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主们欲罢又起
胡洪国的签字领款，成为持续一年多的石场关闭纠纷由僵持走向尾声的分水岭，因为在政府的眼里，胡洪国是一个能够出谋划策的人，是与郭德银一起共同发起抗争的两个核心领袖之一，而在业主这边，胡则是继刘玉林签字之后又一个签字领款的业主代表。如果说，刘的签字是因为他找到新的场子，急于办理转场手续，得到了其他代表的谅解，那么，胡洪国的签字等于是抗争的核心堡垒已经从内部被攻破，对郭德银等人无异于致命一击。所以，政府决定乘胜出击，一举结束整个战斗。
唐其能是未理明要重点攻克的下一个目标。政府答应给他的补偿数字是6万元，唐本人则坚持7万元，企业办的周主任力劝唐接受条件，说：“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你们3个人就是再耗油又能耗到哪里去？就是你们再上北京，上面来人调查，大多数人都已经签了字，领导也不好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细吧？”周还向唐保证剩下的两户（指尚未签字的郭德银和陈刚）也不会超过个补偿数字，“超过这了你来找我”。
可是，唐还是坚持没有7万块钱不签字。
负责纠纷处理的未理明和企业办周主任又找到刚刚签字的胡洪国帮忙做工作。胡洪国既已签字，就不再是政府的对手，大家交往还算客气，但另一方面，胡显然也并不愿意出卖昨日的战友，所以，当未理明问他唐其能6万块钱能不能搞定时，胡也说恐怕还是要7万，“说起来我们也都是合法经营，不签字也判不了刑的”。闻此言，未理明决定再让一步，把补偿数字提高到6.5万元，并要胡洪国帮忙做工作。胡答应打个电话，劝唐继续跟政府谈，但他又向未书记言明，现在他这个身份不太好讲话，“他们都在骂我”。
“过去是我狠他们，现在是他们狠我，昨天，唐其能还打电话追问我到底得了多少钱，他们还要拉我上北京呢。”
“上北京我也不怕，无非是再多跑几趟路，现在就不要再说这些吓人的话了，还是要想办法帮助政府做工作。”未理明知道胡洪国也未必真的服气，便对他进行抚慰。（附录1：220）
两周之后，唐其能终于也签字了。
在唐其能签字之后，郭德银和陈刚显得更加孤单，不过，他们还是决定再坚持一下。郭德银告诉我：“香港《大公报》驻北京的记者终于来了，上了山，也摄了像，采访了各位业主，又到区里和政府了解情况。”据郭的转述，记者好像表示业主们是有道理的，说这就好比香港被割让给英国100年，只有满了100年才可以收回，他们认为民营企业应该受到宪法保护，又说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香港，早就成了特大新闻。
“记者们走后还打来电话，问是否需要报道，并要求核实有关情况，如果要报道的话，业主还必须就有关材料签字确认。我现在的想法还是先缓一下，我们还不想一步就把棋走僵。现在，业主们正在跑场子，包括我个人，只要条件大致合适，我还是会考虑签字，毕竟还得在这里混下去。”
郭德银的想法较之当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从激愤转而变得现实。他很清楚，如果把事情公开出来，可能会使结局朝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那样一来也就彻底与地方政府闹僵了，就是赢了官司，自己最后也只能卷铺盖走人，小镇乃至于大江区肯定是待不下去的，而这正是他迟疑不决的原因。
“你要多少钱才肯签字呢？”这是我关心的。
“胡洪国这一次得了65000元，如果按政府制定的标准，他只应该得29500元，他多得了35500元。我的态度是，按照政府的标准，我应得57300元，你政府也应该多给我35000元，就是92300元。陈刚也是这个要求。我们4个人相互之间不拱（不出卖），彼此有什么事情还是通气的，但政府这样处理，说明他们也没有一定的原则，我心里不服。”
“政府现在准备给你多少？”
“只同意给77000元。”
“陈刚呢？”
“比我要少一些，他的基数也要低一些。”
“…………”
“实在不行，我们还要再次上北京，虽然现在我们只有两个人，但其他业主其实还是支持我们的，不要看他们已经签了字，可心里还是不服气，真实的想法是得一点儿算一点儿，把钱拿到手以后再说下一步的事情，真的再闹起来，他们也会站出来响应的。”郭德银的话说得十分肯定。（参见附录1：221）。
不过，后来我得知，《大公报》的记者要业主们就他们提供的情况签字核实，业主们出于多种考虑，最后没有签，因此，《大公报》的文章最终还是没有见报，也许更为真实的原因是业主们也不想闹到那一步。这样，一直坚持到了10月份，孤军苦斗的陈刚和郭德银最终还是选择了屈服，他们终于也签字领款了。郭德银最后得到的补偿仍然是7.7万元，到了这个关口，政府就是有心多给，也不太敢开口子，怕走漏了消息其他业主又要“翻翘”。
“事情结束了，业主们现在是各奔前程，他们终究还是扛不过政府。”这是我在离开小镇之后与老罗的一次电话交谈中了解到的情况。（参见附录1：222）
但是，到了2004年的年底，又听老罗来电话讲，石场业主们又“翻翘”了，他们又组织了第三次上京，还去了17个人。业主们仍然坚持要赔偿固定资产，还提出要房屋撤迁补偿，因为当初在石场建临时住房也是生产的需要。看来，业主们好像不是在屈服，而是改变了博弈的策略，既然不能一步到位，就步步为营，一点一滴地蚕食，先签字，等把政府答应给的补偿款拿到手之后，又提出新的要求，逼政府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业主们开始玩起“不守信用”的游戏来了，而回忆起来，这似乎还真的就是他们的一种有规律可循的抗争策略。
“事情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镇里也被他们搞烦了，又派干部把他们接了回来，我也去了。最后政府又让了一步，每户赔了1万多块钱的房子钱。”
连老罗也不好判断，像现在这样，究竟算是一个事件的了结，还是事件另一个阶段的开端，而每每提到郭德银，老罗也总是说他还在准备继续闹。看来，对于底层的抗争，的确不能够用通常的策略技术和道义标准去衡量，而必须进入他们的生存场域所具有的特征和状态中去理解。（参见附录1：223）
以后，我又从杨宏军和郭德银等人那里得知，业主们还不时地在找政府反映情况：“房子钱并没有扯下地，政府说我们无证，但我们说房子钱就不要了，场子我们是办了证的，总要赔场子钱吧。还有一个炸药库，也是业主集资建的，总要赔偿吧。此外，像镇里收的安全保证金，每户一年10000；水土流失费，一年3800元，我们都要求退，而政府都没有答应，两边就这样继续耗着。镇里也被我们搞烦了，我们一闹他们就要收摊子，但他们好像也学精了，你闹你的，他该怎么还是怎么，大概他们也怕一让步就没有止境。”（附录1：224）
看来，纠纷仍然没有结束，业主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但是，当政府当真不准备让步时，业主“不守信用”的游戏，也可能根本就不会产生什么效果。
不过，上访活动好像也还没有到此为止，听说业主们又闹出了些新的动静，但似乎仍然没有什么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