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两种希腊罗马偶像的重建
17世纪西方文明世俗化并未产生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而是提出一个问题：西方生活的解体在西方人心中造成的暂时空虚将由什么来填补？填补这一空虚的种种尝试构成最近250年变幻无常的西方精神史。首先用来代替西方抛弃了的祖传基督教的新崇拜对象是与西方文明有关的希腊罗马文明的幽灵。第一个复兴的希腊罗马偶像是神化的区域共同体；第二个是神化的统一帝国。
在西方，第一个偶像的重建乃是一场悲剧。近代西方世界的政治区域制度也许是对罗马帝国的西方行省在基督纪元5世纪时分裂为区域君主世袭国家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报应，但是这一报应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前一直不能完全遍及西方基督教世界。确实，在这期间的1000年里，罗马帝国在西方从政治上分裂为一些地方性世袭国家的状况一直没有复原。西欧从未回到罗马帝制的升平时代，那时，一个市民能从罗马行至莱茵河而一路上根本遇不到一个士兵，只是里昂驻有一支1200人的精锐部队。但是罗马帝国在西方衰亡的不幸政治后果最初被这样一种幸运的心理事实所淡化；这些后罗马帝国的区域国家的出现被认为是一件偶然的憾事，它们的臣民根本不把精神财富系于它们之上。
他们大部分的财富从死去的统一罗马帝国转移到活着的统一西方基督教会。比如，德高望重的贝德就在教会史的大框架里叙述罗马帝国在不列颠的那个小小的英国世袭国家的历史。这种感情系于教会而不是区域国家的现象在公元1050—1200年的一个半世纪里简直是愈演愈烈；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基督教教皇国逐渐兴起并达到全盛。甚至查理大帝唤起的罗马帝国的幽灵尽管一直很软弱无力，但也赢得了某些人的忠诚和爱戴，这在但丁《论世界帝国》里作了不无学究气的、咬文嚼字的表达。因此，到中世纪晚期开始时，800—900年前政治层面上失落的统一性在精神层面仍有相当程度的保存；这给地方世俗统治者以必要的约束。情感的负荷系于罗马天主教，直到西方基督教共和国解体为止；这一解体始于教皇与腓特烈二世的背水之战而成于早期近代史上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在区域君主国家里找到了反对统一的西方教会的工具和同盟，在各地的方言里找到了反对通用的拉丁语的工具；这种将精神财富移往区域国家的运动并不限于新教国家。天主教的威尼斯也坚持向梵蒂冈要求她的区域统治权，甚至天主教的西班牙也强烈主张国王对于海外新兴的西班牙帝国享有教职授予权。此外，在所有西方国家里，不论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研习方言先由12世纪游吟诗人发起，后在14世纪的但丁和佩脱拉克的推广下，从诗歌和小说创作领域扩展到政府、法律和科学领域。当17世纪法语部分取代拉丁语作为一种外交和文学的西方通用语时，法语得到的只是拉丁语早已失去的一些残余部分。
文艺复兴使得那对西方基督教会的忠诚转向对西方区域性世俗国家的忠诚的举动赋有一个从希腊罗马文明假借来的积极形式。在我们的记忆里，西方早期近代史上希腊主义的复兴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曾达到顶峰；但在政治方面的复兴对于以后的西方历史其实也是极端重要的。在艺术和文学层面，文艺复兴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说明的那样，只是短暂的狂热，而在政治方面则延续到我们的时代。在政治层面，文艺复兴唤醒了希腊—罗马文明对区域国家的女神般的崇拜；而且它做得更为狡猾，因它没有明言，而是做出对往日西方基督教的遵从（希腊人神化雅典和斯巴达则是有意且公开为之的）的样子。不公开地崇拜区域国家是1956年西方世界盛极一时的宗教。甚至希特勒欧洲的兴衰和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威胁都不能丝毫动摇西方人心目中的国家崇拜。这种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希腊—罗马灵感乃是不祥之兆；因为我们早已从希腊罗马文明的衰亡史中知道，这一偶像崇拜形式是文明衰落和解体的主要原因。
民族主义对于西方传统的共同的社会体制和共同的思想观念的侵蚀有增无减。统一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教士集团被宗教改革所破坏。直到爱拉斯谟和圣托马斯·莫尔那一代人还存在的统一的西方“文坛”，在拉丁语被各地方言取代时遭到破坏，只是当17世纪法语部分取代拉丁语的地位时才不甚完善地被重新设立。统一的西欧贵族统治——由婚姻联结在一起的数种语言的社会集团——被法国革命打破了，被英国19世纪富有的中产阶级所收买的贵族统治和美国（在这里西欧贵族统治从未站稳脚跟）的兴起压倒了。
西欧皇室因为彼此联姻而比西欧贵族统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尽可能在语言能力方面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它的统一性仍不免由于法国革命、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国会和选民势力的上升以及德国1871年的政治统一而遭到破坏。最后这一事件使德意志小邦国的王室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王室；而在此之前，它一直保持民族的中立，因此只好办些诸如向奥托曼帝国的东正教世袭国家输出西欧国王之类的事情。最后的打击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战败国废黜了为数不少的王朝称号。[260]
贵族统治的衰颓以及美国、哈布斯堡、俄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托曼帝国的兴起，破坏了统一的外交使团。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从那些生来就是民族主义者或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未以法语为事实上的第二国语的人中间选拔外交官。所有这些统一的家族、联盟和等级的覆灭，意味着逐渐撤除了近代西方世界为区域国家的极权主义偶像崇拜设置的传统障碍。
随着传统的统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体制接二连三地招致覆灭或拒斥，这个后基督教西方社会开始感到产生这种空虚的痛苦和危险，便有意创造一种新的统一体制来填补这个空缺。在17世纪，更矫揉造作、更有自我意识、精通法语的文人学士的兄弟会取代了一部分被破坏的西方中世纪懂拉丁语的执事的兄弟会。[261]但是，日益专断的地方语言不仅破坏了拉丁语的统一使用，也破坏了法语的统一使用，从1940年法国战败以来后一种破坏的速度是相当迅速的。[262]19世纪国际红十字会在日内瓦的建立，为原先共同的基督教对于战争暴行的宗教限制以及原先骑士团对于战争暴行的贵族制度的限制提供了一个世俗的代用品。但是红十字符号表明19世纪西方世俗的人道主义是靠正在减少的宗教的资本储备为生的。
技术方面最近150年里的机器发明“克服了距离”，不只为西方自己而且为整个西方化世界周游这个星球上所有可以居住、驻足的表面提供了将全人类集于一家的物质手段。既然技术代替了宗教，晚近西方人竞相将其精神财富向技术转移，希望他的新偶像为着他的崇拜而给予报答，使他得以填补因为抛弃了祖先的宗教而造成的精神空虚。然而，技术在物质上将世界连为一体，根本没有缓解它的困境，反使之更趋恶化。
西方技术进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所提供的用于和平交往的物质手段，倏忽间在各个社会之间建立起联系，而这些社会以前由于缺乏物质交流工具，在地理上曾经相互隔绝，并因此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社会风俗和思想观念。技术虽能在瞬间使陌路人肉体相逢，但是他们的思想要经过几代人，而他们的精神则要经过12个世纪，方能融为一体。肉体的接近，若不同时伴有相互的理解和同情就很容易非但不产生好感，而且会产生反感，非但不产生和调，而且会造成分立。也许通过潜意识认识到的真理，即物质距离的突然克服对于心灵的统一有害无益，这点说明了在1956年为什么全世界人民都能容忍他们的政府对物质交流设置的行政障碍：关税和进出口限额、控制进出口贸易、控制移民、健康管理等等。
虽然受到关税和进出口限额的制约，自然距离的消失仍使西方化世界比工业革命以前在经济上取得了更大范围的独立。在区域国家的原材料和粮食供应有赖于外部世界的时代里，一个世界帝国在政治上分裂为六七十个完全自治的区域国家，这在和平时期渐成一种负担，而在战争时期则更具有破坏性。在一个经济上相互依赖而政治上相互分裂的世界里，战争引起的社会动乱必然比经济活动与政治组织范围相称的世界更为严重。不只如此，技术是一种中性力量，可以不偏不倚地用于一切目的，包括战争。这点在原子时代已无须详论；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技术没有治愈17世纪西方文明的领导人抛弃祖传宗教造成的创伤。技术反使这一创面更为恶化；而近代西方人沮丧地认识到他所精通的技术，毕竟不是治愈他的社会和精神疾病的灵丹妙药。这在他不断企图通过为自己创造某种新的统一的体制而获致永久和平的过程中实际已得到了认可。
自从13世纪教皇制败坏了神圣罗马帝国而在14世纪又败坏了自己之后，西方便失去了它原有的统一体制。此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的新体制以取代西方这些失去了的统一体制。
公会议运动是拯救中世纪基督教共和国的一种尝试，它试图将教皇制建立在议会代议制体制的基础上。这场运动因为教皇贪恋绝对权力——这是当时意大利中北部以及后来延及其余西方世界的统治方式——而告失败。查理五世的欧洲把大量的主要区域国家投于皇朝联姻的网罟之内而试图有效地实现神圣罗马帝国从未能够实现的西方世界的政治统一。由于当时西方世界里土地最肥沃、人口最多的法国不愿为了西方的共同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民族野心，这一计划遂告破产。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欧洲曾尝试把西方统一在最强大的区域军事大国的霸权之下。法国的军事统治，由于法国军队所到之处随时都要强行奉送一份文化礼物而终于消解。但是法国谋求世界霸权的王牌，与以前西班牙的王牌和以后的德意志王牌一样，都被谋求势力均衡压住了。
拿破仑以后的欧洲议会，通过为列强代理以前曾相继败坏西班牙和法国的霸权，试图使谋求的势力均衡做法符合于一个建设性的目标。国际联盟则是扩展到世界范围的欧洲议会，它提出实行民主化的书面章程，使中小国与列强比肩而立，虽然它们之间并不平等。欧洲议会未能祛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殃而告失败，继而国际联盟也未能祛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殃而告失败，这都表明势力均衡不能有效地取代单一强国的霸权，反而一再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势力均衡之未能成为一股有效的积极力量预示着另外一种建立政治统一的粗暴做法的复苏。希特勒的欧洲是一种不仅要把欧洲而且要把全世界联结在一个强大无比的区域军事强国的统治范围之内的最新尝试。但是并没有因为征服者将拿破仑式的礼物赠予被征服者，而使希特勒的暴行有所减轻；既然拿破仑已经失败，要是希特勒成功的话那可真是咄咄怪事了。可恶的希特勒计划的彻底破产，再度给世界一个建设性地利用势力均衡来整顿政治秩序的机会。联合国就是企图复活国际联盟的努力；不过进行此种尝试的环境不那么顺利，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后果使世界列强从原有的七个削减为两个。
因此，我们为西方化世界感到焦虑的理由着实不少。它以原子武器为武装。它在一生中已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前原子弹战争。而它的政治力量如今既不如欧洲议会和国际联盟时期那样涣散，也不如在希特勒、拿破仑和路易十四曾企图做到的那样集中，而是在两个仅有的列强间的两极分化。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的焦虑是不无理由的。因为，尽管我们可以预见在自然距离“消失”的原子时代，原子武器的控制迟早必定集于某一个权力机构之手；但我们不能预见，我们是否在达到这个必将实现的世界政府的目标以前不会遭到一次巨大灾难的打击。然而，我们能够预见，当世界政府实现的时候，人类对于世界政府的需要早已变成极度的渴望，以致人类甚至不仅准备付出失去自由的高昂代价而接受世界政府，而且将神化这个世界政府及其代表人物，就像备受折磨的希腊—罗马世界一度神化罗马和奥古斯都那样。对于拿破仑、墨索里尼、斯大林、希特勒的事实上的崇拜预示着这种程度的偶像化，将是给那些以任何代价成功地赋予世界永久和平的美国恺撒或俄国恺撒的奖赏。这种不祥的运思似乎表明，统一的福利国家可能是树立在抛弃了基督教的土地上的下一个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