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部长
部队的政治部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些人有文化，政治上比较敏感。在文化革命中，除了院校、文艺团体、科研单位外，政治机关一般是先乱起来的。
二医大「红纵」是通过总后政治部「五大部长」把机关「红色造反总部」组织起来的。「五大部长」是总后机关造反派的核心人物。他们对搞乱机关，批斗领导干部，夺取领导权，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一九六〇年以后，林彪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总政治部打着林彪的旗号，搞的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空头政治，并把空头政治提高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巩固空头政治的权威，总政用「空头政治的大棒」整人是很凶的，人们都说：突出空头政治，就是突出整人。总后是一个必须务实的机关，所以和总政的关系一直不好，总政想利用文化革命打击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知道「红纵」的后台是全军文革（班底就是总政）。于是他们就站在「红纵」一边坚决反对我，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这就是「五大部长」的本质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五大部长」通过各种渠道，同全军文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搞乱机关起到了真正的核心作用。
第一，在搞乱总后的问题上，「五大部长」是同二医大「红纵」紧密勾结。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共同把总后机关搞成了全军大乱的典型。「五大部长」、「红纵」是互相依存的。没有中央文革，全军文革支持，「红纵」就不能打开总后机关的大门，把造反派引到内部来，起到冲击机关的作用，但同时，没有「五大部长」在内部「造反」，机关就乱不起来，这就是他们起的不同的作用。
第二，兴风作浪。总后机关文化大革命，从开始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给邱会作下一命令之前，都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得很正常的。这段时间，虽然全军文革直接指挥，二医大「红纵」冲击了机关，但都没有乱起来。徐向前不下命令把我送给「红纵」关押起来，总后干部的思想就不会发生混乱，总后机关是乱不起来的。这当然是个「奇迹」！这个奇迹是在党委领导下，经过干部群众坚决斗争取得的。
一是粉碎了秘密组织造反派的阴谋活动。六六年八月「红纵」进驻机关之后，「五大部长」就同「红纵」秘密接触，准备组织造反派。但当时全军都不准搞四大，而且机关的政治思想工作、行政管理都很坚强，造反派根本无法活动。政治部少数造反派分子，一有活动都立即就被发现，如公安部立案监控的国民党特嫌分子陈政就被抓两次。
二是拒绝造反派进入文办。参加文办工作的人，都是对党的事业忠实可靠的同志，但政治部参加文办工作的人很少，他们对此恨之入骨。「五大部长」控制的政治部与总后文办一开始就处于对立状态。总后文办「忍事」。后来，我批评文办说：「光怕引起事端并不能解决问题，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不斗争。闹事的人会越来越凶！」有一次，政治部对一份总后文办的简报提出了书面抗议，经过据理斗争，他们把抗议书收回去了，从而嚣张的气焰也被打下去了。
三是不准在机关庆祝《紧急指示》。六六年十月五日军委发布了军队院校搞四大的《紧急指示》。总后政治部的造反派高兴极了，为了在机关发动造反，「五大部长」策划以政治部的名义召开庆祝会，总后文办不同意政治部举行庆祝会，在开会前还相持不下，我亲自出面制止。我说：「机关同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不一样，对《紧急指示》总后机关无须庆祝！」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话还是很有效的，庆祝会果然没有举行。「五大部长」事先已与「红纵」串通好了，「红纵」以庆贺《紧急指示》为名，在机关游行，宣传「造反有理」，并准备了大量的大字报。
四是禁止与「记者组」联系。全军文革派出「记者组」到总后机关，是搞乱总后机关的侦察队。他们的任务与「五大部长」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记者组要来，他们真是高兴极了！但事与愿违，总后党委规定：作为纪律不准任何人单独与记者接触。陈政秘密与记者接触过一次，不到十分钟就被抓走了，记者在总后机关活动期间，造反分子根本无法同他们接触。机关管理之严密，是记者预料之外的，也是「五大部长」没有预料到的。
五是不准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典型。六六年十一月间，全军文革提出了树立军队院校八大造反派为革命左派，其中包括二医大「红纵」和后勤学院「星火燎原」。同时，全军文革也提出了要在全军广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定邱会作为全军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典型。对上面两个问题，叶剑英副主席不同意。但要批判我的资反路线典型，「五大部长」指使总后政治部的造反派对我所谓镇压学生的「罪行」秘密印了一本很厚的材料并急于要开批判会，但军委当时有指示：「要点名批判总后领导人，则一定要有中央军委的指示。」「五大部长」无可奈何，只好泛泛地批判一番就算了事。
总之，徐向前不下命令把我送给「红纵」关押起来，总后干部的思想就不会发生混乱，总后机关是乱不起来的。
第三，控制政治部为独立王国。总后政治部，由于跟着总政搞空头政治，在群众中「有威无信」。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政治部「五大部长」的成员之一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网破就是鱼死，别的出路是没有的。」陈政则说：「死也好，活也好，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政治部不要被『零卖』（意思是把他们这些人拆散，调动工作）。」控制政治部为独立王国就是由这种思想而来的。他们控制政治部的主要措施是三条：自己闹革命，保护卢南樵，打倒周长庚。
政治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举足轻重，对这点我是有充分认识和思想准备的。但怎样加强对政治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我则始终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权衡利弊还是决定由他们自己管比较妥当。我曾经这样想过：通过文化大革命，争取政治部大部份同志站到正确方面来是有可能的。
政治部成立文革办公室之前，他们采取了一个特别的行动，政治部党委集体向我请示汇报文办的人选。在汇报会上，我指定陈静为政治部的文革办公室主任。我的决定完全符合政治部多数干部的心愿。这一决定虽是平常问题，但对政治部则起到了争取、分化的作用，以宣传部长、副秘书长为首的很大一部分同志逐渐站到党委一边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