藠头种植的喜与忧
一年过去了，被小镇政府寄予厚望的藠头种植有了结果。不过，这个结果却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既令人一喜，又令人一忧。
大陈村的藠头长势良好，站在四组的公路旁放眼望去，整个基地内一片绿色的藠苗随风摇曳，甚是喜人，看得出来，收成有了保障。几个村干部乐观地估计，今年的藠头价格可以，肯定要赚钱。果然，到了6月份的时候，一些农户就以每斤6毛钱的价格开始将藠头卖给前来收购的贩子。这个价钱已经远远超过当初的预期，虽然由于2004年国家的政策保障和粮价提升，种粮一亩两季可获纯利500元左右，但干部们说，按今年这个行情，藠头一亩获利至少在千元，种植经济作物仍然比种粮划算。
为了确保继续扩大藠头种植，镇政府决定将大部分尚未收获的藠头全部留作种子，不得外卖，并答应继续对大陈村进行扶植。这样，政府在大陈村的投入终于见到了效果。（参见附录1：212）
然而，作为另一个试点基地的前王村的藠头种植却遭遇全军覆没、颗粒无收的结局！
5月中旬的一天，新近接替景江挂前王村的小镇信访办公室主任浩明告诉我，村里的农民正在为这件事情找政府扯皮，要政府兑现合同规定的500块钱劳务费。农民认为自己投了工，藠头无收的责任在政府，一是种子有问题，二是缺乏技术指导。例如，农民说在清明节以前，地里尚有藠头存活，但农户在领到农药并将药打到地里以后，就再也未见过藠头继续生长。
为了证实浩明所讲的情况，我要他陪我去一趟前王村。果然，与大陈村不同，这里的地里完全见不到藠苗，由于完全无收，许多农户已经将土地重新翻耕。此时，四下望去，远远近近的整个一大片土地都是新近翻耕过的“白地”，而这就是当初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起来的藠头基地，整整百余亩的面积就这样完了？
农民亏了，他们至少耽误了一年的工；君山教办亏了，他们白白地投入了种子和农药；镇政府亏了，他们不仅预支给农户每亩100元的工钱，还承担了当时的机耕费用；村里也亏了，村里花了钱，干部出了工，费了力，他们一家家地送种子，又一家家地盯着农户把藠头种下地，村里甚至还向农户赔偿了当时尚未从地里收上来的花生和芝麻。而更为重要的是，藠头的无收再一次无情宣告了由政府组织的农业结构调整的“宿命”，续写着“政府搞一次农调就失败一次”的故事。
这可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结果。这之前，景江的确曾几次告诉我，前王村的藠头管理差，农民不肯下神，地里的荒草与藠苗混杂，到时候肯定会影响产量。但就连他也没有想到，辛苦了一场竟然会颗粒无收。这可着实不好交代，面对眼前的这份尴尬，当初投入了大量精力的镇村干部的心里都窝着一股子火。
农民闹起来了，因为当初是政府和村里求着、哄着、惯着要他们搞的，他们要求按照一季油菜的价格，一亩至少赔偿300元钱。之所以要求赔偿300元，是因为他们也知道，在完全无收的情况下要拿到每亩500元的劳务费大概有困难。农民找到村里的王昭烈书记，吵着要去找政府，王书记急得没办法，只得先把农民稳住，说由村里去找。“你们去干什么？吵架吗？只会把事情越闹越僵的。”
王书记与姚学明协调的结果是，姚答应给村里5000块钱用于善后，5000块钱如果落到种植户身上，就是每亩50元，再加上去年已经先期预支的100元，一共就是150元。浩明说：“按照合同规定，没有产量就一分钱都不应该给，因为合同对亩产量有一定的规定，每亩至少要达到3000斤才算合格（参见第四章）。但是农民如果真的闹起来也不好看，现在中央政策的大势是减负，农业税取消了，粮价也涨了，社会舆论对农民很有利，加上颗粒无收的责任也的确不可能完全归于管理。农业不像工业，作物种下地，再怎么不管理也多少会有些产量，就是荒草，只要不除，它也会长。也不好说其他环节就没有问题。”所以，姚学明也认定亏就亏了，总还是要拿几个钱把农民摆平。但是，“超过了5000块钱也不行，农民若还不干，就让他们打官司去好了”。这是王书记向我转述的姚学明的话。可农民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们绝对不会为这种事情跟政府去打什么官司，那样的游戏虽然现代，却过于麻烦，而且没有胜算，从成本上看就更不合算。“他们只找政府，去年是政府非要种的，政府要是不解决，他们说还要闹到区里去。”王书记一面介绍情况，一面帮我分析农民的心理。农民自有一套产生于乡土社会、适用于乡土特性的行为规则，也不需要准备，只要有几个领头的人一喊就行。“人去了，领导总要接待，再不解决就又去，闹得你烦了，只有理会，毕竟你是政府，找你解决问题也不犯法，农民也不怕。农民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这种无本的买卖也跟你耗得起。”不能说农民的算计不理性，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打官司反倒可能才真的不理性。王书记一边分析，一边也急得不行，毕竟他是村里的第一责任人，农民如果去闹，善后还不又是他的事情？
“这可怎么办，我真是急‘苕’了，听说山梁乡的藠头也全部完蛋，这个结构调整也太难整了。”
浩明说：“估计种子也是有问题，不然怎么先运到大陈的那批没有事，后运到前王来的就有事了呢？”
“听说第一批种子是从江西调来的，后来各个乡都要，区农业局把种子老板擂急了，老板就从云南调种子，云南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与这边相差较大，难免不出问题。”（参见附录1：213）
我又随浩明和王书记一起回到镇上，王要再次向姚学明反映农户的要求。
作为小镇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姚学明为藠头种植的事可没少跑路、少下神，如今，大陈村的藠头长势好，是他的面子，而前王村颗粒无收，又让他十分恼火。姚学明坚持认为是农户的管理不到位才导致了问题的发生。他对王书记说：“同样的一批种子，在别的乡长得蛮好，到了你这里就出问题。那天，你们几个队长来找，我也说，你们究竟管了多少，自己心里有数，队长们没有开腔。”姚学明又让浩明去查合同，合同拿来了，姚学明指着其中的第五条对王书记说：“合同要求确保每亩出劳务工不少于25个，有哪家敢说他出到了25个工？”王书记闻言，没有直接回答，他兴许是赞同姚书记的话，兴许却是另外一种想法。现在扯这些还有什么用，又有谁能证明农户就没有出到25个工呢？
姚学明又说：“上次队长来，我就讲了，政府当初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现在也认为这种管理方式的保险系数最大，如果按照合同的要求做到位，500块钱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如果要追究责任，一半在管理，另一半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下种的季节比大陈迟了十几天，二是种子拖回来以后没有及时分发，堆在学校里捂了几天。所以，就是要考虑农民的要求，也只能是在误工的问题上酌情补一点儿，政府去年已经先期预支了100元，现在再给四五十元的补助也相当于种植油菜的价钱了。”
看着姚书记已经做了这样的决断，汇报工作的王书记也跟着插了一句：“其实，在种藠头以前，大部分的地也都荒着，又有几家在种？”看来，王书记还是比较同意姚学明的处理意见，适当地给点补助，摆摆平也就算了。“当真还要乘机讹人？”王书记答应尽量去做农民的工作，这样继续闹下去他这个当书记的也伤神。（参见附录1：214）
午饭后，我回到寝室，正好碰到曹元新，想到他是学农出身，在整个政府大院内可以称得上一个真正懂行的技术专家，我便请他就姚学明所说的管理问题发表看法。老曹是个实在人，说话从来不藏着掖着，他说：“我看主要的问题还是当时种子被捂狠了，种子拖回来的时候，天气很热，堆在一起，缺少氧气，肯定要出问题。下种晚了也是一个原因。大陈是在落雨之前舍（耕）的地，落雨后水渗到地里，地里有湿度，而前王在落雨时尚未舍地，地是板结状的，水流走了，雨后再舍地湿度就不够。说到管理，再差也不会颗粒无收吧？”
至于姚学明书记的看法，老曹认为那是不想让政府承担责任：“农药也不应该有问题，前王和大陈打的都是一种药，至于种子的产地，我不是专门搞这一行的，不好评判，但就算是不适应，也应该只是产量高低的问题，不会颗粒无收的。我判断还是种子被捂久了，烧了。”（附录1：215）
老曹坚持认为，种子被捂是导致无收的主因，这倒使我这个农业上的外行回想起去年运种子时的一些情况。我还清楚地记得去年国庆节前我和老曹冒着大太阳专程去前王村小学看干部用拖拉机给群众分发种子的情形，当时干部们还自我调侃是在实践“三个代表”呢，并说“好在还没有不要的人家”（参见第十一章）。后来，我又亲眼看见干部一家家地盯着农户将种子播下地。这样想来，就算是种子被捂久了，这责任难道就只能单由镇村方面承担？农民的不配合难道不也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之一？可转过来又一想，种什么不种什么原本就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就算是农业结构调整能够收获黄金，可农民不愿意配合也不能算有什么错，我不情愿，也信心不足，你却非要安排（甚至可以说是求着）我种，这前期的活儿由镇村干部多担待一些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也许还是那句老话，像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由政府拖着、哄着、惯着搞起来的农业结构调整，在干部一头热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最终的事与愿违。所以，浩明就说，看来农业结构调整还是应该交给农民自己去搞，政府的责任只能是引导。
浩明经常接待上访，他当然可以做此设想，但是，作为一种既定的政府行为，却又不是任何一个普通干部能够把握和改变得了的，区里早就已经做出决定，今年还要进一步加大藠头的种植面积，而镇里也已经跟着响应，实验点将增加到三个村。看来，农业结构调整并不会因为前王村藠头无收的插曲而改变运作逻辑，它仍然还会按照自身的惯性继续前行。
后来，浩明告诉我，为了摆平前王村的矛盾，政府最后答应再多给村里2000块钱，“这也算是一种花钱买平安的稳定投资吧”。（参见附录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