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原因解释的诱惑
复杂事件是由多重原因决定的，这个基本的观点似乎很容易理解。实际上，当问题没有太大争议时，这个观点确实很容易掌握和运用。但是，预设偏见，这个科学工作者的老对手（见第3章），常常使人们倾向于忽略多重原因这一原则。我们经常听到人们争论一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话题，如犯罪的原因、财富的分配、贫困的原因、结婚率的变化以及死刑的作用等，争论的方式让人觉得这些问题是简单的、单维的，而且导致结果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如果直接问某一现象是否有多重原因，人们有时会承认多重原因的存在，但他们在解释自己关心的事情时，很少会自发地提出许多不同的原因。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潜在的原因采取“零和”态度，认为所有原因都是相互竞争的，强调一个原因必然会降低另一个原因的重要性。
在情绪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会忘掉多重原因这一原则。例如，想想政治立场处于两个极端的人对犯罪问题的讨论。自由派人士会认为，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恶劣社会环境（如失业、恶劣的住房条件、缺乏教育和对未来失去希望）的受害者。而保守派人士会反驳说，也有许多穷人没有犯罪，所以经济条件并不是主要原因。相反，他们认为，个人的价值观和人格特征才是决定犯罪行为的真正原因。争论的双方似乎都未承认是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了犯罪行为。没有一个原因能独立解释犯罪行为。犯罪行为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其中一部分是环境因素，一部分是个体因素。
再考虑一下关于复杂经济结果成因的讨论。这些结果都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因而很难准确预测。例如，过去几十年来，一个极富争议又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经济议题是：美国日益严重的财富不平等。这一事实不存在争议，有争议的是对这一事实的解释。这场争论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争论者都只关注单一的原因。争论的各方都只以某一个原因为立论基础，然后千方百计地攻击所有支持其他原因的观点。事实上，经济学研究已经关注了许多不同的变量[12]。其中之一是，非技术工人移民的不断增加，造成非技术劳动力供大于求，使得低收入工人的工资水平又被压低。此外还包括：全球化促进了劳务的外包、技术变革、税收政策、单亲家庭的增加、私营企业工会组织的衰落、互联网“赢者通吃”这一商业模式的兴起、选择性婚配、地理隔离。以上还只是一部分变量，还有很多其他的变量。针对这些可能原因的经济学研究发现了什么？你猜对了。几乎所有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助长了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财富不平等现象。研究还发现，其中许多因素之间似乎存在交互作用。例如，非技术移民压低了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从而产生了另一个效应，那就是使现有的工会更难讨价还价。
当不同的潜在原因依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时，承认多重原因的存在就变得尤为困难。这时候，各方很容易拥护自己一方的原因（一个或多个原因），而否定对方意识形态所支持的原因。贫困的原因为这种倾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自由派和保守派支持不同的因果模型，并倾向于诋毁对方的因果模型。要打破这一僵局，双方在一开始就应该承认有多重原因，并承认其中一些原因可能是对方意识形态所支持的。
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参与了一项工作，尝试通过真正承认多重原因来打破僵局[13]。来自不同意识形态的一组专家，同意共同制定一套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案，这套方案是在意识形态分歧双方的支持下达成的共识。追求共识必然意味着专家组成员必须支持来自意识形态对手的贫困解决方案。该专家组基本上成功地编写了一份报告，在提出政策建议时真正承认了多种原因。例如，专家组中的自由派同意，这些数据支持保守派的政策建议，包括提倡关于生育和婚姻的新的文化规范以及提倡负责任的晚育。同样，专家组中的保守派也一致同意，这些数据支持自由派的政策建议，包括让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获得更高的工作报酬，并确保获得就业机会。因此，达成共识的建议充分体现了多重原因的原则。
和经济学问题一样，心理学家研究的复杂问题也几乎都是由多重原因决定的。以学习障碍为例，教育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都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结果发现，大脑异常与学习障碍有关[14]。还有研究发现，学习障碍有遗传方面的原因[15]。这两个研究结果似乎表明学习障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大脑问题。这个结论将是错误的，因为也有研究发现，造成学习障碍的部分原因是早期学校教育缺乏某些方面的教学经验以及家庭环境不利[16]。学习障碍不是由单一原因引起的，而是生物天性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在抑郁的成因和治疗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抑郁是由遗传倾向和环境风险因素共同造成的。同样，在抑郁的治疗上，多种治疗方法的结合——药物治疗加心理治疗——似乎产生了最佳的治疗结果[17]。
一旦我们发现了某个复杂现象的多重原因，且该现象又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就势必意味着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面的干预。数十年前，美国曾遇到一个重大的健康问题：吸烟的流行，一种与许多疾病都有关联的习惯。近几十年来，各种干预措施已经扭转了美国社会的吸烟风气，包括禁止烟草广告、提高烟草税、提供尼古丁贴片、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以及其他更多的干预措施[18]。几十年来，吸烟率缓慢下降，这得益于针对吸烟的多个原因所制定的多项干预措施。
正如多年前为减少吸烟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干预措施一样，我们也需要采取多种社会干预措施来阻止和扭转目前全美国肥胖的流行[19]。这样做的原因是，目前的肥胖流行在几十年前就埋下了种子，那时一些社会风潮同时开始出现：走路减少、女性纷纷进入职场而导致人们在家用餐的机会减少、快餐业的快速扩张、食品广告变得随处可见、电子娱乐使儿童久坐不动、食物的分量增加以及许多其他因素[20]。相应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必须是多方面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健康简报》警告说：“如果把肥胖的流行完全归咎于人们因缺乏意志力而吃得太多，以及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就太过简单化了。肥胖是由多重因素导致的，它是由遗传、代谢、行为、激素、心理、文化、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问题”（p. 1）[21]。科学作家吉娜·科拉塔[22]更加直截了当，她写了一篇关于肥胖的文章，标题就是：没有单一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