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失火后第三天，盛着宋老师和他儿子遗骨的两具棺材从他们家院子里抬出来时，我们正在把我三婶娘家陪送的一个柜子两个箱子还有洗脸盆、脸盆架、被子褥子，还有一大包蜡烛等物品从牛车上卸下来。胡同狭窄，挡了他们的路。这确实是巧合，但有的人却认为这是我们家故意的设计，棺材者，“官”也“财”也，拦住了棺材，就等于拦住了官运和财运，当然这些都是事情过后人们的演绎和解释，而在当时，我们家里的人都发自内心地感到晦气，娶媳妇碰上出殡的，哪里去找好？幸好我们仅仅是在卸嫁妆，再过十天才是婚期，如果是花轿落地那一刻碰上棺材出门，那才是晦气呢！我从家里长辈的脸色上看出了他们的懊丧和对我与三叔的不满，但三叔好像没事人似的，匆匆忙忙先把牛车上的东西卸下来，然后让我在前头扯着牛缰绳，他在后边用荆条子抽打着牛屁股，用最快的速度把牛车赶出了胡同，为宋老师父子的棺材和送殡的队伍让开了道路。
我三婶是城里人，家里开着一个蜡烛店，地点在东关神仙巷。店门口挂着一个油腻腻的木牌子，上边写着四个暗红色的字：光明蜡烛。蜡烛店门面不大，前面三间房子，中间是店面，有几排货架，货架上摆着各种蜡烛。两侧是两间耳房，有一个后门，通往后院，后院两侧，摆着成捆的芦苇和几个大缸，大缸里盛着羊油和牛油，这些都是做蜡烛的原料。东侧两间厢房，是蘸蜡烛的作坊。北面三间正房，是主人起居的地方。
这是我第一次进县城，时间是教堂起火后第二天。三叔让我跟他赶着牛车去县城拉三婶的嫁妆。按说拉嫁妆的事三叔不能自己去，但村里人都忙着挖台田防涝治碱，连妇女都下了地。三叔是龙山煤矿的工人，请了一个月假回来结婚。他带着我去找郭支书，希望书记能派两人去城里帮他拉嫁妆。三叔递给郭支书一支“大前门”香烟，支书接了烟，放在鼻尖下嗅嗅，然后又放到指甲盖上顿顿，那时可没带过滤嘴的香烟，将烟头放指甲盖上顿，其目的是防止细烟屑被吸入口，其实那就是老烟鬼的派头儿。三叔赶紧划火帮书记点上烟。吭吭哧哧地说请书记派人的事。书记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哪里有闲人？你闲着没事，自己去吧！如果怕路上闷，就带上你这个话多的侄子，我心里想我什么时候话多了呀？三叔搔着脖梗子说，书记，您看，哪有新郎自个儿去老丈人家拉嫁妆的，只怕会让人家笑话呢。支书喷吐着烟雾说：新社会，新风尚，谁敢笑话？你去吧，没准儿你那媳妇还挺高兴的呢！听说你媳妇能写一手好字，她是什么文化水平？我三叔说，好像是初小吧，也许是高小吧，等她来后我问问。支书笑道，不是说你们是自由恋爱吗？怎么连人家是什么文化程度都不知道呢。我三叔嘿嘿地笑起来。这样吧，小光跟你一起去，书记说，我让第二生产队把那辆地排车借给你们用，二队里那头蒙古牛腿最快，就派这头牛去，你去跟赵六说，就说我说的。书记抬头看了看太阳，说，时间还不晚，你们这就出发，无论如何今晩要赶回来，带足草料，把牛照顾好，这头牛，是宝贝，我们还指望着它繁殖几头快腿牛呢。我三叔很感动，把那盒烟塞到支书口袋里，支书说，三怪，我三叔外号三怪，你想干什么？腐蚀拉拢革命干部？三叔不好意思地搔脖子。支书摸出烟盒，从中抽出两支，一支夹在耳朵上，一支就着那个烟头引燃，把烟盒又还给我三叔，说，雷厉风行，赶快，明儿个宋老师出殡，公社里还要来人呢。对了，你们路过百货商店时，顺便帮我买两节干电池，要大无畏牌的，去吧。
我和三叔赶着地排车进城，母亲为我们包上了两个玉米面饼子、两棵大葱，还有一团黑酱。那时候可没有瓶装的矿泉水之类的，不过也绝对渴不着我们，公路沿着河边走，我们随时可以到河里去喝水。那时代的河水清澈见底，绝对没有污染。路刚刚修过，所谓刚刚修过，就是在路面上刚撒了一层破砖烂瓦，还有鹅卵石，然后让国营蛟河农场的东方红牌链轨拖拉机来镇压了两遍。这条路也是蛟河农场通往县城的唯一道路，他们的嘎斯51大卡车和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胶轮拖拉机每天都要在这条路上跑。我们尽量让蒙古牛沿着路边比较平坦的地方走，为了减少颠簸也为了保护它的蹄子。
三叔坐在牛屁股后的辕杆上，我坐在车厢里，屁股下垫着一盘麻绳子。三叔心情很好，嘴里哼唱着小曲。小曲哼够了就吹口哨。那时候的年轻人都喜欢吹口哨，据说是跟着一部外国电影里的男主角学的。就连刚刚去世的宋老师也擅长吹口哨，他还是我三叔的启蒙老师，很多人都说吹口哨是流氓行为，但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郭支书不这样看，他说志愿军的侦察兵在树林里吹口哨，学鸟叫，引诱敌军过来，活捉回去，立功受奖，关键是要吹好！三叔的口哨吹得好听极了，几次让他教我，他也教过我，但我口舌太笨，怎么也学不会。长大后我学习了一点儿音乐知识，曾多次想起，如果当时有个录音机，把我三叔吹过的口哨都录下来，交给音乐家，必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灵感。三叔还送给我一块金黄色的有半个拳头（我那时的拳头）那般大的透明的松脂一样的东西，里边有一只活灵活现的碧绿小虫子，三叔说这是他在坑道掌子面上抱着风钻采煤时发现的。这应该是三叔对我的奖励，奖励我陪他进城拉嫁妆。其实不用奖励，我也很高兴。这是我平生头一次进城，进城可以看火车，看楼房，看许多在乡下看不到的风景。现在回忆起来，三叔送我的是一块顶级的价值不菲的琥珀，可惜，我太好奇，总感觉里边那只小虫子是活的，于是就用锤子砸破。如果能留到现在……这是一个人老了后经常说的废话，这世界上什么“果”都有，就是没有“如果”。
三叔当然也跟我说过他这门亲事的缘由，他说，小光，你三婶，那可是高密城里有名的美人哪。“第一美女岳海玲，第二美女孔海蓉，第三美女邵春萍，三个美女加起来，比不上蜡烛店里的顾双红。”这是高密城里人人都知道的顺口溜，三叔洋洋得意地说，顾双红就是你三婶，你想知道我一个煤黑子是怎么把高密城里的大美女搞到手的吗？天意！除了天意没有别的解释。我特别想听三叔把这个“天意”的细节讲给我听，但三叔似乎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那下意识吹出的口哨，特别地婉转抒情，连天上的百灵鸟都盘旋鸣叫着跟随我们前进。牛车从铁路桥洞里钻出来就等于进入县城了，这时恰好有一辆从青岛方向开过来的列车经过，我不错眼珠地盯着，看那车头喷出的强劲白烟，看那些一闪而过的窗口，听那铿锵的车轮声和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心中萌生了强烈的向往，我对三叔说：三叔，我这辈子要能坐一次火车，死了也就不冤枉了。三叔笑道：这还不简单吗？过几天我回煤矿上班时带上你坐一次就是。你这辈子，一定能坐上火车！
三叔说，一会儿到了三婶家，你切记要少说话，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如果我那老丈母娘留我们吃饭，你小孩家不要上桌，在下面弄点吃的就行了，吃完了就出去看车喂牛。我说三叔你放心，我装哑巴。三叔笑道：也没有必要装哑巴，你是很聪明的，不用我多嘱咐，看我的眼色行事就行了。
我们赶着车到达三婶家的光明蜡烛店时，已经是正午时光了。三叔让我看着车和牛，他自己进了店。我看了店门旁边那块有了年份的老招牌，为自己猜识了“蜡烛”的繁体字而得意。我看到三叔站在柜台前与一个女子说话，我知道她就是我的三婶顾双红，尽管我看不清楚她的脸，我也知道她很美。
一会儿工夫，我看到三叔跟着三婶到后院里去了。有一个年龄跟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出现在我的身边，气汹汹地问：小孩，你是从哪儿来的？我说：从烽火公社来的。他翻着白眼又问：烽火公社在哪儿？我指了指东北方向说：在那儿。他又问我：你来干什么？我答道：来拉嫁妆。他非常不明白的样子，又问：什么是嫁妆？我立刻在心里就把这个城里的小孩子给蔑视了，连嫁妆是什么都不知道，还城里人呢。当然我没把对他的蔑视说出来，而是耐心地告诉他，说这是我三婶家，我三婶就是刚才站在店里卖蜡烛的。那小孩立刻明白了，说：原来是蜡烛红要出嫁了，蜡烛红要嫁给乡下人啦。我纠正他说：我三婶的名叫顾双红。他说：顾双红就是蜡烛红，蜡烛红就是顾双红。蜡烛红，大破鞋，兜里揣着一副牌，想跟谁来跟谁来，蜡烛红，吹口哨，青年听了不憋尿。我知道这些话很坏，怒道：你胡说，我让俺三叔揍你！他又低声神秘地说：蜡烛红的爹当过国民党呢，你知道什么是国民党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国民党就是坏蛋。然后他又说蜡烛红是个瘸子！
我们俩正说着话，就看到我三叔和一个系着蓝布围裙、头发花白、身上散发着浓浓膻味的瘦高老头出来了。后来我慢慢地知道了我三婶家的蜡烛使用的主要原料是羊油和牛油，所以他们家人身上都有一股膻味。三叔指着我对老头说：这是我侄子小光。我慌忙按照行前母亲特意叮嘱过的叫了一声“姥爷”。那老头和蔼地对我点了点头，还夸了我一句：聪明！我心里感到暖洋洋的，对这老人充满了好感。这时候，那个城里的孩子突然喊了一声：打倒国民党！然后便跑了。老头叹了一口气，低声嘟哝了一句，然后便说：那就装车吧。这时又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出来了，我赶紧叫了一声“姥娘”，老太太哼了一声，很不高兴的样子，然后叨叨着：我们陪送了这么多贵重东西，你们就来这么一辆破牛车！我三叔赶紧低头哈腰地道歉，说原本是想来辆大马车的，但大马车轮胎坏了，一天两天的修不好。那老头就对老太太说：行了，别叨叨啦，快进屋去打点着往外抬吧。老太太道：抬，跟谁抬？老头指指我三叔说：我们俩抬。老太太道：你们俩能抬动那个楸木柜？那是我出嫁时俺老奶奶送给我的陪嫁，二寸厚的板子，四角包着铜，只怕四个人都抬不动呢，何况里边还装满了东西。老头说：把里边的东西先拿出来，先抬空柜子。老太太说：那你们两个人也抬不动。三叔道：让我侄子搭把手。老太太撇撇嘴：就这么个吃鼻涕的娃娃，浑身是铁能锻几根钉子？我忙说：姥娘，我很有力气的！我能抬起一桶水呢！三叔道：是的，他很有劲儿！老头上下打量了我几眼，说：试试吧，实在不行再想办法。
我从路边搬了两块石头把车轮塞住，把牛缰绳拴在路边一棵杨树上。我跟在三叔身后，三叔跟在老头身后，老头跟在老太太身后，鱼贯着进了店。我一眼就看到三婶坐在柜台后，戴着白套袖，系着白围裙，手持一支毛笔，蘸着碗里的金色，往一根红色的大蜡烛上写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人用毛笔写字儿，心里感到很惊奇。我三婶身体侧着，我看不到她的整脸，她的侧面真好看，腮不胖，耳朵很白，眉毛很黑，睫毛真长，我不知该不该叫她一声三婶，但一看到她那副不理人的样子，就把到了唇边的话咽回去了。她身后柜台上那些蜡烛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粗的细的，长的短的，红的白的，摆满了货架。那两根足有一米长的粗大蜡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听三婶说，这样粗大的蜡烛是祠堂里用的，那时候有的村子里的大姓家族还保留着祠堂，每到春节，合族的人要聚在一起祭祖，那大蜡烛就是此时用的。那些红蜡烛上都描着金字，这些字都是我三婶写上去的，当然，她的父亲也能写。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曾经在解放前的政府里当过录事。
尽管把柜子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但那楸木柜子实在太沉，三叔与姥爷抬不动。而且只抬了一下，姥爷就哎哟了一声，好像是把腰拧了。姥娘唠叨不休，就差破口大骂了。三叔满头是汗，张口结舌。这时，姥爷和姥娘吵了起来。三叔拉着我穿过院子和前店，到了街上。穿过院子时，我看到了东厢房里有一长案，案上摆满了半成品的蜡烛，当然我也嗅到了浓烈的膻味，我从小嗅觉就比一般人灵敏，当时我以为大家的嗅觉都跟我一样，后来发现很多人的嗅觉比我迟钝许多。穿过前店时我看到三叔可怜巴巴地望了一眼三婶，似乎有求助的意思，但三婶没有抬头。
站在蜡烛店门口，三叔点燃了一支烟，忧愁地四处张望着，他甚至低头问我：小光，你说咱怎么办？我说：要不咱先回去，明天多叫几个人来。三叔说：明天，明天找谁来呢？此时，有三个青年骑着那种乡下很少见到的永久牌自行车和小国防牌自行车，追逐着过来。到了蜡烛店门口，他们停住车子，手扶着车把，脚尖支着地，都把食指噙在嘴里，吹出尖厉的、由高而低的口哨，显然是在对我三婶耍妖——后来听三叔说，他们吹的是专门调戏妇女的“狼哨”。其中一个满脸粉刺、留着大分头的沙哑着嗓子喊：蜡烛红，出来！
听说城里有很多流氓，我想这三个就是了。我三婶一声不吭。他们又吹起了口哨，依然是由高而低，充满挑逗意味，仿佛是从一个女人的头，看到一个女人的脚。这时，我三叔把左手食指和拇指捏拢，噙在嘴里，吹出了一声由低而高、直冲云天的呼哨——后来三叔告诉我，这是“鹰哨”，专门压制“狼哨”的。这“鹰哨”的意思是，这个女人是我的，你们滚到一边去。那三个城里青年顿时愣了，直着眼看我三叔。我三叔拿出手指，嘬起唇，吹出了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吹奏时，我三叔腮帮子上的肌肉不停地跳动着，他的双手还打着节拍，他的眼睛里满是情感。吹到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时，三叔加大了力度，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产生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那三个小伙子慌忙从车子上下来，凑到三叔眼前，说：嘿，伙计，有两下子！干什么的，搞音乐的吧？我三叔道：挖煤的！那个面有粉刺的说：挖煤的？骗谁？——我三叔的堂堂仪表我一直没顾上描写呢，简单写两句吧，他身高一米七六，这在当时属于高个子了。他面色黧黑，鼻梁挺直，头发粗硬，眉毛很浓，眼睛不大，但闪闪发光。我必须说明，我三叔是我爷爷的三弟媳妇的儿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这位三爷爷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将近四十岁了还打光棍，后来与一西北某省来讨饭的女人结了婚，那女人带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就是我三叔，我这样一说大家就应该明白我三叔为什么长成那个样子。尽管他不是我们老高家的血脉，但我们都没把他当外人。他理直气壮地跟着我们姓高，他的名字也被堂堂正正地写进家谱。他的多才多艺尤其是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也一定与他的那个在西北某地的家族有关吧。
那满脸粉刺的小伙子恍然大悟，兴奋地说：你就是顾双红的那个吧？另外一个白净面皮、留着黑森森小胡子的青年道：我们想顾双红嫁给一个煤黑子不是鲜花插到牛粪上了吗？原来你是这样的！而且还吹得一口好哨！
三叔摸出烟，分给他们每人一支，并为他们点燃。三个小伙子香甜地抽着。那个年龄看上去最大、脸上有很多黑痦子的小伙问：伙计贵姓？三叔道：不贵姓高。黑痦子看看牛车，看看我，问：这是……三叔道：三位兄弟，帮个忙怎么样？三个小伙子齐声道：没问题，你说！三叔道：我今天是来拉嫁妆的，但那柜子太重，抬不出来，我老丈人把腰又扭了。三个小伙道：小事一桩，兄弟！我们都是顾双红的朋友，这点事，小意思！
于是三叔就带着那三个小伙子进了店。长粉刺的那位对我三婶打趣道：顾双红，悄没声地就要嫁啦？喜糖喜烟可要准备好！我三婶冷冷一笑，也没说什么。
三个小伙子加上我三叔，四个人把那沉重的楸木柜子抬到了牛车上。还有两个箱，都是用梧桐木板新做的，没多大分量，他们两人抬一个，轻松地就弄到了牛车上。接下来他们七手八脚地把那些被子褥子枕头毛巾等等杂物都塞进箱柜，那包沉重的蜡烛，用旧报纸包着，被放到箱子底下。然后用绳子把箱子固定好，我三叔又敬了他们每人一支烟，互报了姓名，关系密切得像多年的朋友似的。
此时太阳已偏西，估计是下午三点多了，那是白昼最短的季节，再有两个多小时天就黑了。我三叔从他岳父家院子的那口水井里提来一桶水饮了蒙古牛，然后与岳父岳母告别。这时他岳母的脸色也好看了，可能是听到了三叔的口哨，也看到了三叔的交际能力。她甚至热情地说：要不就住下吧，赶明儿个天亮回去。三叔说，不啦不啦，我们紧着点走，三个多小时也就到家了。
我原本以为三婶会出来送我们，但她一直没出店门。姥爷姥娘站在店门口对我们招手。我三叔吹了一串口哨，婉转如画眉鸣叫，这是给我三婶听的，三叔后来告诉我，这叫“鸳鸯哨气那三个青年听到三叔吹给三婶的这串口哨，脸色红红白白，都是很不自然的样子。车装得有点儿后沉，三叔让我爬上车，坐在前边那个箱子上，平衡下车上的重量。他自己步行，倚靠着车辕杆，赶着牛走。那三个小伙子恋恋不舍地推车跟着我们。粉刺脸说：兄弟，我们护送你一程。三叔吹了一首电影插曲《九九艳阳天》，自然又让这仁青年如痴如醉。三叔说：伙计们，就此别过，咱们后会有期。三个小伙子很遗憾地骑车走了，他们是县棉花加工厂的工人。三叔显然很得意，问我：小光，三叔还行吧？我说：太行了，三叔，你是天才。三叔道：天才说不上，不过，在音乐方面我是有感觉的。无论多么难唱的歌，顶多听两遍我就能记住。你要相信，小光，三叔总有一天会从坑道里爬上来，到矿山宣传科里去坐办公室。
就这样说着话，我们到了东关铁匠街。铁匠街上有几家铁业生产合作社，能制造镰刀、锄头、铁锹等农具，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震动人心。路上有很多煤渣子，煤渣子里混着铁屑，有一股嗅之令人兴奋的铁的气味。出了铁匠街往右拐，我们就可以望见那个铁路桥洞子了，穿过铁路桥洞子就等于出了城，但就在此时，我们的地排车轮胎被一块废铁扎破了，顷刻便泄了气，三叔长叹一声，道：这可坏了事了。我赶紧从车上爬下来，看着那瘪瘪的车胎，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
三叔安慰我，别哭，小光，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过不去的河！
我们将车靠到路边，把牛卸下来。三叔让我看着牛和车，他自己到路边的铁匠铺里借工具，只借到一把钳子，一把钳子根本不可能把车轮卸下来。三叔说：小光，今天夜里咱们
可能回不去了。我说：那怎么办？我们会冻死的，牛也会饿死的。三叔道：不会，我们冻不死，牛也饿不死。你好好看着牛和车，我找人去。我问：去三婶家吗？三叔道：不，不去她家。
太阳即将落山时，三叔带着那三个小伙子来了，他们都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带着帆布工作袋，袋子里装着钳子、扳手、螺丝刀等工具。事后知道这三个小伙子都是棉花加工厂维修车间的工人，都有技术。他们把车上的柜子抬下来，然后用砖头把车的一侧垫高，把轮胎剥了下来。两个小伙子骑着车去修车铺帮我们补车胎，那个脸上有痦子的留下，陪我们看着牛和车。
车修好后，已经满天星光。我又饿又困，蒙古牛也饿得哞哞叫。在三个青年的劝说和帮助下，我们住进了离三婶家很近的前进旅社。这旅社其实就是马车店，在那儿竟然巧遇了我们村的马车夫老柳。他匀了一点儿干草给我们喂牛，那三个小伙子买了二十个炉包送给我们。炉包虽然凉了，但味道很好。伙计，你的口哨是跟谁学的？那个面有粉刺的小伙，兴致勃勃地问。三叔道：我的启蒙老师是我们村学校的宋老师，后来又拜了一个高人为师。我们村东八里有一个国营农场，前几年，省直机关的所有“右派”都在那里劳改，其中有一个放羊的老乔，曾经是全国口哨比赛冠军，还去罗马尼亚参加过比赛，我的口哨就是跟他学的。三个青年齐声道：怪不得，果然名师出高徒！这个老乔现在在哪儿？我们也去拜他为师，三叔道：拜不成了，1961年春他就死了。面有痦子那个青年问：怎么死的？饿死的吗？三叔道：据说是上吊。那太可惜了，三个青年几乎齐声道，那我们就拜你为师吧。三叔道：你们厂里允许吹吗？有的地方把吹口哨的当流氓抓呢！青年们说，我们厂的书记好文艺，会吹口琴，他说你们要吹就好好吹，吹出水平，升华成艺术。那真不错，这样的干部不多，三叔道，我们矿山有一个口琴小组，我想参加，但他们不要我，总有一天他们会要我的。顾双红也会吹口哨，你知道吗？那位白脸小胡子说，她原来是我们厂的合同工。真的吗？三叔道，这些我都不知道呢。粉刺脸小伙对小胡子使了一个眼色，说：伙计，今天暂时别过，你们早点休息，改天我们去找你，专程拜师！三叔像江湖上的人物一样，抱拳对那三个小伙子说：兄弟们，大恩不言谢，但我牢记在心了。走到门口时，那白面小胡子又回头问三叔：哥们，能吹几个八度？三叔伸出四根手指，笑着说：不多，四个！
粉刺大分头吐吐舌头，道：天哪！神人也！
这一夜我睡得很沉。天麻麻亮时三叔把我拉起来，我们套上牛，匆匆上路，穿过铁路桥时，一轮红日升起，我看到路边的树上结满了冰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