，对我说：「你看标语会有压力吧？不要去管那些事，那是小孩子的事。总理对你都是很了解的。红小鬼什么风浪都经过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在天安门上，他看见毛主席进了休息室，就跑进去向毛主席告我的状，陶斯亮说邱会作「镇压群众运动」，他以军队有纪律为借口「定了很多条条框框」，不许我们到北京串联，赶我们回去，我们「在总后大院连饭都吃不上」。陶铸看见女儿跑到毛主席身边去说话，怕她影响毛主席休息，就去叫她，毛主席说：「我想听听，做调查研究嘛。」陶铸和和我甚好，他出来后走到我跟前，搂着我的肩膀说：「嘿，亮亮在主席那里告你的状，你对亮亮管教不严，她是你的兵。」我不服气地说：「我前几天就给她写了一个条子叫秘书送去，我写的是『亮亮你不要跟着闹，要退出，否则我告诉你爸爸了』，她不但不听，还在大会上念了我的条子，表示要坚决和革命群众在一起。」陶铸说：「她怕曾志。」他边说边刮了我一下鼻子就走了。事后曾志批评了陶斯亮，陶斯亮很快就退出了。在这里我想特别说几句：陶铸是我的老领导，我对他是很佩服的。他思想水平很高，工作魄力很大，能力强、办法多、充满革命激情，对同志非常热情、关心。陶铸在文革中不幸去世后，我是很揪心、很难过的。亮亮是他和曾志唯一的女儿，她只是在文革初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运动，但很快就退出了。亮亮毕业分配去了艰苦的地方，我是不知道的。我当时是完全有权力、有条件关照这件事的，但我没放在心上。现在想起来有些对不起陶铸和曾志。
大约在十二时许，总参谋部临时设在城楼上的值班参谋来同我说：「总理指示，游行结束后要您稍等一下。」在下午一时左右的时候，总理在天安门上同我和李天佑作了简单的谈话。他说：「从最近全军文革的材料上来看，你们的日子不很好过。不过，也不要想得过多了。刚才，主席还指着城楼下的两条标语在说，好人受点冲击是难免的，这是群众运动的特点。你要找李、邱谈一下，要他们两人不要有什么负担。」
在天安门城楼上发生的事，我的思想当然是不平静的，我始终就认为造反派本身是乌合之众，并不可怕。当时造反派还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把大标语搞到天安门，没有人背后支持是办不到的。只有当权派利用造反派来兴风作浪，造反派是会吃人的！
十月四日，中央军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院校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除办公会议成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首长都到会了，会议由叶帅主持。
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在京西宾馆叶帅的房子里闲谈，叶帅断断续续讲了很多的话，他以诗人的风度，着重讲了「势头」的问题，他说：「形势和势头两者有关系，但又不是一回事。如果把形势理解成是客观存在，那么，左右这个形势的力量就是势头了。我的看法，现在是造反的力量比革命的力量大得多，造反和革命有联系也有区别，大家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我劝你们对这个问题，应当做必要的分析，这也可以说是适应形势发展的问题。」对叶帅的话，我们只是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几个人走出叶帅的房间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有悲叹的情绪，但没有说什么就各自走了。
在四日的会上，对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即：一律搞四大；一律搞正面教育；或者在两者之间闯出一条新路子来。第一种意见，即搞四大，这是全军文革独一家的意见：第二种意见是极大多数人的要求；第三种意见是叶帅考虑的意见。有几个坚持正面教育的热心人，我记得有许光达、李天佑和我等。
由于有叶帅头一天的谈话，我在四号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一言未发。在会议上，李曼村对军队院校在国庆期间，对机关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主题，做了长篇发言。接着文革组长刘志坚对文化大革命就提出了搞四大的方案。到会的人，对他们的发言，也一言未发，叶帅知道大家的情绪，并没有要大家发表意见。当时有些冷场，过了一会叶帅请聂帅讲活，聂帅在没有精神准备和情绪不高的情况下讲了话，聂帅说：「我这几天到各机关去走了走，看了一些单位的大字报。我看那些大字报的内容，有的写得很不错。对工作上的缺点和领导干部提出了批评，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在此同时，大家也都在坚守岗位，工作进行得很正常，这些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我看各级党委既能搞『武化』革命，也能搞『文化』革命。」聂帅当然是反对搞四大的，但他没有说出来就是了。
李曼村在聂帅发言之后，绘声绘色地讲了陶斯亮国庆节在天门上向毛主席告我状的情况，他强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痛恨镇压群众。」然后他宣读了一个学生给全军文革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要求搞「四大」的，我记得信的内容的大意是：「现在不少领导干部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还不能做出本质的区别。其实它的区别就是照『我』的意见搞文化大革命，还是照毛主席和革命群众的意见搞文化大革命。前者就是反动路线，后者就是革命路线……」李曼村宣读这封信，是因为全军文革对聂帅讲话的不满。当时李曼村这些人挺猖狂的，不愧是军内造反派的最好后台。他这样猖狂的目的，就是也想在军队搞一个什么「风暴」，以便自己成为「文革英雄」。
全军文革把叶帅、聂帅推到大风大浪的浪尖上，暴风雨的风口上，叶帅终于同意全军文革对今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拿出一个具体意见来。这个意见就是军委「一〇五」紧急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