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17世纪西方生活的世俗化
17世纪初叶，西方基督教宗教战争此起彼伏，西方基督教狂热主义甚嚣尘上。而到这个世纪末，技术——经验科学发现的实际运用——代替了宗教而成为西方社会精英追求的至高目标。在这个世纪结束时，西方态度和精神方面的这一革命性变化无疑仍然局限在少数人范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为数不多，他们还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出了很远，还使社会其他人群起而效之。从18世纪初到1956年的250余年里，世俗化因素和技术热情，从西方社会的一个阶层传播到另一个阶层，竟至弥散于整个社会。
技术被神化并不是怀疑西方基督教传统之不可避免的结局。诚然，宗教感的幻灭所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巨大的道德和理智空虚，需由某套新理想或观念来充实；但是西方人心灵和精神里的基督教替代品并不一定是通过科学研究的经验方法的实际运用来增进人类对非人自然的统治这个理想。在西方人的想象力迷上这个新的理想以前，那现已受到怀疑的西方基督教权威已经有了一个其权威性不亚于它的对手——希腊文化的幽灵。所以只需把前基督教的希腊主义神龛拿来放在原先基督教神龛的位置上，空虚就可以得到弥补；人们也同往常一样，可以在一个传统权威的保护下继续生活。
这在与它时代相当、环境相似的中国实际是早已发生的事情；17世纪以前中国历史的进程与当时西方有类似之处。在旧世界的东端，与其西端一样，一个衰落而且正在解体的文明已将自身联合为一个世界帝国而得以苟延残喘。当这个帝国土崩瓦解、文明随之解体的时候，它的那些遭了大难的人们便在一个世界性的教会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这个教会像蛹体一样孵出了一个新的文明；尔后，这一新兴文明的后代便逐渐起来反对这个看来已经不是必不可少的宗教体制。在这一系列的命运变化的过程中，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历史预演了基督教将在西欧演出的历史；但是，在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大乘佛教的几次连续运动，不是由一个新的理想，而是由对于前佛教时代远东历史上那个兴衰沉浮的古典文明的怀恋之情唤起的。在5世纪、9世纪和17世纪，反对大乘佛教权威的运动都是由前佛教的儒家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对立的权威的拥护者们领导的。
在西方早期近代基督教世界里，历史在政治层面上确实表现为这种中国式历程。在这里，不过是将对于区域国家的神圣权利不加批判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前奥古斯都时代希腊—罗马社会所有迷信行为中曾经造成最为惨烈的损失——来取代对于罗马使徒的神圣权利不加批判的信仰。过去，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这些世俗政体只有臣服于基督教的教皇国才能赢得人民有限的忠诚；而今，它们则神化为希腊—罗马社会的样式。法兰西、葡萄牙、威尼斯和委内瑞拉散发着贝尔比纳、斯巴达、雅典和罗马诸位女神的馥郁芬芳。到1956年，这种对于区域国家的复萌的希腊式崇拜已构成西方世界大部分人的大部分宗教，并且被它的拥护者们凭着权威接受下来了，正如中世纪西方基督教被盲目接受那样。
另一方面，在经济、技术和知识层面，西方社会的精英人物，在17世纪末叶以前，便与中国人和他们大多数同辈人不仅在拒绝过去的既定权威上，而且在拒绝权威原则本身上分道扬镳了。这便是西方“古今之争”的缘由。这场论战是在17世纪目睹西方破除基督教传统的那一代人中间爆发的。问题的关键是，放弃了对权威主义的基督教的忠诚是否就应转为对权威主义的希腊主义的忠诚。在纯文学领域里，论战未见胜负，但在技术、科学和哲学领域，现代派大获全胜。这一胜利对西方人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些领域里，西方人内心和精神上由于怀疑传统基督教而留下的空虚，不是由另一个权威主义体系，而是由潜伏在西方文明的精髓中、事实上潜伏在人类本性中的经验态度和技术爱好所弥补。
只要基督教精神在西方仍然占据优势，这些倾向只能积压在西方人的心灵深处，而且它们也一样与希腊精神格格不入。它们在17世纪的爆发，是对那两个竞相赢得西方人忠诚、向来受到景仰的权威的双重胜利。结果，推崇经验取代了迷信权威，技术取代了宗教，这不论在理智上还是道德上，都不啻为一种革命行为。17世纪技术被神化的前提和结论在17章里将有所论及。本章稍事讨论17世纪西方人刻意将他的精神宝藏从宗教转移到技术的动机。
第一个动机是对宗教狂热主义的罪行和恶果的极端厌恶；英格兰内战过后的此种心态被皇家学会首任秘书和历史学家用一段著名文字描述如下：
内战结束后的牛津某地，就是在沃德姆学院威尔金斯博士的寓所这个有德性有教养的人们常去的地方，举行过一次重要的聚会，为后来所有类似的聚会奠定了基础。那时候，大学里许多人已经开始凭借理性去自由地思想；一些颇有哲学头脑的绅士们经常出入这所大学，为了躲避亡国降给他们的灾难，为了在大学里找到安全自在的退隐场所，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他们的首要目的无非是满足于呼吸自由的空气，与他人静静交谈，不会染上那个阴郁时代的激情和疯狂……
在如此沉闷的季节里，对于这样一群坦率祥和的人们，还有比自然哲学更合适的话题吗？由于长久地受到某些神学问题的纠缠而使他们作出了私下的反叛，他们厌恶在公开场合作出这种过激的反叛。无休止地思索公民事务和国家的灾难实在是太沉闷了：在这种情况下，唯有自然才能给他们带来愉悦。对它的思考使我们从那些过去和眼下的公众的重大不幸中解脱出来，使我们的心灵战胜所有的世俗事务。思考人、人类事务令我们愁肠百结，而它却从不挑拨我们发起致命的宗派之争，它允许我们产生分歧而没有怨恨，允许我们对它有不同的想象而不必遭遇内战的危险。[221]
17世纪西方精神革命的第二个动机是认识到一个心理学真理，即西方人没有能力从迄今为止仍充满成见的好战嗜辩的宗教利益的纠葛中摆脱出来，除非他能提供一种力量上与之相仿的心理等价物。他转向用技术来实现这一社会作用。这种拔出一颗钉子而不钉进另一颗钉子式的困难，培尔已经想到了。
我们哀叹人类环境的险恶。人们竟不能摆脱一种罪恶，除非陷入另外一种罪恶里去。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却要纠偏一种罪恶，那会把它投入种种意见纷争里，而这些纷争非但本身令人震惊，而且有时会动摇甚至推翻现有的政治秩序。[222]
大约在这段文字首次问世30年以前，斯普拉特便建议把自然哲学研究当作热衷宗教战争的有效解毒剂。
不论神圣的论战带来其他什么样的害处或益处（利弊轻重姑且不论），自然知识确实由此受到严重阻碍。
人类智慧大量倾注在宗教上，而宗教却不需要它的帮助，反而只会被它弄得骚动不宁；不如把人类智慧用在某些哲学方面倒更有收益，这些方面迄今一直是荒芜贫瘠的土地，也许不久将成一片沃土。
经验哲学能让人们开动脑筋，防止他们的思维能力耗费在无谓的争论上。[223]
在17世纪最后数十年的西方人眼里，与试图把天国带来人间相比，试图创造一个人间天国似乎是一个实际得多的目标。西方人前不久的经历表明，在详细说明人间天国方面曾引起两个对立的神学流派发生尖酸刻薄的争论。然而，从事实际工作的技术专家或经验科学家对于意见分歧总是保持心平气和，而且通过观察证据和基于观察结论的推理——这一点他们是不会有不同意见的——一切纷争不久都会得到澄清。
是非之说永远争论不休，有时见诸笔墨，有时诉诸刀枪，而关于线与形的学说却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是不关心什么是真理的，这种事对人们的野心、欲望和利益并没有妨碍。我毫不怀疑，如果“三角形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这一说法和任何人的统治权或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那么，即使这一说法毫无争议，有关人士也会通过把所有几何学书籍通通烧掉而使它受到压制，只要他们能做到这一点。[224]
霍布斯这段冷嘲热讽的文字大意，斯普拉特在论及最初皇家学会的倾向和工作方法时也以同样典型的建设性语调揭示出来。
他们的主要努力是要使他们享有一种集体利益，在这个集体里，人人勤于观察并提出不同的判断，却没通常伴随而来的诸如分裂的党派之间的混乱、骚乱和不可少的仇视。他们曾力图避免以往的那些危险，没有比不断地实践更好的证明法了，在实践中他们永远坚持冷静的讨论、慎重的赞同和谦虚的反对……他们对于相互之间的意见不合并不火上浇油，因为他们承认自然可能通过几种途径创造出同一件事物，而且这些途径同样是可取的；同时，这些通过讨论而寻求真理的人们一致认为，只有一种途径找到真理。偶然的意见分歧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得到调停，因为他们不靠推测或意见作为证据，而是依靠感官，它从来不像其他证据那样助长混乱和争论的。
（他们养成一种明白晓畅的文风），尽可能使所有表述接近于数学的明确性；他们喜欢手工工人、乡巴佬和商贩的语言，而不是文人学者的语言。
皇家学会应得的赞誉还不止于设法把人的双手和理性结合起来，它大大推进了两者的结合所造成的结果。这里我们目睹了这个英语民族的另一面：各自属于相互争执的党派和采取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忘掉了仇恨，汇合一起，共同推进这些有益无害的工作。士兵、店主、商贩、学者、绅士、大臣、教士、长老会教徒、天主教徒、公理会教徒和笃信最后审判的正统派们，把他们各不相同的名分抛在一边，在劳作和欲望上心平气和地达成一致，甚至超出了福音书允诺的狮羊共枕的程度。在这里，他们不仅彼此忍受对方的存在，而且既不使用暴力也不感到害怕，他们共同工作和思考，相互交换、帮助对方发明创造。[225]
宗教战争结束不久，技术专家和经验主义者不仅显得比神学家更面慈目善，而且显得即使有心害人也无力为之的样子。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不论在宗教还是政治方面，他们的双手大多远离权力的杠杆。那些因背井离乡的人和被剥夺公民权的不信国教的人成了他们的中坚力量。[226]他们攫取任何一种世所共知的权力形式都不会引起恐慌；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真理，即这些看来与人为善的技术专家正在用他们的毫无争议的发明创造一种新的权力，最终不是经他们的手，便是别人的手，去颠覆现存的平衡。
在斯普拉特为这种技术权力的清白无罪大做文章之前，培根早就对此称羡不已了。
我们可以把人类的野心恰如其分地分为三种类型或三种等级。第一种野心家是想把权力扩及本国以内；这种野心是鄙俗的和堕落的。第二种野心家是要把他们国家的领土和权力扩及全人类。这种野心虽然仍是一样的贪婪，可是分明有较多的尊严。然而，人们如果努力想把人类的权力和领土扩张至于宇宙，则他们的野心（如果可以叫作野心）比前两种野心不但更合理，而且更高贵。但是人类在万物上所建立的帝国又完全建立在艺术和科学上，因为我们若不服从自然便不能支配自然。[227]
政治改革往往免不了暴乱和纷争，而发明则赐人以幸福，没有任何祸害或痛苦就能与人以利益。[228]
如果我们的民族抓住这个赢得全人类赞誉的机会，这种堪称模范的力量将势不可挡地遍行于我们周围所有国家；基督教世界的面貌不久将焕然一新；当着美妙的知识日见充盈，所有狂热之举将会止息，对于科学的虚妄不实的反对意见和激烈争吵不久将烟消云散；冷静的判断将大大地影响人们的举止行为；真诚的理解将表现在人们的各种活动里；人们的观点将不那么粗暴和教条化，毋宁更其明白确定一些；人们相互之间将不是狼和狼的关系，而是神和神的关系。[229]
附录 17世纪同时代人关于西方反叛权威原则以及采纳观察和实验方法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