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上的交锋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我们之后，可以说是「一锤定音」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毛主席的话真是「一句顶一万句」。我们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思想，基本上是乐观的，但也有肓目乐观的成分。
黄永胜是我的老战友，是兄长一样的老战友。我认为他身上担子太重，我心里是很愿意支持他的。对开会的事，我经过认真考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也就是「战前」的三件大事，黄永胜同意了我的意见。（一）我们几个人要恪守毛主席批示的口径，不要超过原有报告而承认新的问题。对别人的提问，即使追问也不能回答。（二）军委办事组应先做思想工作。对这个问题，大家很同意，但又怕惹起麻烦。主要是怕江青一伙指责军委办事组搞小动作。经过研究之后，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军委办事组以召开检讨会为名做思想工作。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开始的前两天，军委办事组召集了出席会议的军队全体人员开会。这次会议，黄永胜以检讨为名，详细传达了毛主席两次接见军委办事组所做的指示，使大家心中有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三）向周总理建议，应当在会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总理完全同意了黄永胜的建议，于四月十四日在会议的预备会上，用他自己的话，比较详细和有力量地传达了毛主席两次接见军委办事组的指示。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得很详细，发挥得也很好，极大多数人都完全拥护总理的传达，对会议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认识到毛主席的批示是斗争的「武器」并不是过关的「通行证」。只有拿起武器坚决斗争，才能过得去这一关。
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召集与会人员的会上说：「今年二月间军委座谈会，我们应当向大家做检讨，但没有这样做。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代表军委办事组在庐山犯了错误的同志，向大家承认错误！今天，我向大家做检讨，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在三月底四月初毛主席连续接见了军委办事组两次。参加接见的有：黄、吴、李、邱、纪、李等六人。我的传达，如有遗漏的，他们可以补充。」黄永胜对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得很详细。据到会的人后来说，这次传达，对统一思想真正起到了重要作用。
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思想准备是很充分的，江青一伙的抵制力量也是很顽强的。这也就是说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军委办事组「恪守批示」，江青一伙「先露锋芒」。
这次中央的会议，名义上是批陈整风，实际上是和江青一伙的较量。到会人数不足百人，就其政治情况来说，拥护军委办事组的人约三分之二；拥护江青一伙的三分之一不到。由于会议是「结束庐山会议」的会议，因此整个会议过程都斗争得很激烈。斗争的主要问题是对会议的方向、对小组会的控制和对吴法宪的追击三个问题。
会议开始讨论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是会议的方向。四月十四日晚上，政治局会议检査中央工作会的准备情况时，发现已经印发的文件，只有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报告，批陈整风的文件一份也没有印发。这样，会议很自然就会从批「黄」（黄、吴、叶、李、邱）开始，而不会从批「陈」（陈伯达）开始了。会议批判的目标变了，从而也就会影响会议的方向。
周总理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着急了，总理问张春桥说：「为什么不先印发批陈的文件，而只印发他们的检讨报告？现在立即赶印批陈文件，并通知各小组照原定计划办。各小组只能批陈，不能随便批判别的什么人。」
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主要形式是小组会，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都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因此控制小组会的导向成了主要斗争场所。由于军委办事组和周总理对毛主席指示的传达，大多数人对江青一伙的一举一动都是眼明心亮的。
第二天的小组会上，出现了一个异常情况。江青一伙的姚文元、毛远新、徐景贤等人，窜到各小组发言，他们说：「这次会议不是『批准』检讨，而是『听取』检讨。要是前者就不用开会了，印发他们的检讨就行了。」他们一个劲煽动，要大家逼着黄、吴、叶，李、邱在大会上做检讨。他们认为陈伯达已经打倒了，继续批判毫无意思。
姚文元到我所在的西北组来游说了半天。他在西北小组主要说了三个问题。一是他说九大以后的路线斗争，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斗争更加尖锐了，特别是文艺方面，简直是寸步难行。例如，去年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通知，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受到压制。二是庐山会议的问题。今天在坐的人都参加了庐山会议，事情的发生发展大家都还记忆犹新。问题是谁挑起来的，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应当搞清楚。第三个是，这次会议是把路线问题搞清楚，还是把路线问题锁到保险柜里去，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经过斗争，去达到新的团结，这才是真正的团结。
姚文元讲话之后，胡伟等热烈响应他的讲话。
然后，粟裕、邓颖超先后发言：「主席的批示（对黄等人的检讨报告批示）就是我们会议的指导思想，另外提出任何问题都是不合适的。」
姚文元说：「从实际出发，是理解执行主席批示最根本的问题。」
胡玮说：「在小组会发言，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的话。每个人都说一样的话是不可能的。」
粟裕说：「我们的小组会，可以与毛主席的指示对立起来吗？这是不可想象的。我是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
邓颖超说：「我们不应当接受与毛主席批示相违背的任何东西！」
气氛紧张了，小组会开不下去了。小组召集人冼恒汉只好宣布：停会看文件。
我把小组会情况，特别把姚、粟、邓、胡等人的发言的情况，立即向周总理报告了。
四月十七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明确了如下两点：（一）会议只能提批陈。当然，在小组会上有对其他人批评的自由；（二）从庐山会议以来，毛主席和中央没有说过的话，不要说。谁要想提谁报告毛主席批准。
各小组会的形势，第四天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所在的西北小组，在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后，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极大多数人都同意总理的指示，也有少数人不同意总理的指示。
在小组会上姚文元向我挑战说：「邱副总长，你是不是也像在庐山会议开始时那样，同我们说点内情嘛。」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抽烟、喝茶。我在小组会上「泰然自若」。姚文元又逼着我发言，我就是不开口，会议已形成了僵局。这时邓颖超走出会场去叫总理，总理来后，简明扼要地说：「我们要批陈，这是首要的！会上可以进行同志式的批评，不是批判。」总理说完就走了。姚文元看总理动真格的了，他也不说话了。
针对小组会情况，我们几个研究的方针是坚决斗争，具体措施：一是，坚守检讨报告界限，多一个字不说；二是，建议叶群立即回北京参加会议：三是，对一些错误的言论，除在各小组斗争之外，要立即上报总理。我们的斗争方针，每人都做到了。
追击吴法宪的问题。江青一伙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吴法宪猛打、猛追，争取「战场缴械」。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会议的第三天上午，毛远新、徐景贤等人就到西南小组围攻吴法宪。徐景贤对吴法宪的下马威是：「你要把你肚里的脏东西都亮出来见见太阳。你不要装糊涂，我们是决心同你斗争下去的。」
吴法宪由于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在徐景贤等人逼迫追击之下，由于过于紧张，心脏病发作了，当时就倒在小组会场上，并实行紧急抢救。下午三时，周总理赶到会场坐镇，小组会上才基本停止了对吴法宪的追击。
江青一伙除在小组会上追击吴法宪之外，还派人追到吴法宪家里去了，看看他是不是装病。可见，江青一伙对军委办事组是绝不手软的。林总得知吴法宪被迫害的消息，于当天晚上八时就由北戴河回到北京了。叶群由西郊机场直接到了人大会堂，并且游走了两三个小组。她在各小组都说：「毛主席要林彪同志回来加强对会议的领导。我们都回来了。」林总回京后，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周总理知道林总回到北京，很高兴。他很希望主席、林彪能在会议期间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使会议开成一个真正的团结——批评——团结的会，说穿了就是调节好主席和林彪的关系。为此，二十四日，总理将会议情况报告送呈主席、林彪。但毛泽东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林总也表示不参加会议。这样，总理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他也只有按毛主席的心愿了结这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