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座谈会
毛主席对三十八军批示没几天，华北会议就召开了。这样，军委座谈会也仓促上阵了。
庐山会议之后，军队要召开一次适当的会议来解决庐山发生的问题，是势在必行的。但在一个什么时机开会就大有「学问」了。我认为庐山的问题主席有了基本调子后再开为好，现在开等于白开。因为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出现了信任危机。
对庐山会议的问题，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之前，我始终是两笔账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有什么问题，自己是最清楚不过的；「提起千斤重，放下无四两」，但就整个的问题来说，我始终是心情沉重的。因为庐山的问题，是不能简单了事的。这是为什么？是由下列三个问题决定的。
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军队反江青一伙的斗争，由于林总不点名的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对庐山问题的处理，关键是毛主席对林总的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毛主席怎样说一句话的问题，林总的政治生命就在毛主席手里提着的，这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毛主席在陈伯达身上开刀，是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保护林彪：满足江青一伙的需要。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杀鸡给猴看」。如果江青一伙再搞点风浪，我们几个人就可能同陈伯达同罪论处了，至少吴法宪可能是这样的，对这一点，我的估计总是比较坏的。
对主席解决庐山问题的打算，黄、吴、李、邱是非常关心的，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政治命运的问题。但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是，如问题升级到涉及林总，就是党内的大局问题，也涉及到九大路线问题。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结局，可不可能出现？
我对庐山问题的前途是两点论，既要看到当前好的一面，又要看到可能向坏的方向变化。（一）庐山的问题，可能随批陈整风结束而结束，我想这是主要的可能性：（二）在江青一伙兴风作浪之下，对我们这些人，即使不是全部，也可能对某些人，做出不利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李雪峰不是庐山问题主要当事人，现在不是也下台了，但他与林彪没有什么关系。
我是坚决反对仓促开会的，我曾对黄永胜直言不讳地说：「军委座谈会要开失败了，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们会错上加错，他们（江青一伙）会喜上加喜，这一错一喜加在一块，就有埋葬我们的可能。」我认为如果随便召开一次影响全军的高干会，就有一招不慎，全盘皆输的危险。对庐山会议的问题，主席那里没有相对明朗的态度之前，召开全军高干会是不适当的。现在继续抓紧全军的批陈整风比什么都好。要是军委办事组能够在全军批陈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加上军委办事组向毛主席写出一个有份量的检讨，大家都有做「汪东兴」（解脱）的可能。
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都是庐山问题的当事人，毛主席现在究竟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不被信任的人，去主持全军高干会能行吗？说话能有人听吗？
黄、吴基本上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说：「你对有利的因素看得太少了，对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估计得太多了。这样也未必能正确处理问题。」由于军委办事组多数人都同意召开军委座谈会，开会的问题就定下来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至二月十四日，军委座谈会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为：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军区的首长和业务部门负责人，近一百五十人参加。军委办事组讨论决定会议的任务是「批陈整风，布置七一年度工作」。但会议一开始主席就决定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人全部参加华北会议。
军委座谈会开幕的前一天，军委办事组召集各组负责人讨论黄永胜在开幕会上讲什么话的问题，又是一场争论。
我说：「黄总长明天说什么好办，关键是会议怎么开，我看这是大问题。我主张，在庐山会议犯了错误的人，要首先做检讨，我的理由如下：
一、军委座谈会，提出了批陈整风的方针。我们批评陈伯达就是包含进行自我批评，我们没有自我批评就不算批判陈伯达。其实，我们和陈伯达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们和陈伯达只是非议过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犯过自由主义，为此江青不满，毛主席也不满。现在是毛主席把我们算成陈伯达『一伙』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我批评才能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二、会议对我们的批评能否搞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就看我们的自我批评了。只要我们有自我批评，到会的人自然就会对我们进行批评了。只要出现了这种局面，批判陈伯达就是成功的。
三、以我的看法，这次军委座谈会开的成功或失败，唯一的标准就是我们要以陈伯达为对象，有自我批评，从而引起到会的人对我们几个人的批评。对我们进行批评甚至过火的批评，会议就成功了。反之，如果到会的人对我们没有批评，会议就失败了。」
我的意见讲了后，大家对我的意见提不出反对的意见，但也没有什么热劲。有人说：「庐山的问题，大家看得见的，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我的这种提法，有的人根本不同意，他们说：「什么看得见看不见？对军委办事组采取怀疑态度，是毫无根据的。」这些说法，对会议进行和开展批评都起了很大障碍。在会上不少人给军委办事组评功摆好，就是有点批判，在批评的话之后，又补充一些好话。比如冼恒汉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威信高，军委办事组犯了错误，但我们对军委办事组还是完全信任的。」事实上，庐山会议之后，对军委办事组同中央文革的斗争，有不少人对主席的态度内心持有不同看法。总之，大家就是这么一种情绪，在这种情绪下，怎么能按照毛主席的心愿开好军委座谈会呢？
黄永胜对我的意见，则用另一种说法以表示他不同意。他说：「我们几个人做检讨是大局，需要请示报告。」我对黄的话是明白的。他说的「大局」就是指林总反对江青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是同意黄的观点的，不应该把林总同江青的矛盾摆到毛主席面前去，这样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黄还说：「自我批评只能说自己，不能涉及别人。」他的意思我也明白。
过了几天，黄永胜召开了小组长联席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黄说：「关于我们做检讨问题，我请汪东兴向毛主席请示了。主席指示说：『在这样的会议上，不要做检讨。』」黄说了后面这五个字之后，还稍停了一下，并且略有点「神气」。我对黄的性格是熟悉的，对他也是很相信的，他是绝不会假传「圣旨」的。但我又很难信服，我当时如同在头上浇了一盆凉水，对「不要做检讨」的问题，我感觉这不是毛主席的真心话。我虽不敢再说话了，但想法依然如故。
在会议进行到中期的时候，黄永胜又召集小组长联席会议，传达毛主席指示。黄说：「毛主席指示说：『整风还可以，但批陈不够。』」接着黄提出，会议从明天起，专门用两天批陈，军委办公厅要把简报办好。针对黄的传达和提出的措施，我发表了一点意见。我说：「完全同意增加批陈的时间，但在批陈的同时，军委办事组不做检讨，能够叫做批陈吗？」我说出这句话后，大家都瞪着我。发言后，我自己很后悔，但又觉得自己的话是应该说的。
以后的两三天会议中，对批陈确实「搞起来了」。尽管简报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可是简报的数量确实如同雪片一样的满天飞。有的人一天发三次言，就上三次简报。我在一个小组会上发表了简单的自我批评。我向小组长冼恒汉首先提出：「你们应当像三十八军批判陈伯达那样，批判军委办事组犯了错误的同志，这才是真正批判陈伯达。陈伯达是政治骗子，但我们在不少问题不是受骗，而是同流。陈伯达是大骗子，我们起码当了小骗子。例如，陈伯达搞的「天才」论的「语录」，我在西北小组就全部宣读了。为了保护陈伯达大骗子，我还声明「语录」是自己査书搞出来的，这不就是小骗子嘛。再如，庐山会议开始头两天，有人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人物不点名的点名，对这些话，我又去对别人讲，让他们也这样说。」我的发言虽然很简单，但受到了小组热烈的欢迎。
我的发言也登在简报上了。周总理看到之后很高兴，并且把那份简报留在自己的皮包里。后来，总理同军委办事组谈话时，还谈到我的发言的问题。黄永胜看到我的发言，只奖给了我一个「先进分子」的称号。
加强了对陈伯达的批判之后，黄、吴认为太平无事了。军委座谈会二月十五日就结束了。会后，黄永胜还是不肯检讨，他的主要理由是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此没有错误。公道地说黄永胜说得对，但主席那里不这么认为。总理叫我给他做工作，我也没有做通。我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就把问题的实质给点穿了，总理对我说：「什么会上没有发言，发言不发言，在主席那里都是一样的，主席要打你们的宗派主义！」我一字一句地把总理的话传达给黄永胜，黄永胜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检讨吧。我不检讨你和李瞎子也不便检讨，把你们憋得够呛吧？」接着黄又说：「我们不是宗派主义，他们才是宗派主义呢！」看来黄永胜还是没有想通。不过，这时黄永胜肯写检讨了，我和李作鹏也前后写了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