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世界对世俗化的晚近西方文明的接受
17世纪后几十年里西方世界精英人物的兴趣从宗教向技术的革命性转变，产生了两个后果，从而改变了世界的其余地区对西方的态度。晚近西方把精力和注意力集中于技术，使西方的财富和实力以以前任何文明历史上可能都未曾有过的规模和速度不断增长；与此同时，晚近西方疏远了它自己的传统宗教，去除了西方传统宗教的不宽容性。
在这1000年的最后250年里西方技术的进步，就人的能力而言，算不了什么奇迹，根本比不上原始人最初那些奠定了此后所有技术进步的技术发现，怎样取火并使它燃烧不息，怎样造独木舟航行，更不必说那些相对迟一些、相对复杂一些的发明诸如农耕、驯化野兽、制作轮子了。西方技术史最近250年里前所未有的是发展的高速度，在1956年这一速度也未见减慢。这种高速度的原因在于前所未有地将大量的人类能力和非人类资本投入到刻意努力推进人类的所有生活领域，包括驯化植物和动物的领域之中。
西方精神的改变打开了通往技术之路，这种变化表现在西方对于信奉外邦宗教的态度上面。17世纪初，遍行西方的精神使人们必须接受当地已确立的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或新教，否则就不能在那个西方国家里研究学问。唯一向非天主教徒开放的大学是威尼斯共和国主办的帕多瓦大学。英国清教徒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哈维，与东正教徒C.A.马夫罗格达多（Chiot Alexander Mavrogordato）（他在进入奥托曼政府机构以前曾撰文介绍哈维的发现）都曾是该校的学生。但是帕多瓦大学的自由是一种例外的制度，部分归功于威尼斯拥有一个国民多为东正教徒的殖民地帝国。西方其他大学取消宗教考试的行动都很迟缓。比如牛津大学直到1871年仍然坚持学位候选人必须宣布附庸英国圣公会的39条教规，而这时的不列颠已经失去一个帝国而获得了第二个帝国。然而，17世纪结束之前，西方开始创办的“文坛”性质的非大学的研究和交流信息、思想的组织是一些开明君主赞助的地方研究院，那里已不再进行传统的宗教考试。随着西方晚近历史的演进，西方强制性的宗教千篇一律的幕布上的那条帕多瓦裂缝开始扩大。
晚近西方近代历史上西方宗教宽容的初露端倪使非西方人士有可能就读于西方学校，而不必再以接受当地的西方宗教作为获准学习西方技术的绝对必要条件。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西方技术的进步迫使非西方社会的领袖人物趁他们重新接近西方技术发祥地的机会，掌握西方最新技术，以保护他们自己的权益。
西方早期近代历史上军事技术之领先于其余现存社会尚未达到如此之远的程度，以致这些社会的生活方式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就不可能运用西方的军事发明。16世纪奥托曼土耳其人、俄国人和日本人都能很快掌握当时西方火器的用法和制造法。1558—1583年北方大战期间，俄罗斯人首次对波罗的海地区采取攻势，倒是瑞典、丹麦和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联盟好不容易才击退了俄国人，不过这个联盟后来因为条顿骑士团抵抗运动的衰微而破裂。日本，除了政治统一外，还享有天高地远的好处，因而晚至1637年仍能对所有西方来客颐指气使。另一方面，1603—1613年间俄国的无政府状态（“动乱时代”）表明，甚至那些地处偏远相对落后的西方国家如波兰—立陶宛和瑞典在军事技术方面也断比俄国强。波兰人能在1610—1612年间占领莫斯科；瑞典人能于1611年在芬兰湾口占领俄罗斯仅有的波罗的海海岸，而俄国人在1617年和平条约中却不得不丧失这片国土。奥托曼人1683年第二次围攻维也纳的失败标志着奥托曼帝国与西方之间的形势发生了逆转。
这些经历使西方周围的非西方邻居急于掌握西方的军事技术，以赶上西方那不断加快的进步。面对西方军事优势的挑战，在俄国发起应战的是在“动乱时代”之后于1689年掌握实权的彼得大帝；在土耳其是受到1768—1774年俄土战争灾难性打击后的塞里姆三世（1789年登基）；在日本则是受到1853年美国海军指挥官M.C.佩里难以招架的袭击后的1868年革命的发动者们。使西方变得空前强大的17世纪西方革命也使西方变得空前宽容，这对非西方国家不啻为一桩幸事。西方精神的这种变化使俄国、奥托曼帝国和日本的领袖人物有可能在西方学校学到他们非掌握不可的西方技术，如果他们希望战胜其西方邻居的话。
这一新出现的可能性的最富戏剧意味的证明是彼得大帝于1697—1698年在西方的游学。对于正处在有可能落入西方之手的极端危险之中的俄罗斯而言，有一位天生热情的西方化者竟然出生在莫斯科的显宦人家，实在是一桩极其幸运的事。彼得不仅是一位天生的晚近西方型的技术专家，而且比那些用他的智慧和思想在西方声名大噪的人们早出生100年。他是皇家学会的创立者们朝思暮想的未来的技术专家，而除了这位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发明家的17世纪异国的俄罗斯先驱之外，他们还从未亲眼见过这样的人物。然而彼得对于技术的天生爱好，尽管成熟极早，但是如果在他那一代不能去他后来获益匪浅的荷兰和英格兰做学徒，也是不能在俄罗斯遂其平生大志的。
同西方沿海诸国对彼得大帝的欢迎相比，虽不引人注目然而更有意义的是，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朝相继于1690年、1691年和1695年颁布文告，采纳奥托曼帝国暴动的塞尔维亚东正教臣民的建议。这些塞尔维亚人提出，他们政治上忠诚于哈布斯堡王朝须有两个条件。他们必须永远受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保护，同时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他们不仅要保留自己的宗教，而且要在他们自己的主教统治下保留在奥托曼统治时期享有的自主权。这两个条件都被接受；但只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42年以后，哈布斯堡王朝宗教政策的这种逆转才成某种预兆性的东西。
的确，1682—1699年战争失败的打击未能推动奥斯曼人像彼得大帝那样只身去西方留学，但是促使他们迈出了两步。他们允许那些没有在苏丹的奴隶家族受过教育因而不曾皈依伊斯兰教，而是依自己的意愿接受西方教育的希腊东正教的奥托曼臣民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要职，他们还雇用西方技术人员来土耳其训练奥斯曼人掌握西方军事的一些最尖端技术，尤其是军事工程学和射击学。然而1699—1768年间奥托曼掌握西方军事技术的尝试是零零散散、时断时续、半心半意的。1768—1774年间第二次更令人羞辱的失败的打击极为必要地推动了塞里姆三世首次尝试全盘西化奥托曼武装力量。因为这一次奥斯曼人是败在他们嗤之以鼻的、与其东正教臣民信奉相同宗教的俄罗斯人手下，而俄罗斯人在过去80年间一直躜行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西方军事技术即使掌握在俄罗斯人手里也可获得胜利，这最终令奥斯曼人深信他们自己也必须获得这个西方法宝。
直到美国海军指挥官M.C.佩里1853年袭击日本之后，日本才用19世纪的军事装备来更换其17世纪的西方军事装备。在此之前，阻止日本学生去西方留学接受西方教育的障碍全然不是西方的排外，而是日本闭关自守达200余年致使西方对日本人感到陌生。
这些军事西方化论者的先驱们奉行的是一种消极的政策。除了足以在与西方或西方化的军队作战时确保他们的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极少一点的西方军事技术，他们什么都不想接受，哪怕是世俗化的西方文明的世俗存在。任何一位西方化论者对于西方文明都无任何主动的兴趣。他们掌握一部分西方文明的愿望，无一例外是要获得一种实力，而掌握了西方技术就会带给他们这种实力。那些自学过西方文化而分别被奥托曼和不列颠政府机构雇用的奥托曼希腊人和孟加拉印度人在西方教育中看到一种报复较之西方要落后的穆斯林“优势”的工具；他们认识到，求得实力的办法是掌握一种或数种西方技术。那些与18世纪希腊人和印度人不同的、政治上独立的非西方人士认识到，他们如果不充分掌握西方的军事技术以便再度抵御西方的侵略，他们在西方侵略者面前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但是所有这些独立的非西方国家里的西化论先驱们最初的目的都是以尽可能少地采取西方军事技术，换得尽可能多地保留他们传统的非西方文明。他们只想以最少的保险金为最冒险的事业保险。然而，结果表明，从长远的目的看，有选择地接受一种外来文明的因素是不可能的。
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每一种文明或生活方式是一种其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的行为模式。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如此复杂而密不可分，以致那些初看起来仿佛彼此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组成部分，在实际用某种外来因素代替其中固有的一部分时，竟显得原来的部分之间是那样地不可分割。要剔除某个固有的单独部分，就须同时剔除或者至少修改那整个其余的固有部分。要引入某个外来的单独部分，则要引入那整套其余的外来部分。
引进晚近西方军事技术取代传统固有的军事技术恰好说明了这点。光进口西式武器本身是不够的；它们往往比非西方武器还要差劲。1798年法国骑兵的装备不及被他们打败的埃及马木路克的装备；1838年不列颠的滑膛枪的射程不如阿富汗的滑膛枪射程远。西方军事的优越性在于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来使用这些西式武器；而军事训练乃是集一切社会发展之大成的事情。它是市民生活中法律和秩序的产物；因为没有有效的卫生措施和按时发放的军饷，是不可能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军队里有效的卫生措施要求市民生活中有相应的、由受过西方医务培训的医生加以维持的公共卫生标准。按时发放军饷则要求有健全的公共金融，后者又要求具备工商业能力和活跃的经济。而经济的活跃不仅必须有足以供应军队的农业产品，而且必须有制造西式军械的工业技术。非西方军队完全依靠进口军械而不引进任何工厂或技术专家在国内制造这些军械，是极端危险的。
由于这些原因，一个拒绝早期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世界发现自己最终被迫全盘接受晚近西方世俗文明；但是那些想在最低限度内实行西方化的人们，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得知其选择不是拒绝一切便是全盘西化所花费的时间在不同的场合却是千差万别的。在土耳其，从18世纪初期首次尝试采纳部分西方军事技术到1919—1928年M.凯末尔一味倡导全盘西化过去了200余年。在中国，从1839—1861年在军事上败在西方列强手下而首次实行西化，到1923—1928年国民党有步骤地推行全盘西化计划的胜利——这一事业的最终失败开门迎来了共产主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另一方面，西方化论者的先驱，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日本明治维新的发动者，无不感到如果他们想掌握西方军事技术，成功地保存他们的社会，就必须全盘西化，必须把这一革命推广到人类行为的每一个方面。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非西方世界在与近代西方的第二次接触中或早或晚地屈从于无条件的西方化过程，不免陷入了那种17世纪西方精神革命300年后摧毁世俗化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非西方世界所勉强归顺的晚近西方历史上的西方文明，不论是当时的西方信仰者还是当时的西方本土人，对它都与其是感到怀疑不如是感到扑朔迷离。外表庄严的晚近西方文明里面到底包含什么？这是每一个或早或晚认识到保存自己的代价无非是毫无保留地全盘采取西方文明的西方化论者都要面临的问题。推测到这一无情事实并依他们自己见解行事的非西方天才人物都往往把晚近西方技术文明的表象信以为真。他们把它看作一个从中能汲取对于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有实际用处的各种技术的聚宝盆。
对于晚近西方文明的内容及特点的这种浅薄观点在当时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它也是同时代的西方赞美者有意描摹的一幅图画。彼得大帝如果读过斯普拉特的皇家学会史，将更为坚信他对西方天才人物的评价。斯普拉特和他同时代人以虔诚之心涂抹了这幅他们眼中的西方图画。然而，300年过去了，从后人的历史观点看，这种17世纪狭隘的功利主义自画像，似乎只是表达了晚近西方对于在当时来说是前不久还盛行一时的西方宗教狂热主义的反叛，而不是一种客观的自我评价；它不论对于17世纪末叶还是以后任何年代的西方文明的真实精神，无疑都是一种歪曲，事实上几近于一幅讽刺画。
T.斯普拉特（1635—1713年）和J.格兰维尔（1636—1680年），两人都是英格兰教会的牧师。斯普拉特结束其教士生涯时是位主教；他显然不知道牧师的勤勉与皇家学会秘书的勤勉有什么不谐调的地方。在提高人们对技术的兴趣时，他是为宗教狂热主义而不是为宗教寻求心理上的替代物。他痛惜宗教信仰的颓败，早已正确地预见到了这点。他相信“这个时代精神的堕落”，对世人转向怀疑主义负有大部分责任。他深信“人类所能自行利用的最有效的补救与其说是来自崇高的神性，不如说是来自理智的、自然的和实践的教义”，而这些又来自人对上帝在自然中的启示所作的心平气和的研究。斯普拉特的观点其实与洛克1667年的观点如出一辙。那年洛克拟定了他《论宗教宽容》的论文大纲，而斯普拉特的《皇家学会史》也在同一年出版。《论宗教宽容》写于1685—1686年，1689年出版，在这本书里，洛克并未谴责基督教精神是排斥异己和不宽容的，他反对的是非基督教徒的排斥异己和不宽容精神。
不论有些人如何夸耀其教派的场所和名称的古老，或他们的礼拜仪式的壮观；另一些人则夸耀他们的教规改革；而所有的人都标榜其信仰的正统性——因为每个人都视自己为正统——这些和其他诸如此类的现象都不是基督教会的标志，只不过是人们互相争夺权力和最高权威的标记罢了。任何人尽可以郑重其事地以此相标榜，然而，倘若他缺乏仁爱、温顺以及对全人类乃至对非基督徒的普遍的友善，他自己当然也就不配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福音书》迭次宣布，基督的真正门徒一定要忍受迫害，但是说基督的教会应当去迫害别人，甚至以火和剑来强迫人们接受它的信仰和教义，这却是我在《新约》的任何章节里永远无法找到的……无论是异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犹太教徒，都不应当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剥夺其社会公民权。《福音书》未训令我们做这样的事；“与审判教外的人无干”（《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12—13节）的教会不需要这种东西。[247]
洛克和斯普拉特显然承认他们的目的不是煽动人民把他们的精神财富从基督教中取出而削弱基督教的基础，而是清除其中的狂热主义而保存基督教，使之符合基督自己的教义和劝诫。甚至法国的逃亡者培尔，他曾饱受过比他同时代的那两位英国人残酷得多的17世纪西方基督教不宽容的迫害，尽管在反对狂热主义时也多少针对了宗教本身，但即使在内心里也不敢承认他是反对宗教的。培尔出版的著作给人的印象是，他自己是有意含糊其辞的牺牲品，其实这正是他攻击17世纪狂热主义的主要武器。18世纪伏尔泰直截了当、毫不保留地表达出晚近西方的反宗教情绪，而伏尔泰同时代的卫斯理则传播一种复苏的基督教信仰。宗教的复苏开始于目睹宗教衰退达到极点的那一代人，这是很有意思的。正如本书第11章提出的，17世纪西方世俗化运动早晚必然唤起一种逆反运动，因为宗教是人生的基本要素，不能长时间遭忽视和压制。
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西方精神危机已经蕴含在17世纪精神危机里了，而且在全部晚近西方历史中西方文明被世界其余地区接受这一表面现象下面，这一即将到来的危机正在运作。这便意味着晚近西方社会完全欺瞒了——尽管是无意地——同时代西方化论者们；使他们觉得好像西方文明短暂的世俗化阶段是整个西方文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还意味着西方化论者也欺瞒了他们头脑简单的非西方同胞，而把有关西方的这种欺骗性的西方表象信以为真。
然而，既然宗教本不是这些利令智昏的西方化论者关心的事情，便不能责备他们对于那不断噬咬西方活力的悬而未决的宗教问题掉以轻心。他们感到自己国家所缺乏而他们正从西方的源泉那里寻求补偿的东西，不在他们祖传的宗教中，而在他们的技术中。西方技术在他们看来是一颗昂贵的西方珠子，他们遇见这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颗珠子。[248]他们并未想到，西方宗教会成为自己关注的对象，让自己和同胞毫无保留地委身于正在世俗化的晚近西方文明，却认识不到这个阶段必然不得长远。事实上，他们忍痛放弃祖辈的生活方式而采取外来的西方生活方式，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然而他们却由此不无宽慰地虔信，以如此惨痛的代价换回的一定是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种确定无疑的“文明”之中的特权。可是结果表明，他们换回的其实只是由于陷入了迫近的西方精神危机所受到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