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接见「红纵」头目
军委「一〇五」《紧急指示》后，北京的军队各领率机关就乱了，全军文革操纵、支持的军队造反派真是扬眉吐气了。在李曼村纵容、支持下「二医大红纵」串通后勤学院「星火燎原」和总后机关的「造反派」在总后礼堂、各饭堂到处贴大字报，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这主要指我和副部长饶正锡。说来也奇怪，总后机关很奇怪并没有乱起来，学习和工作井然有序，「造反派」妄图搞乱总后机关，反而把总后机关巩固起来了。机关本身的「造反」分子，多数是在群众监督和包围之中，反对「造反派」成为机关绝大多数人一致的行动。全军文革很着急，他们竟然请到江青来接见二医大「红纵」。这里的内幕我一直没有搞清楚。
十月八日，在全军文革的陪同下，江青在军事博物馆学习馆，接见了二医大「红纵」勤务组全体成员，这是江青第一次接见军队的造反派，这次接见的「壮观」是空前未有的。全军文革的全部工作人员和军事博物馆的全体人员，在博物馆的广场上，排成了很长的欢迎队伍，全军文革负责人站在队伍的最前头。当江青的车来到时，迎上前去给江青开车门，并搀扶她下车。江青下车之后，「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致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响彻全场，直到江青进到室内，口号还没有停止。
江青进到接见室时，「红纵」勤务组、全军文革的记者等人，又在呼同样的口号。当江青同被接见的人见面时，钱信莎等人则哭成一团，「泣不成声」。主持接见的李曼村再三说：「我们要高高兴兴地听敬爱的江青同志指示」。这时，江青说：「造反派是英雄，不怕流血，也不要流泪！」江青的话音一落，这些人哭得更厉害了。这下可把江青感动了。她站起来，掏出自己的手帕去给钱信莎擦眼泪，并连说：「英雄不哭！英雄不哭！」江青的举动令全场沸腾起来，江青坐下之后说：「我首先祝贺军队也有了革命造反派！你们在北京敢反大人物，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敢造你们上司（均指我）的反，这是了不起的。这就叫做造反派的革命精神！军队过去把你们压得死死的，中央批准军队院校搞『四大』，把你们解放了，希望你们大力发扬造反派的革命精神！」
这时李曼村站起来举臂高呼：「向敬爱的江青同志致敬！」之后又说：「我们全军文革接受江青同志的批评，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应由我们负主要责任。过去，江青同志就批评我们没有到文化大革命第一线去，我诚恳接受批评！」
在接见的当场，全军文革院校组向江青递交了一份「红纵」在京「闹革命」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邱会作打击造反派的罪状，其内容大致如下：
一、拒绝接见「红纵」上访队，致使来访人员吃不上，喝不上，更没有休息的地方。机关人员把造反派视为眼中钉。
二、「红纵」的负责人如钱信莎、王香谷等人被抓起来关押过，这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
三、总后对「红纵」的活动有严密的监视，「红纵」的小将遭到了学校组织的围攻，这是群众斗群众的典型。
四、「红纵」搞的学校领导干部镇压学生的材料，全部被总后文办没收了。
五、总后文办整理了「红纵」在京活动的黑材料。
六、总后对二医大自行离京人员，一律不发路费和粮票。
江青看了报告之后，即发表了讲话：「一，我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今天是第一次接见军队的第一个造反派。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都是支持革命左派的。二，『红纵』在北京的革命精神，我们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敢于批判大人物（指我）。三，文化大革命才开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今后可能遭到比现在更大的困难，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正在接见的时候，二医大「红纵」的对立面「红旗」派出五人代表去要求参加接见。在外面担任警卫的卫戍区一个副司令员，把条子递进去了。江青看到条子后说：「我只接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江青拒不接见拥护中央军委、拥护总后党委的「红旗」。江青接见之后，「红纵」印了上万份传单。除了在北京、上海大量散发之外，他们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散发，造成的舆论之大，在当时是罕见的。这次接见，对搞乱军队起到了极坏的作用：（一）鼓励军队也搞「造反派」，起来大造反。（二）「红纵」的地位提高了。全军文革院校组的会议，「红纵」是经常列席的。在全军文革那里，钱信莎比我的地位高多了，当时「红纵」就有人向我勒令：「邱会作的吉姆车应当交给钱信莎使用」。（三）从十月五日之后，军队院校在一个星期之内全部乱了，党委垮了，造反派夺去了领导权。
国庆节之后，军委决定军队院校都要回校闹革命。迫于形势，二医大也要回去，为了搞乱总后，全军文革还是背着军委特别批准「红纵」在京设了留守处，全军文革特别批准「红纵」可以留守五十人。
全军文革把江青接见「红纵」的指示奉为圣旨，他们要求叶帅立即召开有三总部、军兵种首长参加的会议，传达江青讲话精神。在当时的形势下，叶帅同意并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全军文革建议传达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江青的指示；二是以全军文革的名义发出了坚决贯彻江青讲话的指示；三是以军队院校「造反派」的名义向江青发了致敬信。「红纵」有三个人列席了全军文革的会议。
全军文革在会上主持讨论江青的指示，引起了高级干部思想的分化，搞乱了部分干部的思想。当时有位司令员就是倒向造反派，他在发言中说：「今天，全军文革的会议开得好，使我学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同志的指示，完全表达了毛主席的思想。今后我们是反对造反派呢，还是站在造反派一边，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问题。」
全军文革的领导人对这位司令员的发言大加赞赏。但此人发言的时候，叶帅向他瞪了两三次眼，暗示他为什么要说这样无原则的话，此人则毫无反映。在会议结束时，全军文革再三要求叶帅做指示，他一句话没有说，只是打手势，表示没有什么话可说。
当天晚上，我记得有王树声、许光达、陈锡联和我等几个人去京西宾馆叶帅住处打听消息。今天同往常有些不同，我们一进门，叶帅手上拿着一份什么文件自言自语地在说：「拍马屁也要找个好对像呀！」接着，他把文件递给秘书手上，并说：「你附个条子，说这个文件我不看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事。我好奇地挨到秘书跟前去看那个文件的标题，原来是一份向江青的致敬信。大家都知道了叶帅不高兴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们几个就在叶帅那里随便谈了一会，叶帅对别人谈的问题，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他最后说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他说：「共产党的事要共产党领导，这是常识，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我想文化大革命只要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就什么都不怕。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有人说我们确实不怕文化大革命，就怕不让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有同感，……」
十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发表社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军文革直截了当的提出了，邱会作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之一。此外，李天佑等人也是在批判之内的。在中央军委常委讨论时，叶剑英副主席不同意把我们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来批判。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不可免的，不少人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我也犯过错误。我不同意公开批判这几个同志，如果在军队一定要批判反动路线的典型，我自己愿意当典型，我代表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接受批判。」在当时的情况下，叶帅和中央军委常委还是有一定的权威的，挡住了全军文革企图批判一批高级干部的恶浪！中央军委始终没有同意对我进行公开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