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
批陈整风汇报会，对黄、吴、李、邱作了结论，我们只有组织服从，但在思想上想不通。对主席的言行不一，想都不敢想。会后怎样传达会议精神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政治局经过研究，对传达定下了三条：
一是，只限于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种、各总部党委常委，各兵种只传达到司令、政委。传达时只照文宣读文件，不得随意发挥。
二是，今后在报刊上一律不得透露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和批评的问题。
三是，在传达文件之后一律清退，由印发机关清点销毁，不准存档。
军队驻京各总部的传达，由军委办事组统一组织实施，在三座门统一听传达。李德生宣读了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的结论，然后以各总部、海空军为小组分开讨论。各兵种司令、政委参加总政小组的讨论。
在传达的前一天晚上，总后小组（即党委常委会）就听了我的检讨，向常委做了简要的自我批评。各常委都发了言。大家的发言，不外是两点意思：拥护毛主席对黄、吴、叶、李，邱检讨的批示；拥护周总理代表中央做的结论；同意邱会作同志的检讨。常委会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听后大家有些懵头懵脑的，似乎很不理解中央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九七一年「五一」节，邱会作（中）、纪登查（右）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传达之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强调保密的问题。当时，对保密要求如此严格，主要不是为了黄、吴、李、邱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为了人民解放军，为了林彪的问题。因为只要知道了我们几个人的问题，就同林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是不利的。
在传达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种、各总部党委都向毛主席、林总写了两个拥护的报告，一致拥护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几个领导同志的报告的批示，拥护周总理代表中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的结论；同意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不少单位在报告中都提出了：我们一定要如过去一样，尊重军委办事组几位领导同志的领导。奇怪的是上海市委的报告，还特别强调了军委办事组做了好的「自我批评」，真是虚伪至极。所有报告都表现出团结的气氛，不利团结的字眼，在报告中是看不到的。据王洪文后来在秦城对我说，这点也得到了主席的教导。主席说：「下了结论以后，就要讲团结。」
五月初，我和耿飙（当时为中央联络部长）陪同越南的总书记黎笋去南方参观。我们住在韶山时，一天早晨我同耿飙、卜占亚（湖南省委第二书记）从宿舍信步去食堂吃早餐，我对卜占亚说：「我已经看到你们省委常委对传达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报告。你们对军委办事组几个犯了错误的人，采取了原谅的态度，说了很多好话。」
卜占亚说：「事实就是那样嘛，我们只能实事求是。你们毕竟是上当受骗，才犯了错误呀！」
我问：「华国锋书记本人有什么意见没有？」
「没有。常委会都是他主持的，他的意见包括在报告之中。」
「你们看到或听到什么意见，都能及时告诉我就好了。同志的帮助，对一个人防微杜渐会有很大作用的。」
「我对敬仰的老首长不会有什么保留的。」
耿飙说：「老邱呀，千万不要背包袱啊！我们都团结起来努力把工作做好，少让他们挑刺。我们不挑起担子，总理就更难办了。」
在广州，我一直忙于陪同外宾参观，除听取省国防工业办公室汇报，时间不多。我离开广州回北京时，刘兴元、丁盛送我去机场，我们在车上简单说了几句有关批陈整风汇报会的问题。
我说：「在庐山我们犯了错误，影响很不好。对你们这些老战友，也不能说一点牵连都没有。看起来，我们几个人在政治斗争中，还是很不成熟的。」
刘兴元说：「现在好了，问题解决了。不论是按什么水平解决，也算解决了。这次中央的会议，斗争是尖锐的，但在广州军区不会留下任何影响的。在人们的眼光中，现在的林副主席，现在的军委办事组的形象更高大了。但在少数人心中就和过去不一样了，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对谁是泥鳅，是很清楚的。」
这些老战友的话，我心里都明白，但当时是绝对不能交流，大家也不会交流的，多说一句就犯自由主义了。
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庐山会议，经过批陈整风汇报会就结束了。斗争的结果，我们失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关键的问题都是毛主席决定的。具体来说，有如下三个问题。（一）在庐山主席已经把黄、吴、叶、李、邱同陈伯达捆绑在一起了，林总的威望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二）江青一伙操纵了会务工作。他们是做了「合法」的坏事，造成既成事实。（三）主席内心支持江青一伙。其实我们并无宗派，我们和很多老干部对文革的看法，对江青一伙的看法都是一样的，反而被打成宗派；江青一伙是文革中最大的宗派，却得到不断的放纵。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我的思想确实起了很大的变化。会议之后，确实有个包状了。我的包袱主要是「想不通」。兴师动众地处罚了我们，这是「大局」服从了「小局」。这也就是说，以牺牲林总为首的军队的威望，去服从江青一伙的利益，这就本末倒置了。不过，我的这个包袱是装在我的「公文」包里的，我认为为江青一伙背上一个包袱是完全不值得的。我一直还是在努力工作。
我自己也认真想了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毛主席和林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一切问题核心的核心。只要这里不存在什么问题，其余一切问题都不必考虑。毛主席同林总的过去，我是知道的。从过去看现在就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考虑了。但现在要想的是今后的问题，这是当时还不可能想清楚的问题。
我想过，一九六六年八届H中全会，林总上台，是因为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把他「黄牛当马骑」，还是真正的「亲密战友」？我考虑的结果是后者，是历史必然。林总确实是党内的排头兵，无论打仗、执政都能胜任的。在上述的思想基础上，对毛、林之间今后的问题，就没有更多的考虑了。我也确实没有想到还有什么需要疑虑的问题。这不是我观察的问题深度不够，而是从历史事实得出来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自己的学习和工作问题。我向来都有这样的思想「做官靠运气，吃饭靠本领」。当然，这里说的做官，是做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大官。因为有史以来，任何大官都离不开「运气」这个基本条件。要是没有运气，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吃饭靠本领，这是我一贯的思想。在全国解放前的革命时期，吃饭靠「两条腿」，只要跟着党干革命就有饭吃。解放后的建设时期，吃饭就靠「一双手」了。在建设时期，我从没在「有我不多，无我不少」的那群人之中混过。我是靠努力学习和工作挣饭吃的，过去，我的这个思想起过积极作用。
第三个问题，「改邪归正」的问题。过去，我参加议论江青一伙，反对江青一伙的事不少，自己爱说别人（江青一伙）的闲话总是不好的。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对毛主席还是情深得很，因为我从十五岁参加革命，一直都奋斗在他老人家领导的革命事业之中，我们永远都是主席的兵。
总之，历史总归是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