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三婶姓顾，名双红。她嫁到我们家那年，村头那座有着高高的尖顶、据说是意大利人设计修建的教堂失火烧毁。教堂里有一幅壁画，画着一只健壮的母狼和两个叼着母狼奶头吃奶的男孩。当时那教堂是我们村小学的教室，我们把上学说成“进狼窝”。我们村这所小学是初级不完全小学，只有三个班，分三个年级，混在一起上课。老师也只有一个人，算术、语文、体育、音乐、图画都是他来教。他姓宋，名魁，是村里最有知识的人。宋魁老师有家有老婆有孩子，但他不回家住，他就住在教堂内那个沿着木板楼梯可以上去的、据说是意大利牧师吕鬼子曾经住过的房间。因为我们家与宋老师家是前后院，宋老师的老婆，我称之为“二大娘”，经常会敲着我们家的后窗说：小光，跟你们老师说一下，家里没洋油了。或者是：供销社里卖茶叶末子，一毛钱半斤，问他要不要……
我实在搞不清楚，宋老师家有孩子，大女儿比我大三岁，二女儿与我同岁，儿子比我小一岁，二大娘为什么不安排自己的孩子去向丈夫传信息，而偏偏让我去。我也搞不明白宋老师让不到上学年龄的儿子小元上学却不让过了上学年龄的两个女儿上学，这好像是重男轻女的问题，但又不完全是。因为我父母不让天分很好的我姐姐上学后，宋老师来过我家好几次，劝说我父母，希望他们不要重男轻女。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宋老师批评我父母思想封建。宋老师说一个好女儿，胜过一群没出息的儿子。宋老师还拿宋氏三姐妹做例子来证明他的理论，在当时，说这样的话是有很大政治风险的，但宋老师说了，好像他知道自己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结束生命一样。我也记得我父亲说宋老师您讲得对，没一个字不对，但我们家人口多，都上学，谁干活？如果您能安排个人来帮我们家干活，我们就让坤儿去上学，我姐姐乳名坤，村里孩子自然不知道我姐姐这个文化含量很高的乳名的写法与意义，就顺嘴把她叫成“困”，还顺便给她起了个外号“困不醒”，我跟我姐姐打架时也经常喊她的外号。我姐姐只上了一年半学即辍学回家干活，但她十五岁后便天才迸发，被抽调到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既能歌，又善舞，还会编快板，成为闻名一时的才女。
还是说宋老师，他那个小儿子，名元，爹名魁，儿名元，父子俩连起来，是魁元，这可是野心勃勃的命名。宋元还不到五岁，就跟着我们读一年级，他又乖巧又聪明，小模样又可爱，简直就是个天使。他跟着宋老师在教堂里睡，让他回家也不回。我曾经很多次踏着吱吱作响的木楼梯进入宋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对里边的情况了如指掌且有美好的印象，现在，将近六十年过去了，如果我有美术才能，能把那个房间里的一切都准确无误地画出来。最令我难忘的除了那幅狼壁画，就是房间里的松木地板，被意大利牧师和他的女人以及解放军指挥官以及区干部的脚掌摩擦多年而形成的凹陷里那些颜色金黄的突出木络，那看上去养眼、摸上去光滑、闻起来芳香的木地板。能睡在木地板上，或是行走在吱吱嘎嘎作响的木地板上该是多么幸福啊！怪不得宋元非要跟宋老师在教堂里睡觉，如果是我，当然……如果我能在这个铺了松木地板的房间里睡一晚上该有多好啊！但是我没有这个福气。这个房间当时我觉得很大，现在一回想，其实很小。房间呈长方形，有一扇朝东开的窗户，有一扇朝南开的窗户，窗户的玻璃花花绿绿的，当时我觉得这花玻璃神奇，后来知道这是教堂的标配。想当年意大利人费尽心力把这些彩色玻璃从他们国家运到我的故乡这个偏僻的小村庄，是多么样地执着和不易。那房间的东北角落里安着一张床，一张窄窄的单人床。我们那地方老百姓的口语里虽然多用“床”这个名词，譬如说新媳妇过门要“坐床”，但这个“床”是不存在的，因为家家户户里只有土坯垒成的炕，“坐床”实际上就是坐炕，但既然这样说，那就说明在历史上，我们这地方也是有过床的。有床的时代，必定是社会比较安定、人民比较富裕的年代。现在，我们那儿的年轻人，多数都进城睡床去了，那些没进城的老人，有的也拆了土炕，买了“席梦思”，过上了睡床的幸福生活了。但在宋老师睡床的年代里，只有公家的人才睡床。经过了改朝换代和革命的洗礼，教堂里与上帝有关的痕迹早已荡涤干净，唯一保存下来的狼壁画，也差点被铲除，之所以没被铲除，是宋老师从报纸上发现了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的照片，竟然是以这幅狼与男孩的壁画为背景的，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军打高密时，这座教堂是解放军的指挥部，于是，这壁画也就成了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后来我经常想，如果这教堂不被烧毁，岂不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狼与男孩的壁画是在大堂的墙壁上，宋老师卧室的墙壁上贴着发黄的报纸，还有一张题目叫做“今天我喂鸡”的年画。这张年画在教堂失火三年后可是大大地有名了一阵，原因是有人从画面上的衣纹及线条里发现了“×××万岁”五个字，我三婶家的墙壁上就有这样一张画，我曾指证给我三婶看，希望能将此画撕下来，送到学校的红卫兵头头那儿去表功，但我三婶很轻蔑地说了两个字：“放屁！”
我至今还记着第一次去上学的情景。姐姐去送我，此时她已经辍学。我背着姐姐用过的蓝布书包，书包里放着一块石板，两根石笔。那时候物资缺乏，买不到本子，课本也是印在一种散发着臭气的马粪纸上。一进教堂我就感到脊梁沟里冷飕飕的，抬头就看到对面墙上那幅狼壁画。一缕从彩色玻璃窗上透进来的柔和光线，斜照在狼歪着的脑袋上，使它的眼睛闪闪发光。我感到那狼的眼睛是死盯着我的，便匆忙躲到姐姐身后。姐姐说你躲什么？这是一匹善良的狼。它不但不吃小孩，它还给小孩喂奶。这时，我的好朋友宋老师的儿子小元跑到壁画下，用他父亲的教鞭指点着靠近母狼后腿那个仰着头吃奶的男孩说：“这是罗慕路斯。”然后又指着靠近狼的前腿噙着奶头的男孩说：“这个是勒摩。”经小元这样一说，我感到狼的目光不似刚才那样凶恶了，而且我马上就联想到，那母狼腹下的男孩，一个是我，一个是小元。
以上这些都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全部删去也不足惜，但这些闲笔，营造的就是那样一个时代的氛围，而没有氛围，文章就没有说服力，您说对不对？
经与我父亲我姐姐以及村子里的老人核实，大家一致认为，将教堂烧成一片废墟的那个夜晚是公元1963年12月22日，因为那天是冬至，也就是农历癸卯年的十一月初七日，那场大火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燃起的。我是我们家最先发现教堂着火的，因为几天前宋老师给我们讲语文课时，突然讲到天上的星宿，他说最近一段时期，在北斗七星附近每天凌晨时会看到一颗拖着长尾巴的扫帚星，宋老师说扫帚星是民间的俗称，正确的叫法是彗星。因为我们那篇课文中有一个智慧的“慧”字，老师给我们讲这个生字时，顺便讲到了彗星。他说同学们要从小培养起对天文地理的兴趣，人类的智慧就是从仰望星空开始的，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在听了老祖母讲述的类似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后，抬起头来寻找天上的星座，由此开始了他们的科学研究道路。所以那天晚上我特意多喝了两碗水，希望在黎明前被尿憋醒，然后出去观赏彗星。我在膀胱的压力和我三叔家院子里那几只公鸡的齐声鸣叫下醒来，披着棉袄趿拉着鞋子跑到院子里，一出房门就看到教堂那儿火光冲天，照耀得整个村庄一片通明，我大声喊叫：“起火了！”
大人们都披着衣服跑了出来。村子里响起了呼喊救火的声音。父亲提着两个铁皮水桶拖着一根扁担跑了出去。村子里一片嘈杂，一会儿工夫就听到我家后院里响起了二大娘的哭叫，紧接着她的两个女儿也哭了起来。听哭声知道她们往教堂的方向奔去了。我挣脱了母亲的拉扯，往狼窝，不，向我们亲爱的学校奔去。大街上有很多人，男人们有的在大柳树下那口水井边上摸着黑打水，有的站在街边呆呆地望着火。有人哑着嗓子喊叫：“救火啊，救火啊……”但面对着这高达数十米的火苗子，无人敢往前靠。我站在离教堂足有一百米的地方，还能感觉到皮肤被烤得生痛。附近大槐树上被惊扰得神经错乱的乌鸦哇哇地怪叫着，在火光里乱飞，有几只竟然扑进了火焰。我在回忆教堂里，不，我们学校里的木头课桌，木头的板凳，木头的黑板，以及那通往宋老师房间的木头楼梯以及宋老师房间里的木头地板，还有那张“今天我喂鸡”的年画，那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狼与男孩的壁画……呜呼，这一切美好的记忆，都化成了这烛照天地的火焰，我坦率地承认，我当时根本没想到宋老师和他的儿子宋元，我估计周围的人们也没有想到，只有当二大娘跪在众人面前喊叫着：“救救我的男人吧，救救我的儿子吧……”这时候，大家才想起，在那熊熊的火焰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村子里最有文化的人，一个是村子里最可爱的孩子。村党支部书记郭大发，这个参加过抗美援朝、一条腿上留有残疾的荣誉军人，从一个男人手里接过一桶水，提着，一瘸一拐地试图往火焰靠近，那炽热的火焰似乎把他照耀成了一个闪光的透明体，我平日里对这个满嘴酒气、动辄开口骂人的瘸人没有好感，但在这一刻，突然感觉到他高大威猛，像个英雄。我曾经认为村子里传说甚广的他在朝鲜战场上用步枪打下一架美国飞机的事纯属吹牛，但在这一时刻我觉得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有人大喊：郭支书，危险！但郭支书就像扭秧歌似的轻盈而飘忽地提着一桶水靠近了那大火，然后一手提着铁桶的鼻子，一手把着桶底，以那条健康的右腿为支撑，以那条有残的左腿为辅助，猛地将身体旋转了一百八十度，一道明亮的水瀑飞向烈火，烈火似乎略微地暗了一下，颤抖了一下，但随即更猛烈地燃烧起来。后来当我学到“杯水车薪”这个词时，立即就回忆起了这个场面。村里的老者也喊：“支书，闪开吧，没有救了！”这时，二大娘又哭起来。支书退后几步，对着他那位担任民兵连长的侄子吼叫：“还傻站着干什么？快，男人们排成队，从这儿到井边，隔两米一个，老吴、老聂、老陈，你们三个负责从井里往上打水，其余的人，传递，不要乱！快！”
尽管事后证明这点水对这样的火势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但大家都不得不佩服郭书记在危急时刻的决策能力和身先士卒的英雄精神，在那晩的情况下，这样的安排是最有条不紊、效率最高的，而且他是那样地知人善任，老吴、老聂、老陈是村子里的三个巧匠，老吴是泥瓦匠，老聂是木匠，老陈是铁匠，这三个人都上了年纪，腿脚不如年轻人利落，但他们手上都有尺寸，摸着从井里往上打水，村里的人，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了。话说这条从大柳树下到教堂的长达数百米的输水线就立刻地运转起来，那位当过几年坦克兵的民兵连长郭光星几次要把叔叔换下来，但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也就担当起将桶里水泼向火焰的最危险的工作，表现出了他曾经有过的军人的勇气。大约有一个小时过去，从井台那边传来喊叫，说井水已经干了。是的，桶里的水早就变少了，变浑了，而人们的体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幸好火焰渐渐变弱，水泼进火堆里爆发出的奇特的香味弥漫在天地之间。被吓昏了的狗，开始叫了起来。河对岸那个名叫沙子口的小村里的人，也提着水桶拿着十字镐下到河底，砰砰啪啪地凿开冰层，从河中提水过来。领头的那人穿一件扎着術线的棉袄，腰里扎着一根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栽绒帽，一看就知是个复员兵。受他们的启发，郭支书下令让村里的人到河里去取水。火势虽然减弱了，但还是可以把河道照耀得通明。站在高高的河堤上，可以看到河面上的冰放射着银白色的光芒，也可以看到对岸的河堤上站着很多看热闹的人。村里的人一窝蜂般扑向河底，砰砰啪啪地砸冰。沙子口村一个青年一手提着一桶水爬河堤时不慎摔倒，铁桶滚下去，桶里水都泼洒在河堤的漫坡上，这也为后边的人提桶爬坡制造了困难，人们只好从旁边那些树丛里钻上来。这时，从东边射来两道明亮的光柱，随即传来汽车的轰鸣，人群中一阵欢呼：蛟河农场的人来了！他们是半军事化的单位，是部队成建制地转业成了农业工人，他们跟新疆、北大荒、海南岛的农垦工人是一个系统的，县里都管不着他们。他们是有战斗力的生力军。
简短捷说吧，在三伙人的共同努力下，火熄灭了。我当时有一个很不正确的想法，那火即使不救也会熄灭，因为能够燃烧的东西就那么多，烧光了，自然会灭。但是我这个想法如果在当时说出来，必会挨揍。因为第二天，县广播站就播放了一篇通讯，稿子很长，把原本该放茂腔的时间都挤掉了，写稿的人是我们烽火人民公社的大笔杆子杨结巴，这当然是外号，用他的外号其实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敬，因为他自己也习惯了这个外号，如果有人称呼他的原名杨连升，他反而会愣一下。杨结巴是我们宋老师的好朋友，两个人都有文化，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高雅的说法，低俗的说法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杨结巴经常到教堂，不，狼窝，不，学校，来找宋老师玩，骑着一辆“国防牌”自行车，那车子虽然破旧，但也让村里的年轻人羡慕不已，当时的农村人如果能拥有一辆“国防牌”自行车，比现在的人拥有一辆豪华轿车要更引人注目。杨结巴这辆自行车是一辆有故事的自行车，我们且放下这个话头，等有时间再另章详述。咱先说正事。杨结巴原先是公社驻地那所完全小学的语文教师，因为文笔好，也因为口吃不适合讲课，被提拔到公社里去专职写文章，号称二秘书。一秘书就是那位可以列席公社党委会议的党委秘书陈正言。杨结巴归陈秘书领导，但他看不起陈秘书，我好几次听到他喝得半醉时骂陈秘书狗屁不通。宋老师那间宿舍里还有一个铁皮焊接的煤油炉子，一般不用，只有来了杨结巴才会点燃烧一壶水沏茶。他那把烧水的壶是那种三毛钱一把的泥陶壶，用时要格外小心。他们喝的茶叶就是二大娘买的那种一毛钱半斤的茶叶末子，偶尔杨结巴也会从怀里摸出一个白纸包，小心翼翼地剥开，不无炫耀地说：“尝尝这个，六安瓜片！这次写的稿子，曲书记在县三干会上宣讲后大受好评，曲书记奖了我二两！”然后又摸出一包大前门牌香烟，说：“还有这个，也是曲书记奖的。”
杨结巴每次进了我们教室，都会对着那幅狼壁画双手合十拜祝两下，他说这是一只神狼，是我们学校的保护神。
杨结巴和我们宋老师在教堂里那个铺了松木地板的房间里抽着大前门烟喝着六安瓜片茶的情景，过了将近六十年还历历如在我的眼前。我想，人的幸福感还真不完全是因物质的积累和职位的升迁或名誉的叠加所决定的，就连我，因为帮他们去河里提了半桶最清澈的水而被奖赏了半杯茶水也幸福得不可言状，那种幸福啊，现在即便把我泡在一个用最高级的茶水充盈的浴缸里也是得不到的啊。他们说着投机的语言，偶尔议论时政，但大多数是在谈论艺术，谈他们读过的书，谈他们听过的戏，谈他们看过的电影，我听得入迷，如痴如醉，并产生很多梦想。我记得最让我入迷的是杨结巴讲过的印度电影《流浪者》，讲到热闹处，他站起，手舞足蹈地唱。真是奇怪，他讲话结巴，但唱起来一点儿也不结巴。许多年之后，我在军队大院的操场上看了这部电影，但感觉有点儿失望，因为我看到的没有杨结巴讲述的精彩。还有，宋老师床头上挂着一把京胡，杨结巴能唱老旦，满口嗓，他们一拉一唱，整个村子的人都能听到。火灾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杨结巴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到了废墟前将车子一扔，跪到地上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用巴掌拍打地面。他的悲恸绝对不是装的，跟他与宋老师讲述过的诸葛亮哭周瑜有本质的区别。他的哭感染了还在那里冒着余烬的烘烤用铁锹、铁钩子往外扒拉破砖烂瓦，试图寻找宋老师和他的儿子的遗骸的人们，大家一边干活，一边用袄袖子或手背擦拭眼泪，而二大娘又一次昏了过去。有人上前试图把杨结巴拉起来，但死活拉不起来。他身上仿佛没有骨头，软不邋遢的，一拖一套拉。鼻涕眼泪把他文质彬彬的脸弄得惨不忍睹。最后还是郭大发书记上前把他拉起来，其实也不是郭书记的手把他拉起来，而是郭书记的话把他拉起来。郭书记说：“老杨，你就别像个老娘们一样嚎起来没完了，毛主席咋说来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你现在立刻去采访，采访完了赶快写一篇稿子，我告诉你说，宋老师是为了抢救公共财产牺牲的，为了抢救公共财产，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顾了！”
听到书记的话，杨结巴几乎是蹦了起来，是的，哭管什么用呢？哭也不能把死人哭活，把宋老师的英雄事迹报道出去，才是对宋老师的最好纪念，也是一个老朋友向死者表示友谊的最佳方式。必须承认，杨结巴是大才，只可惜他是结巴，否则，凭着那支生花妙笔，到县委宣传部里去当个副部长或者到省报里去当个记者那是绰绰有余的，但老天偏偏让他是个结巴，于是他也只能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公社里作为一个名人而终其一生，据说八十年代时，他带出来的几个徒弟都转了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拿工资，只有他，郁郁不平地、牢骚满腹地在这个局里或哪个镇上帮人炮制点文章，混碗饭吃。其实，他也有过交鸿运的时候，那就是全国普及革命样板戏的时候，他自告奋勇扮演《红灯记》里的李奶奶，一炮打响，全县闻名。如果不是因他得意忘形，犯了错，那也不至于落魄到后来那种程度。
杨结巴这篇通讯，文采飞扬，描写生动。他写宋老师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冲进火海去把课桌和板凳拖出来，而他的最亲爱的儿子在火里哭叫。他写：烈火熊熊如火炬，照亮了大地与天空。他写：这是一曲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壮歌，沙窝村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在党支部书记郭大发的率领下救火救人，不怕牺牲，沙子口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也赶来助战，国营蛟河农场的工人老大哥们也从十里之外以急行军的速度赶来——明明是坐汽车来的嘛。他再写：大火终于被救灭，保住了生产大队的粮仓和三万斤战备粮，保住了生产大队的三匹马、三头骡子和六十多头耕牛，保住了生产大队养猪场里的数百头猪，也保住了全村两百多户贫下中农的房屋和生命……
这篇文章缩写后，在省报发表了一个简短版，让杨结巴的才名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宋老师评烈士的事，因为有这篇文章助力，只用了十天就得到了县政府的批准。过了十几年，兴起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村里竟然把连一天学都没上过的宋老师的小女儿推荐去上了烟台水产学校，这自然是沾了他爹烈士英名的光，准确地说是沾了杨结巴那篇文章的光，更准确地说是沾了郭大发书记的光。虽说一天学没上，但她天生聪明，先认鱼虾后认字，很快就成了班里的优等生，毕业后分配到县水产公司，卖鱼卖虾卖海带，凡是海里产的东西，就没有她买不到的，我们家跟着她沾了不少光。我母亲曾幻想着让她成为我媳妇，但人家是吃国库粮的，自然看不上一个农民，后来她嫁给了原烽火公社副书记罗金友的儿子罗卫民，生活幸福而美满，这些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