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上当和被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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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初,一天晚上散了会,女马队长把我一人叫到办公室,对面坐下,她说:“你不是修女,也才三十多岁,总不结婚是不合情理的。总有个什么想法吧?狱长若是问起,我都答不上来。我管你也三四年了,今天我不作为管你的干部,就作为一个多年的朋友,你能不能把你的真实想法对我说一说,也许我能帮你参考一下,对你有些帮助。”态度很诚恳。我被她说的“作为朋友”感动,就把真心话讲了。我说我结过婚,受过伤害,原本确不想再结婚了。就业几年来,感到在这环境中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希望有个能帮助我的。“有合适的人吗?”她赶紧追问。“我想等吴一江。”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人我知道,改造得不错,但目前还是个犯人,你知道他还有多少年吗?”“不确切,听说快满期了。”她又沉默了几秒钟,抬起眼光对着我说:“你们这是长期在一起工作产生了感情,和流氓犯们不一样!”明确了性质后又问我:“吴一江他知道吗?”“我不知道,也许他能体会到。”“你们互相写过字条吗?”“没有!”我肯定地回答。她像松了口气说:“我很高兴你今天跟我说了真心话,你愿意等他就等好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车间透过窗户看见女马队长昂首挺胸,噔噔地走向管男犯队长的办公室——管就业人员的干部从不过问生产,也没见他们来过。我的心就沉了一下。时间不长,她又噔噔地走了。随即管男犯的李主任进车间喊了声“吴一江”就回办公室去了。这情况几乎天天都有的,但这时我就感到不妙。果然,十来分钟后,吴一江涨了个大红脸低着头回来。我的预感没错,女马队长就是告发我来了,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装没事儿。不知何时,吴一江在我身后的机位上修理机器,说了声:“你昨天晚上对马队长说什么了?”我没敢回头,更不敢答声。他修好机器起来,走过我身旁说了句:“没事儿,李主任赞成!”我真无地自容了。

窗户纸既然捅破了,相互的感情迅速升温。我和别的男犯有时还能聊聊,可从未和吴一江聊过,现在就更不敢聊了,只是多了一点儿瞬间的对视。车间的修理工有三个,但我开的这三种机器只有吴一江一人能修,他给我修机器时是我们仅有的说话机会,但我的机器又很少出毛病。我只知道他是傅作义手下的一个骑兵连长,家在内蒙古,判了死缓,后来减成17年。有一个妹妹在崇礼县,抚养了他儿子,女儿随离婚的妻子走了。就这些,还多半是听别人说的。他年龄多大我没问过,最后也不知道。只是有一次他找了个机会对我说,自“文化大革命”后,刑期都从改判之日算起,不像以前有一天算一天,这样他得到1971年才能期满,还有三年之久,叫我不用等他了。这消息的确让我难以接受,但也无可奈何。我说我已就业四年了,想嫁早嫁了,再等三年也没什么,既然这样也只好这样了。

1968年的国庆节前夕,女马队长又找我单独谈话了。她说:“现在形势有变,就业人员要尽量遣散到社会上,你不能再等吴一江了。这本来就是件犯法的事,狱长知道会给吴一江加刑的。”五雷轰顶,我顿时觉出自己上了当。还说加刑,我岂不成了害人者,不禁失声大哭。等我哭够了,她说:“好好考虑一下吧,往后的日子会更好的。”我想了一夜,加刑的话是唬人的,我们没做任何违反监规的事,始作俑者还是女马队长。但前途的确出现了变故,和吴一江这段情感有被掐断的危险。我本对他心存怜悯,现在却要给他添苦痛,念及于此,眼泪就会盈眶而溢。国庆节改善伙食,我也食不知味,虽然没人说破,我感觉到我的隐私已被大家知道了。我又懊恼又悔恨,当初不该把想法告诉女马队长的。

国庆节后,车间的劳动还是按部就班一如往常,而就业人员的遣散已经逐步在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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