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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就业省第二监狱
1适应新的环境
河北省第二监狱是省直属的，虽然也是个关押犯人的地方，气派比南兵营大多了。它坐落在石家庄桥西的仓安路南侧，从东到西差不多有二里之长。超高的围墙，密密麻麻的电线网，突兀的岗楼，荷枪的门卫，都在显示着森严。正门很宽，向内凹入，挡住视线的是幢灰砖大楼。这建筑也具有威慑的力量，能打消过路人向里张望的好奇心，那是狱部的办公楼。正门的两边还开着东西两个大门，距离都不近。东门也能走大卡车，西门更宽，能走两辆卡车。关犯人的两道电网大院在南部，和临马路的围墙之间还隔着三排平房。这些平房是干部宿舍、武警营房、接待室、接见室等等。仓安路北侧还有一个全是二层楼房的家属大院，由干警之多就可见二监狱的规模了。
二道大院的最北一排是女监，女监南边是两排犯人医院，分内科、外科、放射科、中医科等等，可以动手术，还有住院部。常有社会上的人来这医院找犯人医生治病，名气还不小。医院往南就是男犯的监房了，一排一排的很整齐。再往南就是个大操场，有好几对篮球架子。操场西头是个大舞台，二监狱的京剧团经常还到社会上演出，在石家庄还算水平高的。最南边是一排伙房，东头还有个几个池子的大澡堂。犯人圈子的西北隔出五六排长、四五排宽的一院，是男就业人员的宿舍。这就业圈子里有伙房也有篮球场。女监的门开在东面，就业院子的门开在西边，犯人的门开在操场的东西两面。原来这二监狱有好些工厂，西边是机械厂，还有汽车修配厂，都很有规模，还带个木工厂。东边有三个厂，北边是缝纫厂、制鞋厂，还带个裁缝店。这店是对外营业的，1961年发生火灾后才停办了。缝纫厂南边是织毯厂，织提花线毯和大床单，还有漂染、整烫等等一系列车间，比整个南兵营的规模都大。顶南面是印刷厂——大监狱都有印刷厂，以便印诸如考试卷子等保密的东西。这三个厂合称东三厂。男犯人还有个建筑队，很专业的，能揽石家庄市的工程。自然还得有种菜、养猪、淘厕所的副业队了。几千的人数，各色的行业，形形色色的人，怨不得需要如此众多的管理人员了。
二监狱原本没有女就业人员，60年代初，北京发生了一起反革命子弟杨国庆刺伤使馆秘书夫人的案件，公安部门便将在押犯的家属、管制分子和一切人民不放心的人都集中到大红门农场、茶淀农场等地强制劳动，以便监管。刑满释放的就更不能接纳入市了，只得让这些人“就业”。河北省二监狱就承担了这任务。初时，天津、北京来的妇女就业人员不多，让她们住进干部的家属院，不料，其中两人和一位干部家属有同样的妓院出身经历，竟交起了朋友，被狱长发现，又正赶上“四清”运动，女就业人员必须清出，只好把女监舍的西头隔出六间，腾出北面干部区的一间平房作为出路，砌了隔墙，装上电网，才有了女就业人员的宿舍。我知道来由后，才解开了初来时的迷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厕所？为什么要绕走房子后面？
我每天三次，捧了大饭碗，出后面的门进入干部区，向西通过干警的大操场，由有武警把守的小二门进入机械厂的地盘，再向南拐入就业大院，排队买饭，再从原路返回，最快也得十几分钟。匆匆吃过，再出后面的门向东，走到东门内，通过东三厂北面有武警把守的二道门到缝纫车间。我虽不是犯人了，但也不能乱跑，只在买饭、上工这条路上来回。那些大厂房我只能远观，不像我在南兵营，角角落落都跑到了。
女就业人员当时有二十来个，多数和男就业人员结了婚，在附近的村里租房子住。集体宿舍只有不到10人，除了老太婆就是丈夫不在二监狱或不在石家庄的。两个组长都不是反革命，她俩不去车间劳动，专门在宿舍值班。每个星期有两次学习会，时间在下午下班之后。有小孩子的更辛苦，她们上班前得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就在路北的家属大院，和干警的孩子在一块儿。中午得去喂饭，逢到学习日，天黑才能回家，抱着一个拉着一个，若是下雨就更遭罪了。但学习会是铁打的，谁都不许请假不到。我们和犯人们一起干活儿，也劳动10个小时。两星期休息一天，我也可以到市里买东西、看电影，和组长说一声就行，就是没有通信的自由。因为我还有五年的附加刑，还得被管制，每个月得写个思想汇报，经小组通过，交到狱内的派出所，据说是和社会上的管制分子一样。
缝纫厂占着南北两排大厂房，每个厂房有50米长，30米宽。南边厂房安着三条流水线，每条线上有30台电动缝纫机，是用地轴带动的。最南边和流水线平行的是裁剪长案，那上面可以展开整匹布。裁剪组用电剪裁出，打捆打号后就交到流水线上缝制成衣服。女犯和女就业都在北边流水线上，其余都是男犯人。北边厂房全是女犯，她们在那里干辅助工作，例如钉扣子、熨烫、整叠之类，和这两个厂房平列，中间隔着条大路。北面是制鞋车间，一些老年男犯用夹板纳鞋底，技术高的还能做皮鞋。南边是管这些男犯人的管教办公室，前面还有个小花坛，种着五颜六色的许多花。
缝纫车间的流水线一分钟就开动一次，下线两套服装，机手的技术都很熟练，动作都很快。而我则是一窍不通，车间干部只好派我记账，外带当个往北边厂房送东西的搬运工。很快我就和女犯人们熟悉了。至于男犯人们，只能说认识了，因为谈话还是受限制的。我从未接触过工业生产，很感兴趣，有闲时我也上机学习练手练眼。
就业人员的工资分了许多等级，但女就业人员的工资只有三等，一等是37.5元，二等是32.5元，最低是28.5元。车间一位男队长告诉我，为了我的工资，他们整整地争论了两个小时，最后的结论是：尽管什么缝纫技术也没有，但总是个大学生，拿最低的工资不应该。我听了挺不是滋味，不是不满意这待遇，而是觉得给大学生抹了黑。我每月买10元饭票，存银行15元，余下7元零用，雷打不动地过了五年，并没感到拮据。只是伙房的人总笑我虽然除了节假日外不买荤菜，但还是很胖，就业人员都叫我“胖子”，小孩们管我叫“胖姨”。
1964年8月，刑满就业。坐牢的六年，没留下什么照片
我们在生产劳动之外的事情都归就业科的干部管，东三厂的不分男女都由马队长管。他叫马国斌，14岁就参军了，经历过无数次战斗，还负过伤，那时不过四十来岁。女就业人员人虽不算多，但麻烦事不少，特别是那些因流氓犯罪的还会旧病重犯，令他厌烦之至。南兵营的李大队长向他保证说我绝对正派，不会给他添乱，而且身体很好，从未生过病，他才勉强答应接收我。当他看到我确实胖壮，就相信了李大队长的保证，期望我在女就业人员中起好作用。就业科的其他干部不时地也来听我们的学习会，也会给我们训训话。记得一位男干部就说过：“你们虽然刑满了，但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姓犯！”话很扎耳，可是表明了政府对就业人员的态度，也让我们警惕不敢再出错。还来过一位女干部，调查处理几个天津来的女就业搞同性恋的事。这种案情我闻听未闻，真令人皱眉，怨不得马队长让女干部来了。学习开会，当记录的事自然落到我的头上。那个小偷出身的没文化，她发言说：“我们现在有了原子弹，要打美帝就不成问题了。”诸如此类让人啼笑皆非的发言，我都不知如何下笔去记录。我可不敢忘了自己姓“犯”，除了担当这为难的记录，我还得给诸位犯错误的写检查，得听她们说那些我极不愿听的内容，还得替她们编圆，弄得像个检查书的样子，真是个苦差。别人还揶揄我说：“不论谁犯错误，胖子都要写检查。”多上了几年学何其倒霉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