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世界抵制早期近代西方基督教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首先掀起西方征服世界的浪潮，他们不只为了寻求财宝和权力，而且一心要传扬征服者先辈的西方基督教。他们传扬基督教的热情是狂热的。对于另外一些现存的高级宗教中与西方基督教基本一致或互为补充的基本内容，他们充满敌意，或者也许不如说是视而不见。但西方基督教实践与别种宗教的相似性又是何等的惊人，以至不容忽视，比如大乘佛教与西方基督教的礼拜仪式十分相似，而这些相似性在那时竟被视为魔鬼的先见和足智多谋的体现。因为预见到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最终要来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161]魔鬼未雨绸缪，事先向异教徒们灌输假冒的真宗教，使他们没法被上帝拯救。葡萄牙和西班牙先驱们的心灵是闭锁的，但他们传道的热情是真诚的、不计私利的——他们不断地劝诱人们改变信仰，即使有损于他们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这便是明证。在这一点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首次掀起的西方征服者的高潮与后起的荷兰人和不列颠人掀起的第二次高潮大不相同，在17世纪，西方世俗化革命到来以前，这第一次高潮对于东半球现存的非西方文明并未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掀起第二次高潮的西方新教帝国缔造者们有意使传教工作服从于商业和政治目的。每当他们的传教工作使西方商人和西方官员们陷入窘境，他们就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和沮丧。
另一方面，近代早期的西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更进一步证明了虔诚的传道之心，他们甚至把基督教一一翻译为他们未来的皈依者的艺术、哲学和社会流行的语言。他们认为，既然踏上了他们未来的宗教皈依者的土地，就应利用任何成功的机会进行布道，因此，他们准备放弃其偏爱祖传的西方风俗习惯的人类天生偏见，准备放弃基督教中在他们看来仅仅是基督教附属的西方外部标记，但是不准备放弃基督教的本质。
当然，基督教传教士这种通过全心全意追求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目标[162]而独树一帜地推进他们的自由主义的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公元后的5个世纪里，在改变希腊罗马社会宗教信仰的时候，早期基督教会就把当地对异教神癨的崇拜和庆典挪用到基督教圣徒上来，把基督教信仰翻译成希腊哲学的语言，从而拓平了改变异教徒信仰的道路。[163]16世纪耶稣会西方传教士在印度和东亚只是沿着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芒的足迹而行，并没有开教会史的先例，另辟一条布道的新路线。同时，他们的自由主义态度也不是当时整个罗马教会的特点，甚至耶稣会士都没有在他们所有的布道地区坚持这种态度。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纷争，先后在日本和中国败坏了耶稣会的工作，因而败坏了基督教的前途；在与那些属于其他教会——比如阿比西尼亚的基督一性论派和南印度的聂斯脱利派——的非西方基督徒相处时，耶稣会士与其任何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同道一样，竭力迫使独立的异端基督徒统一进罗马教会。然而，早期西方近代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观点和策略的自由主义倾向本身以及对未来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种前途无量的努力在16世纪的失败，并不排除它在20世纪历尽磨难终获成功的可能性。
在语言方面，这种自由精神在西班牙的美洲领地和菲律宾领地上得到伸张。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在这里无视西班牙世俗政府将卡斯提尔语强加给印第安人作为宗教教育的工具的指令。他们一心一意地宣讲福音，不因为各种理由而改变采取最便利的办法使印第安人领会福音。在菲律宾，有的地方在卡斯提尔语推广以前甚至连完整的语言都没有，他们便学习当地的语言并用当地的语言布道；他们深入秘鲁的总督辖区，那里流行着一种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以前印加人前辈们通用的完整的语言。秘鲁传道士把这种完整的奇楚阿[164]口语用拉丁字母书写成文；公元1576年，利马大学设置了奇楚阿语的教授席位，一直保持到1770年。而在1680年，任何想要在秘鲁获得罗马天主教教士地位的考生都必须通过奇楚阿语知识的必修课考试。
在艺术方面，解释基督教义的插图在印度表现为印度风格，在中国和日本表现为东亚风格；那常常依附于、竟至完全湮没于阿兹特克（Aztec）野性里的墨西哥中美洲视觉艺术的温和意蕴，产生于早期西方近代巴洛克风格的一种夸张而令人愉快的形式，并且取得了支配地位。在普埃布拉区一座特别讲究巴洛克风格的乡村教堂，我所见到的壁画在审美和情感方面，与我前些天在特奥蒂瓦坎神庙看到的前哥伦布时期的描绘面目狰狞的墨西哥雨神特拉洛克极乐天堂的壁画相差无几。1953年，那些皈依天主教的后代们，仍然耗费大量资财，精心保护这些尾随征服者而来的西班牙修道士遗留下来的精美的外来建筑和艺术作品，这证明了16世纪传教士在广传福音并迎合印第安农民皈依者口味方面的成功。
在哲学领域，16世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用印度教和儒家术语诠释基督教义，就像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教父用希腊哲学术语诠释教义一样；有的西方哲学家—传教士效仿印度教师长或儒家文人那样写作、穿戴和饮食起居（这种自由主义的象征及其对所允诺成功的渴求，可在墨西哥城外的圣地瓜达卢佩圣母显圣处见到）。这点前文已经提及。
有意思的是，即使西方基督教采取这样一种自由的形式，但凡是在冲突中非西方基督教那一派势力更强的地方，莫不遭到拒绝。在阿比西尼亚，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并没有以对东亚和印度的非基督教哲学表现出来的体贴细腻态度对待早已确立的一性论基督教，所以那些被当作上帝派来把阿比西尼西人从索马里穆斯林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大受欢迎的传教士和所有其他葡萄牙侨民，在以后近一百年内受尽了排挤，也许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在这10年里，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在经历了十年的努力之后与他们世俗的西方伙伴们遭到日本的排斥，随后又遭中国和独立印度的排斥，只在葡萄牙占领的印度和在西班牙帝国，他们才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那里传教士们有着不可抗拒的政治、最终也是军事力量做后盾。
17世纪非西方人拒绝西方基督教的明显理由是，传教士的工作与西方军事和政治侵略是连在一起的。丰臣秀吉（Hideyoshi）与他的继承人德川家康（Tokugawa）排挤日本的西方罗马天主教，因为他们担心日本的教徒可能充当“第五纵队”，有了他们的帮助，葡萄牙西班牙联合王国就能征服日本；他们坚信，如果日本的防务没有内奸的接应，日本即使遭到西方列强最可怕的集中袭击，也是坚不可摧的。以后，麦风（Bakufu）容许荷兰新教徒在日本的存在有两个条件：一是应安分守己地居留在一个小岛上，二是不得企图争取任何日籍教徒附庸他们西方式的基督教。西方人的罗马天主教在中国遭到排挤是因为教皇与他在东南亚的代表们急于肯定耶稣会的自由主义与教会一神论不符，于是草率地对皇帝规定了有关中国文言里一些神圣字眼含义的法则。[165]西方基督教遭到拒绝的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从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过渡有其内在的困难和痛苦。即使当着传教士们为迎合那些皈依者，尽可能用他们的语言诠释基督教的时候，这种生活方式的过渡也仍旧是困难和痛苦的。
虽然如此，但在日本至少有一股皈依罗马天主教的中坚力量，其劝化皈依工作是全心全意的；在那231年期间（1637—1868年）这种地下的“残余信仰”的幸存便是明证。在这些年间，一旦查出这类信仰者便处以极刑。此外，在墨西哥，尽管印第安人被迫皈依基督教而且没有反抗的自由，但是，300年后，在他们抵制以武力反对教权主义（这曾是1910年开始的墨西哥漫长的革命阶段里占优势的倾向）的斗争中，自愿表示接近基督教。1953年印第安农民再次表明了对于他们乡村教堂的骄傲之情和对于罗马天主教崇拜仪式的热情。然而也就是在同一年里，作者发现一种完全不同的倾向，盛行在查姆拉人中间——这些高地人居住在墨西哥共和国西南角上遥远的拉斯卡萨斯高原上，那里是西班牙军事政治力量范围的边缘，所以当地部落得以保留自己的宗教。
即使在1953年，拉斯卡萨斯城居住的都是16世纪西班牙操拉迪诺（Ladino）语[166]的后代和特拉斯卡拉克（Tlascalec）殖民者的后代，它还是让人觉得是一个伸入异域海洋里的西方文明之岛。从这个孤立的西方城市只须行驶很短的路便到达未被同化的查姆拉部落的中心村庄，参观者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环绕村庄草地的建筑群里面，最显眼的是一座极漂亮的巴洛克教堂。但是圣坛上没有神龛。据说，拉斯卡萨斯的牧师被勉强允许一年有那么一两次壮着胆来到此地主持仪式。教堂掌握在萨满教教士手里，为了面子的缘故，他们被称为“圣器看管人”（sacristans）。他们的各种物品上的基督圣徒的肖像变成了查姆拉崇拜者眼里的前基督的神癨的形象，蹲坐在覆满灯心草的地上，用一把形制乖张的乐器，撩拨出神秘的音乐。插在野地里的十字架活脱脱是雨神非人形的化身。总之，在查姆拉人那里，西方16世纪罗马天主教的冲击受到成功的抵制，人们还会看到，20世纪西方若是再次发动冲击，其结果将会怎样。这种西方后基督教社会对于查姆拉人的冲击将表现在那未基督教化的基督教堂旁边新建一些合作商店和诊所。西方医疗和商业网点，在攻克这些坚固的异教堡垒方面，会比西方宗教更强有力一些吗？
在亚洲和新大陆的西班牙化地区，像查姆拉人那样在弹丸之地负隅顽抗的情形到1956年时已是凤毛麟角；凡是西班牙、葡萄牙统治牢固的地方，比如在果阿以及印度的西班牙帝国的大部地区，印度人既不能拒绝罗马天主教也不能拒绝西方近代文明的世俗成分。他们被迫接受两者，而且是一口气全盘接受下来。此地与别处造成的不同结果表明，谁要是不得不全部接受一种外来文明，那么与其按剂量一帖一帖地吃药，不如一口全都吞下的危害性更小一些。被葡萄牙、西班牙统治强硬而粗暴地改变信仰的亚洲和美洲的臣民们对被迫接受的新宗教谨记在心，并为我所需地从中汲取一些东西，结果是克服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原有的障碍。宗教共同体开辟了通往联合的道路，两个社会合二为一，社会文化结构是西方的，但是大量的印度酒被装进了这个西方的瓶内。
我们将看到，那些受制于西方17世纪世俗化以后的法国、荷兰、英国统治或势力范围的非西方社会，其结果是各不相同的，也未必那么幸福。它们原先只是企图接受西方文明世俗的一面，即便如此，接受者通常最初打算接受的也仅仅是其中的军事技术。这种半心半意之举表明部分地向一种后基督教西方文明过渡，不宜走一条拖拖拉拉的不自愿的革命道路，走这条路的人会觉得自己接受西方军事技术后还会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接受世俗化西方文明的其他因素，而这并不促使两个社会的联合。接受者渐渐地疏远他们自己先前的文化而没有觉察到，他们渐渐接受的西方文化完全成了他们的文化。结果便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心灵的分裂，至今无法弥合。
附录 17世纪两位西方观察家对于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工具的西方基督教的观点
附录 17世纪对当时反叛宗教狂热主义的精神代价的种种预见附录 17世纪两位西方观察家对于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工具的西方基督教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