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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消息246期：爱提“谁都不得罪”提案的人大代表才应是人民公敌，官场“选调生”的潜规则，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是舒红兵院士的学生兼妻子
2021年3月9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246期
【睡前消息246】酒驾可免刑，英语退主科，“奇葩提案”并非笑话
大家好，2021年3月9日星期二，欢迎收看246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
酒驾可免刑，英语退主科，“奇葩提案”并非笑话
最近几天，媒体报道了很多人大、政协委员的提案，一部分提案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比如说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进建议取消中小学英语的主科地位，又比如说著名的广东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议调整酒驾入刑标准，避免过多使用刑法来制裁酒驾。督工你对这些提案怎么看呢？
首先我要批评一下很多媒体同行，很多提案看起来荒谬，原因并不是提案内容本身，而是编辑记者断章取义，既不分析具体内容，也不解释代表的提案逻辑，看到标题就开始炒作换流量，这个习惯很不好。比如说前面提到广东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减少刑法制裁醉驾的提案，他的核心概念根本不是降低醉驾的处罚力度，而是说刑法应该尽量使用量化标准，而不是定性的判罚。现在所有的醉驾都要走刑事程序，公检法都要动起来，该走的程序都要走一遍，1/6的刑事案都在搞普通的醉驾，处理其他正常的案件都要受影响。所以朱列玉建议刑法直接划定一个“严重醉驾”的标准，普通的酒驾和醉驾扔给行政处罚走快速程序，深度的醉酒驾驶和酒驾事故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3年起。这是明显的增加处罚力度和威慑力，结果被媒体曲解了，给读者传递的信息是朱列玉要放松对酒驾的处罚，似乎这个朱列玉只会发脑残提案一样。
有人可能不信任朱列玉这个律师，觉得为钱打工的人不能谈法律。但是今年贵州省检察院的检察长傅信平也来当人大代表了，提出了和朱列玉几乎一致的议案。傅检察长也用数据说话，说2019年全国法院审了32万个醉驾案子，几乎要没有精力搞其他事情了。所以他建议修改刑法第133条，把“醉酒驾驶机动车”修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情节严重”，能走行政处罚的尽量要走行政处罚，有了严重的情节再按危害公共安全罪严肃起诉。
对于朱列玉和傅信平的提案我相信很多人有不同意见，这很正常，人大代表的地位虽然高，但是程序上也是人民分选区选出来的，没有理由说每个提案我们都必须赞同。但是媒体至少不应该扭曲人大代表的提案方向，我们作为中国公民，不应该无视人大提案的合理量化理由，毕竟法院、检察院是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工具，如果他们被琐碎的酒驾问题缠住了，其他案件的处理效率必然会降低，甚至积压案件，迟到的正义虽然也算正义，但实际效果肯定是打折的。
如果你不同意这两位人大代表的提案，认为每一个醉驾甚至酒驾都应该走全套的司法程序，那至少要赞同加税，给法院、检察院、看守所提供额外的拨款，增加更多的编制。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好事都有成本，现在有人大代表站出来替我们考虑社会的运营成本问题，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好事，成熟的公民不应该用冷嘲热讽对待他们。
另外对于两个人大代表几乎相同的提案，目前社会的反应是一冷一热，对律师朱列玉冷嘲热讽，对于傅信平的提案就比较平淡，这说明媒体和读者都会基于人大代表的其他身份搞区别对待，体制内的身份高一点就可以不受嘲讽。但是朱列玉和傅信平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从法律上来说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国最高权力的来源，是超越一切的重要身份，如果因为其他的身份就厚此薄彼，实际上是不尊重中国的国家权威。
另外一个撤销英语主科地位的政协委员提案我看了一下，不完全赞同，但是我认为提案依然有价值。许进的政协提案指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英语的应用范围并不广，对于绝大多数受教育人口来说是纯粹的应试工具，直接改成八股也不会影响选拔作用；二是翻译软件进步迅速，替代了很多的初级英语应用，普及型的英语教学意义已经很小了。这两个点抓得非常准，虽然未必要因此一刀切废除英语的主科地位，但是教育部门仍然应该严肃对待提案。
许进是政协委员，不是人大代表，他的提案就算通过也不具备强制力，只是个建议，所以政协提案往往比人大提案尖锐一点夸张一些。从这个角度看，许进是个合格的政协委员，如果政协的提案都能像许进这么靠谱，我认为是好事，是进步。
真正值得警惕的提案，反而是那些貌似谁也不得罪的提案。比如说安徽人大代表李小莉建议春节假期延长到10天，又比如说山东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串联了50多个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把教师节改到孔子的诞辰9月28日，还要求各级学校在这一天祭祀孔子、诵读论语，还有吉林政协委员、康奈尔集团的董事长宋治平建议产假大幅度延长到三年甚至6年。
这些提案的共同特点是只说好处，不说成本，既然不考虑成本，这些议案本身就否定了自身的存在价值。比如说如果只强调10天的假期比7天好，那么15天的假期显然更好，100天也许才是最佳方案，相比之下10天的方案这就不值一提了。如果纪念孔子就是好事，那孟子也来一个纪念日才合理，先秦诸子百家都来一遍那就更好。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方案不可能无限制扩大，因为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说延长假期，我们都知道财富是劳动时间创造的，如果增加3天的假期，至少要承认年收入要普遍下降1%以上。又比如说增加传统文化纪念日，全国学生的在校时间是每年几万亿的财政收入支撑的，占用一天至少要付出上百亿的成本，所以假期和纪念日都不能随便增加。三到六年的产假更是会彻底摧毁女性就业的可能性。
不考虑这些成本，貌似美好温柔的提案就会表露出自己残酷甚至恐怖的一面。相比之下，廖昌永的提案就靠谱一点，最起码他知道钱投给艺术就要减少技术方面的投资，让其他人听了提案起码有一个权衡。
当然到了人大和政协会场上，无论拿出的提案有多少问题，都属于代表和委员的合法权利，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制约只有两个来源，一是自己选区的公民，二是其他的代表。本选区的公民应该把自己的观点拿给代表，要求他对选区负责，对公民意见负责。至于其他的代表应该知道任何好事都有成本这个常识，无论其他代表提出多么美好的方案，都必须意识到成本是全国人民一起承担的，自己的选区也要多交一份税，所以对那些只说好处不分析代价的议案，代表自己就应该群起而攻之，用民主程序否决掉。只有代表为了利益互相争辩、相互妥协，人民代表大会才能体现自己的优越性。
现在看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很多人来到会场主要的关注点不是分析问题，而是展示地方特色，穿民族服饰走秀，甚至把家乡特产都拿来现场带货，就算他们开口论述问题，也往往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少对其他人的议案发表评论，更不会直接表达反对意见，这就浪费了开全国性大会的作用，让少数的争议提案显得特别突出。作为自媒体，我也希望关于人大提案的消息能够尽量的严肃一些。
接下来补充一条这几天被主流新闻场忽视的新闻。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上周接受采访，对一国两制表态。他说一国两制中的两制，认为说的是经济制度、金融开放的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我绝对支持徐女士的观点，希望尽早能在香港推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们说下一条新闻。
官场“选调生”的潜规则
督工，你的学长又要被提拔了。3月2日湖北省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公告，曾经是“中国最年轻市长”的80后选调生周森锋，即将结束神农架林区书记的职务，下一步将被任命为省级群团组织正厅级领导。他为什么会被提拔的这么快呢？
从全国的类似案例看，周森锋的进步速度快，和他本科在同济大学读书关系不大，最关键的一步是接下来到清华读硕士。2004年湖北省襄樊市采用挂职锻炼的方式从清华引进人才，24岁的周森锋硕士毕业，直接担任了市监委副主任副处级，2009年他29岁就成为了县级市宜城的市长。现在又是12年过去了，他才完成自己的第一个准厅级任期，调到了省里当厅级干部。应该说后面的升迁速度比较合理，关键的区别在于硕士毕业的第一步。除了湖北的周森锋，今年其他地区也连续出现了80后到厅级，85后到正处级实职的新闻，细看下来大多数和清华北大的教育经历有关系。
比如说青海海东市平安区书记，80后的靳力升到了副厅级，他和妻子都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区长宁文鑫是1985年的青华研究生。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区长王宇翔是1986年的清华研究生。前几天媒体报道这一批的清华研究生，标题直接说《4名“85后”县委书记，全是清华大学高材生》，所以我说到清华读研明显提高了公务员在30岁之前的快速提拔概率。
那从制度上来说，这些清华毕业生的快速升迁可以找到依据吗？
就要从选调生制度说起。所谓选调生，是基层重点培养的应届本科及以上的毕业生，目标是给党政领导干部和县级以上的党政机关提供高素质的后备人员。这个制度起源于1965年6月，当时教育部根据刘少奇指示起草了一个文件《关于分配一批高等文科毕业生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转各地研究执行。当时的选调生地位非常高，是革命事业接班人，准备从这批文科学生选拔一批人才接替革命战争时期的军政领导。接下来10年年轻干部主要以社会运动的方式选拔，选调生制度也就暂时作废了。到了80年代，风向转回来，选调生制度重新启用，当时的非正式称呼是“第三梯队”。
1980年到1985年中组部在全国选调了1.27万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去培养锻炼，其中相当一部分赶上了“领导干部年轻化”的中央精神，毕业三四年就当成了副县长。到了2000年选调生制度逐步规范化，中组部发出文件，要求选调生考录以后，先分配到乡镇或者街道工作，满两年优先提拔到乡镇领导班子或者调入县级以上机关。
2008年中央提出新精神“坚持和完善选调生制度，精心挑选优秀大学生到基层艰苦岗位和复杂环境去锻炼”，选调生的主体不再是应届生，而是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村官。到了2018年选调生政策再次调整，要求选调生由省委组织部招录，到乡镇任职，工作分配到村，村级工作经历需要满两年。从此大学生村官在实质上消失了，只有编制在乡镇和街道的选调生。
最近十几年选调生的人数逐渐增加，之前的1965到2004年一共只有7万的选调生，2004年以后每年全国大约招收1万名选调生，具体的数字虽然没有公布过，但是有学者估算，现在全国选调生总数约30万，占了公务员队伍的4%。
4%的公务员都有选调生出身，但是八五后县委书记几乎都在清华读过书，除了前面提到的周森锋等人，2011年22岁的清华本科毕业生焦三牛成为选调生半年就在甘肃省武威市成为副县级干部。这些清华毕业生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在选调生数量达到每年1万人以上以后，已经不像1965年刚提出来的时候那么重要，所以选调生内部还有“选调生的选调生”，只是一般不会明确公布规则。
根据组织部门的定义，选调生是国家从高校应届生中选拔干部，并不限定选调的学校范围，只要符合基本条件，所有的应届生都可以报名，而且各省组织选调往往会优先考虑省内的院校。但是到了21世纪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名校的光环越来越明显，地方选调生制度出现了新模式，可以用临时规定把选调群体限制在某个范围内，比如说重点一本院校甚至只针对特定的几所名校招录，这就是定向选调。现在一些省市区每年会专门分配100人上下的名额专门给清华北大，这就是“选调生中的选调生”。
这个选调生内部分层的传统是从重庆市开始的。2009年重庆市为了改善全市的干部队伍结构，推进农村乡镇人才队伍建设计划，明确提出从985高校定向选调300名应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重点是清华、北大、人大三所大学。清华立刻和重庆市委组织部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快速向重庆的党政机关输送了37名选调生，之后清华陆续和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区签署了类似协议。
这样来的定向选调生升迁模式和其他的选调生有明显的差异。前面有提到本科生焦三牛半年就到副县级，背景就是2009年底甘肃省和清华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向清华毕业生提供了各种政策和条件。2011年7月焦三牛和其他13名清华选调生到甘肃武威市任职，同一年11月甘肃省委组织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做好清华大学选调生培养工作的通知》，明确清华选调博士、硕士一律统一安排到乡镇做副书记或者副乡镇长，经过两年以上基层实践锻炼，博士可以安排副处级职务，硕士可以安排乡镇正职，表现突出的还可以破格提拔。到了12月本科生焦三牛跨越两级，考上了武威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从科员跳到了副县级。当时就有人质疑他违反了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没有做到5年工龄和两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当地政府回应说他符合破格提拔的条件。不过武威市委组织部长又补充了一句，说这不是对清华毕业生的特殊政策，对其他院校的人才也是完全开放的。
武威市组织部长这句话说的有点违心了，因为武威市有一个对全国公选领导干部的地方规则，明确确定了清华大学毕业在武威市工作的人，不问工作年限，可以直接报考副县级，而其他211大学的毕业生需要在武威市工作两年以上才有报考资格。
《公务员法》（及相关细则）规定，入职的本科生一般定为科员、硕士生副科、博士生正科，但是实际执行的时候，因为乡镇的职级少，普通的选调生定级很难落实，两年后能够按级别走到领导岗位的更少，能够顺利定级就不错了。但是对于清华等名校新增计划的定向选调生，一般地方会另外出一个文件，强调要给级别，给领导岗位。比如说四川省就规定清华博士研究生三年试用期满表现优秀提拔副处级，硕士生试用期间可挂副科级，本科生试用期满上副科级。
从实际落实来看，辽宁盘锦市2012年选调了10名清华毕业生，本科直接给了副科级领导职务，硕士直接给正科技领导职务，博士由校方推荐的事业单位副处级岗位挂职锻炼。这些岗位包括市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土地储备中心副主任、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在同一级别的职务中，实际权力和上升空间这些职务都是最大的。
这几年很多地方政府又搞了党政后备干部人才紧急计划，要求名校高学历。2013年27岁的清华电气工程博士邵明松当上了福建的福安市副市长，2014年27岁的清华生物博士李施军当了龙海市的副市长，28岁的清华土木博士王文晖当了晋江市的副市长。这已经完全抛开了传统的选调生制度，是为清华博士定制的上升通道。
那地方政府突破组织部的文件，拿出这么高的职务给清华等名校毕业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引进人才肯定是省市政府突破规则的核心理由，但是地方政府也有一些更直接的动力。清华大学的确能给地方政府带来额外的项目，清华企业家协会代表团、清华科技园，这都是为地方项目转化的平台。具体到当地的干部，党政机关和科研业所人员可以去清华大学进修培训，也可以和清华大学共同向国家申请重大科技项目和科研的专项经费。
当然清华也会主动利用地方政府的这些需求。《经济观察报》2012年报道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有一条宗旨，“为20年后清华毕业生在国家重要的行业和领域成长为杰出人才进行战略性布点”，清华划定的九大重点引导行业包括重点高校、党政机关、重要军工企业、重要金融单位、三级甲等医院、省部级以上科研单位、重点国有企业、军队、主流新闻媒体，重点地区是北京之外，特别是西北、东北地区。可以说地方政府用特殊政策和清华合作，是一个明显双方互利的行为。
那督工你怎么评价清华等名校和地方政府这些突破正常程序的合作呢？
地方政府需要人才、需要项目，大学希望自己的毕业生具有影响力，这都是正常的诉求，但是无论是招聘普通公务员还是选调生，都应该让来应聘的人对职场对待遇有清晰的预期，知道按什么规则去竞争。现在普通选调生的工资待遇和当地的普通公务员都一样，但是清华这些名校的定向选调生除了提升快之外，还有额外的优待。比如说云南省面向清华定向选调生政策，试用期满，博士要发15万安家费，硕士要发10万，这对其他选调生的士气没有好处。
总的来说，我并不反对优秀人才快速提拔，选调生制度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优先考核、优先提拔概念。但是官员管理最忌讳潜规则压倒明规则，最忌讳地方规则压倒统一的规则。国家有党政干部任用条例，有公共员法，组织部有关于选调生制度的文件。如果地方性的指导文件总是打破上级的法规文件，破例制定新规则，法律的权威性就被削弱了。要是向前前面武威市组织部长这样对普通公务员说大家机会均等，转过身去就给清华毕业生定做一套升迁规则，从长远来看对整体的工作效率更不利。
所以我还是希望地方政府在统一的选调生框架内引进名校人才，用统一的政绩标准来确定升迁名单。如果政府担心现有的政绩考核模式会埋没名校人才，那首先应该考虑修改考核模式，而不是为名校毕业生定制额外的新规则。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现有的选拔体系贬值的时候，如果不去反思结构性问题，而是新建一套选拔体系，只会让原有的选拔体系贬值更快，新体系过几年也会跟着贬值。
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是舒红兵院士的学生兼妻子
最后我借着这个话题说一个特殊案例，全国体制内的80后正厅级领导，除了政府内这些名校生之外，还有一个人值得注意——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提到王所长了，睡前消息230期我们介绍裴钢、饶毅和倒台的李红良之间争论学术规则的时候就提到过她。
王延轶是武汉大学副校长舒红兵院士的学生兼妻子，三年之前她就坐上了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说舒红兵院士可以不避亲，但是王延轶作为一个艺术生出身的生物研究者，所有的重要成果，所有发的论文都是舒红兵当通讯作者，学术独立性很成问题。如果舒红兵院士把他放在身边当高级助理，这当然合理，但是现在她领导中科院的研究所，还是对公共卫生问题影响巨大的病毒研究所，最好还是顾及一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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