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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就业省第二监狱
9逼婚和结果
我母亲每年暑假都要到北京看我五娘（1956年，周总理点名要我五姑爹到北京城市建设部工作，五娘也跟着到了北京）和陈娘，也是避暑。1965年暑假，她由北京到石家庄来看我，女马队长批准我陪她在旅馆里住了两夜，她又回北京去了。我和母亲七年未见，少不了向她讲服刑的情况。她见我身体好，精神状态也不错，是满意的。我见妈妈身体如前，也很高兴，第二天就带母亲去见了女马队长。妈妈要听我主管领导对我的意见，她们谈话时我就回避了。回到旅馆，母亲说女马队长对我没什么不满意，主要谈的是我的婚姻问题。女马队长说：“许燕吉不愿意和就业人员结婚，我们就托人给她介绍社会上的，她也不见，我就不明白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们头一天没谈及这个问题，所以妈妈也不清楚。既然领导拿这当个主要的事，我们母女就专题说这问题。我告诉母亲，这里面就业人员很多，也有年龄相当、品貌不错的，但都是反革命，我再嫁个反革命就不好吧？母亲点点头。我接着说，再就是刑事犯罪的了，偷东西、耍流氓的不能嫁吧，贪污的、诈骗的也不行吧？母亲再点头。我接着说，社会上的人若好，怎么会找不到老婆，要到监狱里找个前科犯？必定是有问题的，这种人更不能嫁了。母亲完全赞同：“你说得很对，与其嫁个不合适的，还不如一个人。一个人也能好好地过一辈子。”我再补充说，在这里就同在工厂一样，有工资，有劳保，也有些老就业人员，政府都养起来的。母亲便放心了，我告诉她：“等我五年附加刑满了，到哪里就不用去派出所备案，走的时候也不用派出所写表现，就不致造成不好的影响，就可以去南京看您了。”
第三天，我送妈妈上火车。妈妈说现在的形势比七年前要强多了，勉励我继续努力，以后将会更好。自始至终，我们母女谁都没有掉眼泪。
女马队长知道妈妈没劝我结婚，也无可奈何。只是有一次我要给妈妈生日寄300元。她说：“你妈妈工资高，并不需要，你寄这么多干什么，以后自己成家有孩子，开销就大了，不要搞得自己挺困难。”我回答她：“我妈已年奔70，我有能力就寄一点儿，省得想孝敬时没有人接受而后悔，再说我也没打算成家生孩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人人交代，个个挨批，也开了我好几天的会，说我不结婚是和天主教还没断绝，令我哭笑不得，再三讲我不是修女，而且已经结过婚，丈夫也不是天主教。转而又批判我说过“反革命到此为止”“老到不能动就吃点儿老鼠药”。女马队长亲自上阵说：“政府改造你们是要你们好好生活，不是让你们吃老鼠药，你把改造政策看成什么了？”于是群起而攻之，又批判我的人生观、改造观，批了几天我也没表示要结婚。
时隔不久，两个修女要去登记结婚了，这回女马队长来了个硬性命令，说明天我必须和她俩一起去，对象一个叫王志宏，一个我还不认得，都是机械厂的。王志宏是我初来时一起给国庆15周年展览会当讲解员而认得的。女马队长还肯定地说：“他们两人的改造表现都不错，不过那一个总是个右派反革命，你还是嫁给王志宏吧，他就是贪污过公款，没有政治问题，对你合适些！”我不敢顶撞，但愤懑填膺，一夜没睡着，在想如何反抗，甚至想到拼死一搏。第二天早上还没上班，男马队长就来了，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一会儿两个修女去登记结婚，你去不去？”我回答：“若是强迫，我只能去，若不强迫，我就不去！”最末几个字说得声音很大。男马队长皱皱眉头说：“你不是修女，和她俩不一样，《婚姻法》有规定，婚姻自主。”我没等他说完就大声地说：“我不去！”转身迈步，一跃就蹦到院子里，直想大笑几声。
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常态，逼婚这事给我挺大的震动，男马队长救了我，女马队长会善罢甘休吗？她还会使什么办法来逼迫我？在这两个意见不一致的队长中间，在这些随时可能翻脸来揭发人的就业人员之间，我感到有压力，不踏实。也许我真应该嫁一个人，找一个“参谋”，建一个避风港。锁死的心眼儿松动后，我考虑到一个男犯，是车间的总管、大组长，叫吴一江。
初到车间时，一位队长就给我介绍过吴一江，说他原是个军人，对缝纫一窍不通，入狱后一边干一边自学的，从设计、剪裁、编制工艺流程到修理机器，样样都行，为此受到过减刑的奖励，叫我像他一样，也由外行锻炼成内行。由此我知道这是个很聪明的人。我的办公桌和吴一江的面对面，他从不主动和我说话，我问他什么，他也眼看着玻璃回答。我想这人不是不懂礼貌就是警惕性太高。因为我们的桌子在车间的最前面，可谓众目睽睽。有一次我问他服装上什么是左刀右刀，过了几秒钟他才说了句：“你慢慢就知道了。”让我怪生气。后来知道原来左刀右刀是男裤中间开口处的左右贴边，他也真是礼貌过度了。工间休息时，拿零件到修配室修理的女犯在等待时常到我桌旁和我聊天，她们指着吴一江玻璃板下的小伙照片，告诉我那是吴一江的儿子。我看这吴一江也就三十多岁，怎么就有了个成年的儿子，挺奇怪的。
犯人们写信是有规定日子的，这一天大家把信都放在吴一江桌上，以便集中交给队长。我问吴一江有没有写信，他摇摇头说：“我拿起笔，眼泪就会掉下来。”这引起我对他的同情和怜悯。但也仅此而已。我几次离开车间，最后又回来，他安排我开锁边机、锁扣眼机、钉扣机，说车间一百多人，谁能干什么，谁干不了什么，他心中都有数。这三个机器让我来用，故障一定少。他也确有组织生产的能力。中流水线的线长嗓门儿特大，他线上若有滞流，就嚷得全车间都听见，吴一江总是不声不响地帮他把滞留的活儿解决掉，流水线就又通畅了。有一次做一批呢子工作服，车间队长们每人给自己做了一身呢子衣服。厂部得到反映要来查问，队长告诉吴一江让他有准备，他特来关照我，教我如何回答，还嘱咐我说：“咱们千万不能搅到干部们的纠纷里去。”他大概是看出我头脑简单，怕我说出漏洞，我还是感谢他的。他十几年来在犯人之间、干部之间周旋应付，像鱼儿在礁石缝间游弋，也像鱼儿一样的滑溜。我就太不会滑头，想学都学不了。而这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所必需的。有个男犯人曾叫我小心吴一江，说别看他不声不响不得罪人，可他会向队长们写小条子，就是反映情况。这我明白，不反映情况怎么能算靠拢政府？不瞎编乱造拿别人立功就不算坏人。
有个休息日，我们得储备冬天宿舍生火和煤泥用的黄土，从内围墙外的土坑里往上拉。我是主要劳力，从上午拉到下午，那天正值经期，第二天就大出血，大夫给我打了一针才挡住。吴一江走过我的机位时，小声说了一句：“你过力了吧？”让我倒吸一口气，他怎么会知道的？也许这个男人在观察我！是不是细心地在关心我？我的感情上起了微妙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