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战无不胜的技术专家的偶像化
一个社会除非有绝大多数人共同持有一些主导性观念和理想，否则是不能维持其团结的。一种必要的社会理想乃是一个象征性的英雄，他以个人的形式体现着全社会公认的目标。中世纪和早期近代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这种象征性理想人物是那些圣灵充满的圣徒（其次是骁勇的骑士）。晚近西方精神对圣灵充满的圣徒的忠诚转向了战无不胜的技术专家。西方个人理想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他在精神、观念和目标上的变化。
技术专家虽不同于“自然哲学家”，却把后者的理论化为实践，他们是西方17世纪后几十年所接受的新的英雄形象。弗朗西斯·培根断言：
科学真正合法的目标是赋予人类生活以新的发明和财富。[263]
而霍布斯把哲学定义为谋取技术成果的工具：
哲学就是根据……推论……而获得的知识，其目的是使人们能够在物质或人力允许的范围内产生人生所需要的效果。[264]
斯普拉特在《皇家学会史》一书中指出，希腊—罗马哲学从未对技术做过任何事情；他认为正因希腊—罗马哲学不切实际的玄奥的运思使它在动荡中湮没不存，而希腊—罗马科学则幸存了下来。针对皇家学会的首创者们打破高高在上的哲学传统，他评论道：
他们（皇家学会）把它（哲学）改变成了一种人们日常所需的生活艺术，使它今后再不湮没不存。[265]
斯普拉特建议自然哲学家应脱去外衣，用双手做些实际工作。
还有什么特别的权力比能够利用、指使、改变、推动其余一切生物这种权力更值得人们自夸呢？这正是上帝给我们的统治他亲手创造的作品的权力……除非我们选择人类知识之光作为我们勤劳和工作的经常的监督和指导，否则是不可能正确运用这一权力的。两者的结合将获益匪浅……由此，原先乃是天马行空的人类知识的概念将落在地上，而原先乃是自惭形秽的人类经商的零碎设想将有所抬举。
柏拉图论及市民政府时称，哲学家选为王者或王者兼备哲学心灵乃世界最佳统治。我将证实哲学亦复如是。机器操作工有哲学心灵而哲学家有操作机械的双手，哲学就臻于完满了。[266]
17世纪后期技术举乎纯粹科学之上，正如17世纪精神革命一样，天才的达·芬奇早有预见：
力学是数学科学的乐园，因为有了力学我们就可以摘取数学结出的果实。[267]
工具科学，又名机械科学，乃是超乎一切科学之上的最高贵最有用的科学，因它是所有能运动的生物体借以运作的工具。[268]
同时，列奥那多富于特性地指出，如果技术与纯粹科学相分离，便不能实现它的目标：
科学是军官而实践是士兵……那些坠入实践的爱河却不懂科学的人，正如驾船没有舵和罗盘的船长，结果永远不知道他去向何方。[269]
这里，列奥那多的深刻之处似乎被17世纪的后人们忽略了或有意视而不见；但是，17世纪技术升值以后的第一个250年里，人类精神不计私利的好奇心这一尚存的恩典，护佑着西方人的功利主义不致遭到盲目破坏。
早在17世纪西方精英人物以及他们的先驱达·芬奇在西方公开褒扬技术以前，实用技术在西方生活的许多不同领域便已开花结果。西方文明既是基督教文明又是希腊文明；希腊主义和基督教虽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但都一样轻视技术。因此，只要西方人的生活仍然听命于他文化背景中仅有的两个权威，他对技术的天然爱好必然湮没不兴，必然遭受压制。这种爱好在逆境里坚持了13个世纪，正是其力量强大的明证；当技术经过长期约束在奴仆地位后终于在西方人的行为里获得受人尊敬的、与昔日它一直受到压制的热情相称的地位，这种对技术的天生爱好便显示出来了。17世纪末以来技术在西方获得一种任何其他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动量是不足为奇的。
西方人对于技术的爱好在西方文明诞生前罗马帝国的西部行省里已有所显示。罗马征服后的高卢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为了发展农业，曾发明一种笨拙的收割机，可谓是希腊—罗马历史上此类发明的唯一成果。[270]由于3世纪蛮族入侵导致西部行省人口进一步下降，当地人力连续性奇缺；这激发4世纪一位无名氏作者出版了一本自传性的《用兵之谜》，他在书中设计了一些机械装置以节省投入战争的人力。[271]这是野地里的一声呼喊，而下一世纪便终于爆发了这位4世纪无名氏改革家和发明家预见而最终未能阻止的衰颓。然而，罗马帝国的西部行省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衰落——其中部、东部行省免遭此害——并未阻止当时政治上被弃的西部行省的技术进步。正是在4世纪末和7世纪末西方社会生活的低谷期间，水力磨坊从相对缺水的黎凡特地区传遍了水力资源丰富的西方。[272]整个中世纪，水力磨坊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应用不断扩大；[273]至迟12世纪，西方又引进风车以补充水力磨坊。这一在东半球文明版图的中东地区的发明被大量地实际应用在天涯海角，此后西方本地的发明便层出不穷了。
首先开辟超出基本生活需要的剩余财富之路的决定性发明为重型铧犁，它“有一片犁刀，可刈杂草；有一块铸板，可将杂草翻入土中；有轮，可开出更直的沟，使耕农不必控制铧犁的入土深度，从而减轻了他的劳动强度”。[274]这种先进的铧犁有可能耕作那些坚硬的却是潜在的沃土，而罗马人及其先辈使用的原始铧犁对其真是无可奈何；这种高效新型农具是在罗马帝国以外的北欧地区发明，并随5世纪北方蛮族的入侵而引进前帝国西部行省的。这种发明足以证明4世纪那位罗马无名氏发明家的断言：“决不可认为野蛮人对于器械发明一无所知……大自然助了他们一臂之力。”[275]
继重型铧犁之后，在生产效应和发明日期上都可称之为西方下一个发明的，乃是之后200年间设计的驴、马和骡子的新式挽具，它终于使这些挽畜能尽其全力运载重物。前此不下3000余年，这些挽畜实际载重不及其潜在畜力的1/3，因为当时使用的挽具原是专为牛发明的，它有效地发挥了牛的畜力，却难以想象地用在所有别的相继被驯化的牲畜上了。在发明运载机械之前挽具的发明，是一个重要的技术部门里出现的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唯一一次以有意识的、谨慎的、持久的理性方法克服传统惰性的行动。西方发明家根据经验不断修改传统的牛挽，直到它适合于同牛的体型完全有别的骡、马和驴子的体型。[276]
早期西方人用理性解决了运载力方面的问题，这在军事器械方面也有同样的事例。11世纪，西方改进了帕拉欧提克时代后期发明的一种武器，在这种武器上装置一种绞盘，可以取代臂力开弓放箭。这一装置突破了自古以来受人的臂力限制的弓弩的硬度和推进力的限度。这种石弩的应用使得投射武器的射程和穿透力骤然增加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此引发了投射武器和铠甲之间的竞争。11世纪西方发明了石弩的同时也采用了萨尔马特游牧民族的长矛重铠的骑兵装备。[277]它终于取代了那种原为步兵设计、不堪抵挡骑兵攻击的、曾在希腊罗马帝国衰亡后的骑士时代苟延了将近6个世纪的旧式希腊—罗马式装备。
萨尔马特全身披挂的骑兵铠甲的采用[278]是对发明石弩的有效反应；但是爱好推理和实验的西方人没有满足于照搬这种优良装备。转手使用这种装备的西方人立刻对之加以改进，用一种鸢形盾牌取代传统的小圆盾，它以最经济的面积和重量覆盖人体的最大部分。[279]然而这只是西方铠甲和投射武器竞赛的开始，其势头从11世纪一直延续到15世纪。随着石弩威力的提高，又辅之以长弓和火绳枪，[280]那些勇于进取的西方武器制造者先是改进了头盔，就像过去改进盾牌那样；接着用厚金属片来加固锁子甲，把它从躯干部分扩展到四肢和头部，这样便有了延及全身的铠甲。这一竞争最后是以西方投射武器彻底战胜西方铠甲而告终，因为到了15世纪，竟要用起重机把那铁甲裹身的宪兵往同样是铁甲裹身的马背上吊；于是像地球上史前爬行动物时期的有甲巨兽一样，这种装备便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披挂这种铠甲的士兵早已动弹不得，又怎能使自己不受伤害呢；16—17世纪的时候，人们便精简铠甲，最后干脆连精简下来的那部分也扔掉了，终于以实际行动勉勉强强、吞吞吐吐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281]
中世纪西方技术成果的杰作乃是15世纪造船术和装帆术的西方革命。这也是把通过将各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创造某种全新事物这样一种长期实验所发现的东西进行合理运用的胜利。15世纪西方造船工们综合了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沿岸西欧本土的造船术和装帆术制造船舶，在这种混合型船舶上除了装有西方本土的一套方帆之外，还配以印度洋发明的三角帆。海员们为这类新型船只配备了一只阿拉伯星盘，一只中国罗盘和一叶固定的舵，它取代了13世纪以来西方传统的桨式舵。[282]我们知道，这类新型船只正是西方人获得海上霸权因而在同胞中间暂时赢得优势的新工具。[283]
这些西方中世纪技术成就表明，如果西方潜心技术、重视专家，将是有所作为的；而这两个必要的条件最终在17世纪西方精神革命里得以实现。这场革命的创始人声称，有人说是他们使西方社会开始爱好技术，这是不可信的，这种爱好早就出现了，只是他们把这在逆境中埋没了13个世纪的爱好，解放了出来并且发扬光大。
17世纪有利于技术的社会风气的变化表现在西方两位姓氏相同、热衷技术的著名人物的不同经历里。在这两位同姓培根的人中间，罗吉尔的实际知识分明比弗朗西斯渊博；但罗吉尔（1214？—1294年）时代的社会风气使他四处碰壁。教皇克雷芒四世的庇护敌不住他的著作在方济各会的权威们心中升起的疑团和反对意见。宗教戒律阻碍着罗吉尔·培根自由地从事他的研究；即使他获得自由，他的工作也会因缺乏仪器以及更严重的是缺乏这方面志同道合的工作伙伴而照样受到阻碍。相反，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赢得西方那一代人的赞誉并激励了以后好几代人，因为他把浮现在他们心头的技术之梦变成了文字。不过，弗朗西斯·培根并未显示出罗吉尔·培根那样的实践能力，所以他的文字没有为西方技术专家以后在他的鼓励下所采取的行动提供一个行动纲领。如果两位培根互相交换一下他们生活的时代，弗朗西斯在13世纪的实践成果不见得比他在17世纪更少，而罗吉尔在17世纪却可能取得在13世纪根本无法取得的实践成果。因为，从罗吉尔时代到培根生活的时代，西方社会和学术风气已变得完全有利于技术专家；弗朗西斯·培根作为未来技术统治一切的预言家获得的敬意，当其预言成为现实的时候，便恶化为后人对他的偶像崇拜。
培尔在一段令人捧腹的文字里讽刺了他那个时代西班牙对圣母的过分崇拜，他想象出一幅神圣的三位一体竟为她的缘故而正式引退的情景；[284]这种17世纪的想象为一位20世纪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有关培尔和其他西方精英当时无意识和无意于做的事情的一个比喻。他们不等上帝退位就废黜了他；在因此造成的精神空虚里，他们以一位女神代替了上帝的崇拜。那摧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对于旧神灵的不信任感和厌恶感使这种女神交了好运。这位女神不是圣母，而是技术；人们对新神灵崇拜得五体投地，尽管17世纪西方精神革命的发起者本不希望选择别的崇拜对象代替被废弃的基督教的神灵。技术被神化，不是西方人有意的选择，而是因为宗教与自然一样厌恶空虚。技术与技术专家因而成了晚近西方世界的罗马女神和恺撒。
晚近西方技术专家根本不能胜任他的17世纪的拥戴者们派给他的恺撒这个角色。我们已经看到，[285]当他们有意把技术当作西方世界持存的兴趣和目标去代替宗教的时候，他们发现，与当时政治家和神学家相比，当时技术专家明显的优点是单纯天真，即使要做坏事也是力不从心。然而，技术专家的无害性不足以证明他的存在就是正当的。在这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17世纪西方世界的精英们把技术吹捧得高于纯粹科学，是因为技术自诩能给人类带来实际利益。到西方宗教战争结束的时候，充满了功利主义的气息。《关于实验哲学的实用性的一些想法》是罗伯特·波义耳写于17世纪50年代的一部著作的书名，1660年、1661年、1663年曾三度送交出版并在1663年印行。在1667年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里，斯普拉特注意到：
我深谙我著书立说的时代潮流；〔如果我没搞错〕它是比过去任何时代更适宜于从事这类研究的。[286]
在同一部书的另一段文字里，[287]斯普拉特断言，自王政复辟到写这部书的时候，已批准的符合实际公众利益的议会法案比过去英格兰历史上这方面的所有法案都多。人们以功利性为追求的最终目标；但是，一旦获得功利性便滋生权力；一旦攫取权力便招来崇拜。
技术专家所取代的作为西方人英雄象征的基督圣徒，不是轻易能成为偶像崇拜的对象的，因为圣徒应当认识到并且声明，他的精神成就不是得自他自己的精神能力，而是得自通过他而发挥作用的上帝的恩赐，这是圣徒真实性的一个标志。然而，当上帝自己都遭废黜的时候，便没有这类精神上的障碍阻止人们将技术专家偶像化了。事实上，基督教不明智地为后基督教时代的技术和技术专家的神化扫清了地盘，尽管在它占有优势的时候，由于它劝诫人们不要把精神财富系于今世，技术总是不能遂其心意。与它的父母宗教犹太教和它的姐妹宗教伊斯兰教相似，基督教褫夺了传统的非人自然的神性，虔信上帝是唯一的神，自然不过是上帝的创造。于是，当这一全能的超越的造物主上帝——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在17世纪末叶被西方基督教世界废黜以后，自然就不再与西方人争夺上帝空缺的宝座。很久以前，自然的传统神性就被褫夺了，如今，处在消极被动、孤立无援的境地，只等待着沦为新贵宙斯篡夺克罗诺斯虚位以待的宝座的牺牲品。自然是17世纪人类自我神化的奖赏；人建立的对于自然的有效统治表明他已把自己抬举为真神；他通过证明自己是技术——这是个希腊词，指一种使自然屈服于人的花招——背后的主人，表明自己的神性。
然而，被神化的造物是不能代替被废黜的造物主而成为必须崇拜的对象的，除非这一新神具有造物主上帝曾经有过的万能的表现；然而，在17世纪西方技术支持者们心中，对人类权能的新时代的梦想吞没了与其不相容的对人类清白无罪的新时代的梦想。“振兴和拓展人类对宇宙的普遍权能和范围”[288]是弗朗西斯·培根为他自己、为他西方的同辈以及身后许许多多的人制定的纲领：
让人类得到一种上帝赐予的统治自然的权力；而这权力的施行则让那健全的理性和真正的宗教来掌握。[289]
培根的这个观点，在笛卡尔看来，似乎有其现实的可能性：
我以为是能够获得一种对生活极有用的知识的：通过认识火、水、空气、星辰、天空和其他所有我们周围物体的动力和活动，就像认识大量的工艺作品一样清楚，我们发现了一种实践哲学，从而取代那通常在学校里讲授的思辨哲学；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把这些知识用于所有采用它们的用途中，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290]
17世纪60年代西方倡导技术的人们企望不断征服自然，无止境地增进人类的力量；人类勇攀奥林帕斯山的企望，在那十年里，由英国国教会的两位教士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了：
哪怕稍微有一点知识的人们都不能怀疑，一切手艺和职业能取得比较成熟的进步。自然界里有一个神秘的美洲和未知的秘鲁，它们的发现将大力推进这些手艺和职业的发展，这已不仅是一种猜想。[291]
无数种的发明、活动和工作将成功地取代空话。自然之美丽花朵将在我们面前怒放：我们将走进它的园子、品尝它的果子，为了它的丰收我们陶然自乐——我们再不必像逍遥派学者们在他们的学园里那样，也不像他们的后继者们往后所做的那样，只是在它不结果实的树荫底下漫无边际地清谈和散步了。[292]
随着晚近西方历史上技术不断地积蓄自己的能量，这些17世纪的企望转化成了19世纪的成就。在斯普拉特和格兰维尔以后大约200年里，人类迫使非人的自然服务于人类的各种目的，似乎无止境地实现了预言家们的期待。
这种无所不能的表象可见之于晚近西方技术专家和晚期希腊或罗马哲学家身上；不过，在这两个人类上帝般的权能概念里也有一种重大区别。西方技术专家的无所不能被想象为主动的、侵略性的，所扮演的角色是非人的自然的战无不胜的征服者。希腊或罗马哲学家的无所不能则被想象为被动的、自卫的；他扮演的角色是达到自我圆成的境界，保全自己不受命运的打击。人类偶像的这种不同姿态，反映了这两个社会在其将一种象征性人物加以神化的历史阶段中有着不同的体验。晚近西方社会觉得它已经摒除了“宗教和野蛮”，正在取得实质的、渐进的、毫不间断的、迅速积累的进步，丝毫不会有被妨碍、阻止或颠覆的危险。相反，后伯里克利的希腊社会则觉得它正从山上往下滑落，离过去黄金时代的顶峰越来越远。
随着晚近西方技术越来越快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随着近代早期紧紧攫住西方的宗教狂热主义渐渐消亡，17世纪后期对于技术的那种否定的、世故的、冷嘲热讽的思潮逐渐让位于肯定的、朴素的、盲目轻信的思潮。到19世纪，后一种思潮取得完全的优势。在西方，那起初作为有罪的人性可以安然沉溺其中的无害的癖好而赢得适度赞同的技术，如今被狂热地推崇为一把神奇的钥匙，将开启人间乐园的大门，能解决牛顿以前的“蒙昧时代”所有迷惑人的或被人忽视的疑难。
19世纪西方人充分认识到技术以其接连不断的积累性发现大大丰富了人类的权能，他们对此深感荣耀。人们深信，在这一西方历史阶段上，一切人类权能的增进都必然是善的，因为人们假定，自17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文明之轮已纳入永无止境的进步轨道，而且进步的火车永远没有倾覆的危险。在这些假定条件下，给发动机输入更多的动力只会使火车更快前进。宗教战争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它们的教训已从西方社会的记忆里抹掉了。西方政治家们停止清算人类本性中的恶魔成分；因为在西方公共生活——当然不是私生活——里，到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的时候，这个恶魔已被封存了将近200年。然而，20世纪西方技术却经历了一场不幸的灾难；因为始料不及，这场灾难便格外惊人。自1945年以来，西方技术专家开始失去他们的声誉、自信和学术自由，而这些正是他们的工作获得成功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尽管道德和学术风气自1945年以来发生的这种变化是没有人曾经预料到的，但是回顾既往，仍然可以找出其中不止一个的原因。
自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晚近西方实验科学得以保障的先决条件一直是它的研究领域应局限在非人的自然。例如，皇家学会的奠基者们曾为自己规定了这条自我约束的规则：
在无论其余哪个领域……在将这一切运用于社会的一切知识范围里，上帝和灵魂这两个主题是唯一的禁区。[293]
在17世纪，人类本性处在实验科学的范围之外，属于神学领域。唯有在这种条件下，实验科学才能从西方世界当时依然强大的教会权威那里获得宽容；而且这也是实验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当时愿意接受的条件。在非人的自然的现实世界里还有许多地方要征服；尽管他们感到神学家对待人类本性的探讨在理智上是贫乏的，在社会上、道德上是有害的，但是实验科学家在进行理智征伐的早期，还没有自己的办法，以他们自己的风格探讨人类本性。然而，到19世纪，西方科学开始推广他们的征伐，从非人的自然进入人类本性。它开始揭示如何利用在非人的自然研究中证明为成功的方法，来探讨人类本性。科学的人文分支开始加入古典的非人文分支。首先是利用工业革命提供的材料的政治经济学；其次是利用西方与原始社会的接触提供的材料的人类学；再次是利用人类学基本观点和方法研究西方社会本身的社会学；然后是1914年后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炸弹爆炸引起的休克症提供的材料的心理学。
西方实验科学最终侵入人类本性的领域在晚近历史上对于人类本性的态度方面产生了几种变化。它改变了人类本性自17世纪末集中于非人的自然的注意力和兴趣。虽然教会禁止自由探讨人类本性的条令早已成为一纸空文，但是进步学说的兴起制造出一种假象，好像人类本性是不会出现什么严重问题的，从而阻碍西方人从事这一如今已为开放领域的研究。人们假定人类事务正自动地继续不断地进步；这里人们不去讨论或者绝少讨论为何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一关于人类本性的未经证实的教条。但是，当科学开始探讨精神宇宙，如其探讨非精神宇宙的时候，科学享有的声誉使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力转而面向科学为自己指定的一系列精神世界的各个部门。于是，在科学的庇护下，精神世界的一个又一个部门开始展现在西方世界观里，而与非精神世界并肩而立。
只要将精神世界置于科学的而非神学的透镜之下，西方人就准备顺应科学，相信精神问题的存在和重要性了。那不相信原罪存在的心灵开始研究心理情绪、心理损害和心理创伤。然而，尽管科学在人文领域里的积极发现与在非人领域里的发现一样令人难以忘怀，但是人类对于人类本性的高度无知这一消极发现则更令人难以忘怀，在心理学领域尤其如此。于是，西方科学在它史诗般的时代，开始把某种宇宙神秘感重新滴入西方人的心灵里去，而当初跨入神学占有的地盘时，为了消除这种神秘感它曾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二次大战时期发现和使用释放原子能和发射原子弹技术的历史背景。
1945年西方原子能的释放技术对于西方技术专家的地位产生三种后果。在非分地被偶像化为人类善良天才达259年后，他发现自己又非分地被诅咒为邪恶的天才，从瓶子里释放出可能捣毁地球上人类生命的魔鬼。技术专家外部命运的变幻无常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他自信心的丧失比他名誉的丧失给他的打击更严重。直到1945年，他还毫无疑问地相信，他的工作结果完全是有益于人类的。可是自1945年以来，他开始怀疑，他的专业成功是不是社会和道德的灾难。他认识到他从自然俘获并赋予人类的权能本身是一种中性力量，既可用于邪恶，也可用于善良。如今他看到他最近的发明竟变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物质能量，成为推动道德上为恶的行为的动力。他怀疑他是不是已把毁灭人类的力量交在人类的手里。
与此同时技术专家还失去了到1945年为止的250年里一直享有的学术自由。晚近西方技术赢得其惊人成就的学术氛围是学者个人之间进行完全自由的科学讨论，没有任何教会或政治的审查、监控和禁令的干涉。这种自由在西方技术深入原子物理学领域时便立刻丧失了；因为有好几个方面的因素限制着技术专家从事这种新的研究。设备器具索价之高，再不是民间个人或机构所能购置的；唯政府能够筹措这笔资金；这些政府坚持把发现的成果密藏在铁幕后面，这也是从远古时代起，每一个政府都要揭穿的彼此玩弄的“无耻伎俩”。政府申明拥有这种权利是因为这些发现动用了它们的财力，没有它们就不会有这些发现；它们使用这种权利是因为运用这些新发现所产生的军事力量极为强大而不能与潜在的敌人共同分享。每一个政府都把其他所有政府视为潜在的敌人，除了那些当时与它共同对敌的盟友以外；如果为了符合自17世纪末西方世界盛极一时的科学研究的自由原则而把这些发现拿出来公开讨论，那么这些新发现包含的实力岂不变成所有政府的共同财富。
西方技术专家的命运突变还带来什么更进一步的后果呢？在1956年有好几种可能。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而限止原子领域科学探讨的自由，可能延缓原子科学的发展。诚然，用于破坏性目标的原子能利用向建设性目标转化是不无希望的。但是，无论未来原子科学有何运用，一般实验科学和技术，对于那些最有才干的思想家和最有良知的人来说，将不再是什么有吸引力的目标。如今，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发现自己的专业受到政治控制的拖累，即使国际局势有所好转，这种状况也不会很快得到缓解；其次，他们可能感到，生产新型的更有效的致命武器以供政府对付人类，乃是反社会的行为，即使政府向他们保证这些武器不大可能投入使用。这第二种想法可能不仅在技术专家而且在他们的同胞中流传甚广。事实上在20世纪以后的数十年里，西方化世界的公众可能产生一种与17世纪以后的数十年里反叛宗教一样的反叛科学与技术的情绪。再者，那种在许多代人以来一直纠缠着公众的精神活动，可能被它以前的倡导者们所取缔，因为人们认识到它造成的成果是令人震惊的原罪的宣泄口，是人类利益乃至人类存在的严重威胁。如果伏尔泰降世于20世纪，也许此刻他的战斗口号将是：“科学，这就是敌人！消灭败类！”5
如果世界将从技术以及作为技术生命线的实验科学取回它的精神财富，那么，这笔流动的精神资本将重投何方？也许最近开发的人文科学可能给我们一点暗示。如果非人的自然的科学暂时失去其研究自由因而变得黯然失色，那么，人们的兴趣和动力将集中在人文科学上。因此，当人心达到人类事务的科学研究范围时，理智发展的这种曲折经历会沿着一条新的精神上比较谨慎因而大有希望的探索方向，重新开辟通往宗教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