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办事组整风
在「拍板定案」的小型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受到了庐山会议以后最为严重的打击。在会后清晨四时回到京西宾馆，我们几个人议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将情况向林总汇报（叶群未参加会）；二是，我们无论如何，要从被动争取主动。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发表意见说，应当向林总汇报，但决不能请示解决办法。因为，当前即使请林总出来讲话，对问题的解决不仅无利，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提议请周总理同我们谈次话，主要是接受总理对我们的批评。这个提议，大家同意了。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商定，军委办事组一面进行整风学习，同时要尽快向毛主席写检讨。另外，还是要树立斗争的信心，不斗是永远受欺负的。我们的信心和争取主动是一回事，只要争取到了主动，信心就来了。我们争取主动的唯一办法就是「自我批评」。只要有比较好的自我批评，并获得了毛主席的基本同意，我们就主动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上海帮越横行，对我们越有利。经过讨论之后，大家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了。
军委办事组整风会议，开得是比较成功的。在会上以自我批评为主，也有批评。大家对吴法宪提了不少意见。对黄永胜主要批评他「对庐山问题，以局外人处之，领导和处理问题，很不得力。」对我和李作鹏也有若干批评。
李德生的发言还是比较好的，一是说对庐山的问题没有信心不对；二是说对原中央文革的领导人，有不尊重的态度是不应该的。
黄永胜根据大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讲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陈伯达是什么问题，有待中央对他的结论，可以肯定我们同陈伯达没有反党、反毛主席的关系，但我们同陈伯达又有一些关系，即对一些人犯自由主义的关系。至于说我们同陈伯达的政治瓜葛，最主要的是拥护「天才」论，陈伯达是党内的理论家，我们对他有一定的迷信。
第二、我们同陈伯达不是怕不怕受牵连的问题，而是早就牵连进去了。虽然我们的交往并不多，但我们相互之间也有互相支持的地方。例如在庐山会议开始的当天晚上，陈、吴、李、邱一起就在吴的房子里，长时期谈论过张春桥的问题、中央文革的问题和上海的文化革命问题。开幕式散会后，叶群谈的「陆定一式人物」的问题，陈伯达也是在一起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是不能否认的。
第三，我们怎样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的问题。我们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的唯一方法，就是揭发陈伯达的问题和进行自我检讨。这两者是统一的。只有彻底的揭发，深刻的自我批评，界线才能划得清楚。
这是庐山会议之后，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比较有思想水平的一次讲话。记录稿很快整理出来，并立即送给周总理了。总理看到记录之后，很高兴。
在我们整风的基础之上，周总理同军委办事组（包括李、刘）谈了一次话。
总理首先说：「我看到永胜同志发言的记录稿，这是一篇很好的讲话。在这个记录稿的基础上，可以写一篇较好的检讨报告。你们应立即向毛主席写个报告。」接着总理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毛主席对我们几个人的态度问题：二是，自我批评问题。
总理说：「毛主席对你们仍然是很关心的。我刚才就是从主席那里来。主席交代我说，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了，这就很好。你告诉他们，要犯得起错误，要做得起检讨。有了这两条，你们还有什么顾虑？」
总理说：「你们的问题，当然不仅同陈伯达有关，同政治局其他人（指汪东兴）也有关。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处理的难度。」
总理接着说：「大家对自己的问题要心中有数，有信心。自我批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毛主席最恨结伙整人。对你们整人是如此，别人整你们也是如此。不过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们要有自我批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要没有这条，主席的心是放不下的。你们应当看到，主席对你们抓得很紧，你们应当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主席的精神。」但事实证明，不抬出林彪，主席是不会罢手的。
根据周总理的谈话精神，我们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是由我同李作鹏起草，办事组集体审查、修改，再经总理审查修改之后上报的。紧接着，我们几个就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