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收税干部做什么？
“现在的干部好当多了，再也不用昧良心、狠心肠地从农民家里撮谷背粮，也不用求爹爹、告奶奶地与人求情了。”取消农业税以后，镇、村干部们都长舒了一口气，他们终于从征收的艰辛与尴尬之中解脱出来。艰辛倒不怕，可一提起要钱的那份尴尬，干部们就直摇头，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什么形象，“那哪里是人做的事情，为了沾点儿当干部的好处，成天跟人要钱，下到村里，人混生了，狗子却混熟了，做人的面子和尊严都不顾了，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形象？”是的，在收税的日子里，农民不好过，干部也同样不好过，农民不好过有全社会的同情，而乡村干部做了事还挨骂的那份苦涩又岂是局外人所能够理解的？
好在取消农业税在免除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免除了基层干部的苦恼，历史合上了旧的一页，小镇终于在2004年进入无税时代，一切曾经经历的艰难困苦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为如烟的记忆。但是，一个新的现实问题又摆在镇、村干部的面前，已经习惯于围绕税收来安排工作的干部们一旦无税可收，又能干些什么？或者说作为镇、村干部，在无税的时代里怎样才算是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免税之后，干部有没有能耐，有没有板眼，就看他能不能给村里拉来项目跑来钱。只有拉来项目跑来钱，村里才有希望，镇里才能发展。与这一点相比较，搞好服务只是低层次的要求。”这是武镇长对今后乡村干部工作重点的定位。武镇长自己从来就是这样做的，除了日常工作，他一门心思都扑到如何引进项目、如何扶持乡村经济发展上，他知道抓农业只能解决肚子问题，不能解决票子问题，要增加票子还得靠发展企业。当然，武镇长也知道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人人都知道的，可正是因为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想去做，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专家说，农村的发展一靠农民进城，二靠资本下乡。农民进城就不谈了，属于农户的自由选择，尤其像小镇这种城乡接合部地区，农民既有信息，也有行动能力，不需要政府操太多的心；但资本下乡就不同了，资本是要讲求效益的，没有效益，你凭什么要它下乡？所以，对于小镇而言，一年能抓住一两个机会也就算是不错了。好在这里的交通还算便利，H市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正在不断优化小镇的经济区位，在这种情况下，镇招商引资办和企业办的责任越来越大，他们就是要为企业的引进和管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企业成为拉动小镇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小镇目前的企业规模从总体上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处在街头镇尾的位置，这恰与小镇在大江区的总体经济实力相匹配。小镇的企业多为建材、金属和农副产品加工，规模都不大，但自己的孩子自己爱，多一个企业就多一份财政收入。目前，像小镇这样的待开发地区主动进行项目选择的空间还不大，只要有项目愿意进来，镇里都尽可能提供优惠的政策和宽松的经营环境。所以，因为种种原因在H市站不住脚的企业，也有到小镇来寻求安身立命之地的，而为了增加税收，镇里照例是来者不拒。所以，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小镇政府的工作目标做了调整，对干部的工作重心重新做了定位，乡镇干部的职能面临新的转型。
不过，吸引老板和引进企业往往得举政府之力，非个人所能为，对于一般的挂村干部，他们所思所想的还是如何通过关系向上面多争取支农项目，支持村庄的发展。现在的各种支农项目审批权掌握在区里相应局、办的领导手里，给谁、给多少，都主要取决于领导的考虑。所以，镇里年轻一些、学历高、想晋升的干部，尤其是那些已经进入乡镇领导班子的年轻干部，平日里总会花上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区、镇之间各种人际关系的维系和应酬，这样做的一个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有机会从上级那里为自己所包的村拉来项目和资金。有了项目和资金，自己有面子，在村里说话有分量，借机解决个通信费、餐费什么的也方便，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有了钱就可以给村里办几件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事情，这就既推动了村里的发展，又给自己的工作留下了痕迹，按他们的话来说，这就叫作“人走一处，总要留下一些脚板印”。
那些上了些年纪的干部考虑就不同了，他们没有晋升的奢望，不收税了，工作上也就没有了压力，此时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平平安安地再工作几年，到时候好退休。如今乡镇机构改革的重点在站所，暂时尚未涉及行政系列的大规模精简和分流，但是，上级还是鼓励干部提前退休，并且通过加工资的办法来推动这项工作。所以，一些接近退休年龄的干部也在考虑是不是要提前退休，他们担心政策有变，过几年说不定就没有这种好事了。看看那些站所的干部，说不要就不要，几十年的工龄一笔钱了断，从此再也没有人管你。说是让你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去游泳，但下海的好像也始终都是一些普通群众，站长、所长之类大小有顶官帽的，却都还留守在岸上观望。相比之下，政府行政系列的干部算是相当幸运，他们属于公务员编制，端的仍然是铁饭碗，所以，在这瞬息万变的改革年代，能够站好革命的最后一班岗是他们的最大心愿，不收税了，他们也落得一身轻松。
与乡镇干部相比较，村干部又有着不同的心境。只要不去收税，他们还是很有些干部模样的，而现在的问题是，过去村里的工作围绕收税来安排，正是基于收税的压力，他们不能不想方设法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以便征收时群众能够配合。现在不同了，村里不找农民要，干部们也不觉得再亏欠农民什么，自己的工资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虽然不多，但这也相当于政府开始把村干部养起来了。这样一来，村干部为政府办事会觉得是职责所系，而为农民办事则可能就仅仅只是出于职业的责任和个人的社区道义感，因此，取消农业税在减轻了干部工作压力的同时，是不是也会相应地解脱干部为村庄和农民服务的压力呢？这是一些研究者所担心的问题，也是基层政府在无税时代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好在小镇各个村的干部收入普遍不高，他们仍然有发展村级经济的动力。发展村级经济从大处讲能够推动村庄的建设和发展，从小处讲则能够解决村组织的日常运转经费，增加干部自身的收入。由此，作为基层社会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村干部的利益同质性会增强，他们可能会为了群体的增收形成自身的工作目标，成为乡村社会中一个自谋福利的职业集团。[2]与此可能的变化相适应，村干部与政府和农民的体制性连接也可能会发生某种新的变化，而这一变化的趋势是否就是“食君之禄，为君分忧”，作为国家政权体系在基层社会根脚的一面强化，作为村庄基层社区代表一面的减弱呢？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后来，宏观的农村发展战略又逐渐显露出它的新轮廓，听说小镇的乡村干部也忙活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小镇还争取到了实施全国重点小城镇建设的机会，两个机会加在一起，干部们又有做不完的事了。老罗告诉我，建农民新村就是他们要打的第一个战役。
农村基层组织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一项中心工作结束之后，紧接着又会出现新的中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