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培根（1214？—1292）
这个中古时期最著名的科学家，约在1214年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的索美塞得郡（Somerset）。我们晓得他在1292年时仍然健在，同时在1267年他自称老人。他在牛津受教于格罗斯泰斯特门下，同时从伟大的百科全书编纂者获得一种对科学的魅惑。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英国精神，当时在牛津的圣方济各修会的圈子里已经定型了。大约在1240年他前往巴黎，可是在这里找不到牛津所给他的刺激。他惊讶于只有少数的巴黎的教授们，除了拉丁文外尚懂任何学问上的语文，以至于他们花在科学方面的时间那么少，及如此过分专注于逻辑和形而上学的争辩，所以这对培根来说，似乎是对生命错误的浪费。他“主修”医学，而开始写一本关于如何减轻老年人的痛苦的书。为了寻找资料，他到意大利去，在玛格纳·格雷西亚（Magna Graecia）研究希腊文，同时在那里熟读了一些回教徒的医学的著作。1251年，他回到牛津，加入教授的行列。他在1267年写道，在先后的20年，他曾花掉“2 000英镑以上的钱在购买秘籍和工具”，以及花在教授青年学习语文和数学方面。他雇用犹太人教他和他的学生们希伯来文，同时帮助他阅读《旧约》原文。约在1253年，他进入圣方济各修会，但是他似乎一直没有变成一个修士。
由于厌恶学校的形而上学，培根把他全部的热爱全都贯注在数学、自然科学和语言学上。我们不可认为他是一个孤独的开山鼻祖，一个在学术荒地里怒喊的科学的先行者。在学术的每一领域内，他都受惠于先人，他的创见实是一个长期发展的有力的总结。亚历山大·内克姆（Alexander Neckham）、英格兰的巴托罗缪（Bartholomew）、格罗斯泰斯特和亚当·玛尔什（Adam Marsh），曾经在牛津创立一个科学传统；培根继承了它，同时将其公之于世。他承认自己的受惠，而给予他的前辈无比的赞美。他也承认了他受惠于回教徒的科学和哲学的基督教王国，以及因此也同样受惠于希腊人，同时提示希腊和回教的“异教世界”博学之士，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受到上帝的鼓舞和指导。他对伊萨克·伊斯雷利、伊本·加比罗和其他希伯来思想家有着一种高度的敬意。同时他称赞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时，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极有勇气。他不仅贪婪地从博学之士学习，并且向任何在手艺和农务方面有实际知识，而能增加他的知识的人学习。他以不寻常的谦逊写道：
可以肯定的是，在面对面直接了解上帝以前，没有人能以完全肯定的态度知道任何事物……因为没有人能如此精于自然之道，以至于配了解一切……一只单纯的苍蝇的性质及所有属性……既然，他所不能了解的是如此的广泛，则与一个人所能了解的事情相比较，无需与更伟大或更美妙的不可知的事物相比，他以其学问而自夸，则必是丧失了心智……愈聪明之士愈谦虚去接受别人的指教，他们也不会鄙视教师的单纯，并谦逊有礼如农夫、老妇和儿童般，因为很多事物为单纯和无学问的人所知，而不为聪明人所注意……我从地位卑下的人那里学到的重要的，远比我从所有著名的那里学到的为多。因此，但愿没有一个人夸耀他的智慧。
他以如此的热诚和匆忙努力工作，以致在1256年健康受损。他从大学退休，尔后10年内，我们不知他的行踪。也许在这段时期他写了一些次要的作品《论燃烧的玻璃制品》（De speculis comburentibus）、《论发明和自然的神奇力量》（De mirabili potestate artis et naturae）和《自然事件的计算》（Computus naturalium）。现在他计划着手他的“主要的作品”——是一部独力完成的百科全书，包括4卷：（1）文法和逻辑；（2）数学、天文学和音乐；（3）自然科学——光学、地理、占星学、炼丹术、农学、医学和实验科学；（4）形而上学和道德律。
他已经写了一些散乱的部分，当此时他的计划似乎受到一段好运的干扰。1265年2月，纳邦的大主教居伊·富奎斯（Guy Foulques），变成教皇克莱门特四世，而带给教皇权以一些自由的精神，这些精神由于民族和教条的混合，而在法国南部大为发展。在6月里他写信给培根，嘱咐他送一本作品的“誊清的稿本”给他，“秘密地和不耽搁地”，同时，“即使有任何职位甚高的教士们，或系所属修会的任何法律之禁止”。培根本身狂热地（从他的风格的热情可窥之）规定他自己完成百科全书；然后，在1267年，因为害怕克莱门特会去世，或者在它完成之前失去兴趣，他将它搁置一边，而以1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或者将他的手稿集在一起——初步的论文，我们知道它叫做《大作品》（Opus maius；Larger Work）。他怀疑甚至连这本书，对一个忙碌的教皇而言也过于冗长，故写了一个摘要《小作品》（Opus minus；Smaller Work）。1268年初，他把这两部手稿送给克莱门特，连同一篇名《论洞察力的增加》（De multiplicatione specie-rum）的文章。因恐这些文章在搬运中遗失，他又写了另一篇大纲，叫做《中型作品》（Opus tertium），而派专差把它送给克莱门特，并配有一个透镜，他建议教皇自己可以做实验。克莱门特卒于1268年11月。就我们所知，他或他的继承者从未对这个热心的哲学家说过一句感激的话。
所以，《中型作品》现在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就是他的“主要作品”，虽然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篇序言而已，它的内容是相当充实的。它有800页，分成7个论题：（1）《论无知与错误》，（2）《哲学与神学的关系》，（3）《外国语文的研究》，（4）《数学的用途》，（5）《透视法与光学》，（6）《实验的科学》，（7）《道德哲学》。这本书包含了无意义的部分和很多的题外话，以及太多从别的作者广泛引用的引用文，可是它是以有活力、率直和诚恳的态度写成的，同时较之于中古时期任何其他科学或哲学方面的著作可读性更大。它的鼓舞人心的煽动，它的对教皇权力的谄媚、它的正统宗教的热切的表白，它的降低科学和哲学为神学的仆役的角色，在这样的范围和题目、匆忙写成的大纲，以及企图赢得罗马教皇对科学的教育与研究的支持的一本书里，上述情形是不难了解的。像弗朗西斯·培根一样，罗杰·培根觉得知识的进步，一定需要高级教士和大企业家们的帮忙和金钱，以便获得书籍、工具、文献、实验室、实验和人员。
好像预期到“偶像”会被3世纪以后他的同名者所指责，罗杰开始列出人类错误的四种原因：“脆弱和无价值的权威、创立已久的风俗、无知群众的见识以及在智慧的虚饰下隐藏自己的无知。”他留心地加上一句话说，他“并非谈及那种可确知确定的权威……已经给予教会的”。他惋惜他的时代那么容易就认为一个命题如果能在亚里士多德的书中找到，则被证明无误。他宣称，如果他有权力，一定把亚氏所有的书都烧光，因为它是一个错误的源泉，也是一个无知的源流。在这之后，他在每两页书上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
在第二部分的开端，他写道：“因为这四个错误的原因已被摒弃于地狱之外，我希望说明有一种智慧是完美的，而此种智慧包容在《圣经》中。”如果希腊的哲学家们领悟到一种次要的神的感召，那是因为他们读了预言家和早期基督教主教的著作之故。培根显然以单纯的信仰去接受《圣经》的故事，而奇怪何以上帝不让人再活600岁。他相信耶稣和世界末日的即将降临。他辩称科学系上帝在他的万事万物中之显现，和使基督徒能不用《圣经》而改变异教徒。所以“人的心灵能够受影响而接受童女生子说，因为某些动物在处女状态时才会怀孕和生幼儿，就如同安布罗斯在《创造世界之六日》（Hexaemeron）书中所述的兀鹰和人猿一样。尤有甚者，如普林尼所述，在很多地区的牝马，当它们渴望着牡马的时候，单借着风吹就会怀孕”。——这是他信任权威的不幸的例证。
在第三部分，培根努力教授教皇希伯来文。语言的研究对于神学、哲学和科学是必需的，因为翻译本可以传达《圣经》或异教徒的哲学著作的精确含义。在《小作品》里，培根将各种《圣经》的译翻作了卓越的学术性的报告，同时显示出他对希伯来和希腊原文本的精通。他建议教皇指派精通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者组成委员会，以校订《拉丁语圣经》，同时将这个修订本——不再是彼得·郎巴德的《信念四讲》——作为对神学主要的研究对象。他力劝在大学设立希伯来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和加尔地亚文（Chaldean）的讲座。他公开指摘使用暴力来改变非基督徒，同时询问除了透过他们的本国语言外，教会如何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加尔地亚的基督徒交往。在这方面培根着手著作并加以倡导。他是西方基督教王国第一位完成一部希腊文法为拉丁人使用，并且是第一位完成一部希伯来文法的基督徒。他主张要有写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能力，同时似乎也研究过阿拉伯文。当培根讨论到数学题目的时候，狂热的辩才跃然纸上，因为都是数学定理，故为一般人所不解。“除语文外，我坚信数学是最必要的。”他表示出他对神学一贯的顺从：数学“将有助于我们确定天堂和地狱的位置”，增进我们对《圣经》上的地理和宗教年代纪的知识，以及使得教会能够改正历法。他说，同时去观察，“欧几里得得第一个命题”——在一指定的线上构成一等边三角形——如何帮助我们“领悟、承认神‘圣父’的身位，则同等身体的三位一体神自然呈现”。由这个精辟的论调，他为现代数理物理学引进了一个卓越的预料，即坚持虽然一科学必须使用实验作为它的方法，但除非把它的结论简化成数学形式，否则它不能发展成为完全科学的。一切非精神的现象全是物体与力的产品；一切的力在无变化地和规则地动作；因此可用线和图形把它表现出来；“以几何线已成立的证明来鉴定物体”；推到最后，一切自然科学都是数学。
可是尽管数学是结果，科学的方法与印证却是实验。虽然经院学派的哲学家们自阿伯拉尔到托马斯，他们信任逻辑，且使亚里士多德几乎成为三位一体的一分子，一个十足的圣灵，可是培根在数学与实验方面，却用公式表示出一种科学的革命。最严密的逻辑结论留给我们不确定的答案，除非能以经验来确定。只有一场真实存在的燃烧，才真正使我们相信火在燃烧。“凡期望因着隐藏于一切现象之下的真理，而毫无疑虑地欢欣的人，必须知道如何致力于实验。”有时候他似乎并不把“实验”看做研究的方法，而看做一种经由意见——由经验或推理方式而得来的——的提出，建构于实际收到效用的基本事物上，以便印证的一个最后的证明模式。他比弗朗西斯·培根更能清楚地观察入微，并宣称在自然科学里头，实验是唯一的证据。他并不自认为这种观念是新的，亚里士多德、希罗、加伦、托勒密、回教徒、阿德拉德、佩特鲁斯·希斯帕努斯（Petrus Hispanus）、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大阿尔伯图斯和别的人都做过或赞美过实验。罗杰·培根是把含混不清的东西明确地陈述出来，而把科学的旗帜牢牢地植在占领地上。
除了在光学和历法方面的改革外，罗杰·培根像弗朗西斯·培根一样，对科学本身的贡献是无关紧要的，他们都仅是科学哲学家而非科学家。继续格罗斯泰斯特和别人的研究，罗杰得出结论，认为恺撒历一年的时光过长，每125年多出1天——这是那时候所用的最正确推算——同时日历在1267年超过10天。他建议恺撒历每125年去掉1天。在《大作品》的第4部分中，同样受赞誉的是专门讨论地理知识的100多页篇幅。培根与他刚由东方返回的圣方济各会友鲁布鲁奎斯的威廉热切地讨论东方见闻，从他那获知东方的种种，同时对于威廉的报告中所提及东方有数百万人从未听过基督教，有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从亚里士多德和塞内加的陈述开始评论说：“在西方西班牙的末端，和东方印度的前头之间的海是可航行的，假若顺风，在几天内即可横越。”这一段文字记在红衣主教皮埃尔·艾利（Pierre Ailly）所著的《世界的影子》（Imago mundi，1480年）中，而被哥伦布引用于1498年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一世函中，作为鼓舞他1442年航行的提示之一。
培根的物理作品是一种现代发明的先见力，有时蒙上一层他所处时代流行的观念。在精确的译本里，从一段最为著名的文字里可以窥出，其思想已由13世纪一跃而至20世纪：
实验科学的第5部分讨论到用途绝妙的工具构造，诸如飞行机器，或不凭借动物而能以无比的速度移动的交通工具，或不靠橹夫的船行工具，速度快得为人手所不及。因为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时代都已经做了，免得有人会笑它们荒谬或感到惊奇。同时这部分教人怎样制造那种工具不用费丝毫力气即可举起或降低令人不相信的重量……飞行的机器可以制造出来，同时一个人坐在那种机器中央，可以旋转一些设计精巧的装置，借着它人造的翼击动空气，有如一只飞鸟的样子……同样，可以制造机器在海中或河中行驶，甚至行驶地球底部，也没有危险。
在《大作品》（第6卷，第12章）的一段文章已经被解释为论火药：
重要的技艺已经被发现用以对抗国家的敌人，因此不需宝剑或任何需要体力接触的武器，它们足以摧毁所有抵抗的人……从这种叫做硝石的力量，可以产生出一种如此可怕的声音，即使爆发在小如羊皮纸的东西上，那么……它的声响就超过尖锐的雷声，同时亮度超过随着雷鸣而来的最强烈的闪光。
在《中型作品》的一段可能添进去的文句里头，培根附注说某种玩具“爆竹”已经在使用，它含有一种硝石（41.2%）、木炭（29.4%）和硫黄（29.4%）的混合物；同时，他提示火药可以密封在固体物质中以增加其爆炸力。他并没有声明已经发明火药，他只是最早研究它的化学成分，并且预知它的成功的人之一。
培根的最好作品是《大作品》的第5部分《论透视的科学》，以及补遗篇中的论文《论视力的增加》。这篇关于光学的光辉的文章，乃是来自格罗斯泰斯特的关于虹的作品，是对维特罗（Witelo）对海塔姆（al-Haitham）的修正，以及越过阿维森那、金迪和托勒密而逐步升高到欧几里得（公元前300年）的光学研究传统的高峰，欧氏曾智巧地应用几何于光的运动。光是否由肉眼所能见之物体的微粒所散发出来？或者它是物品和眼睛之间某种媒介物的一种运动？培根相信每一种自然物从各方面发射出力来，同时这些光线可以透过固体物：
没有物质能如此紧密连在一起，可以防止光的穿过。万物皆占有空间，且由实质构成，因此没有物质在环绕着光而活动不产生一种改变的……热和声的射线穿透金或铜器的内壁。据波伊提乌（Boesthius）说，一种山猫的眼睛会看透坚厚的墙壁。
我们对山猫不太肯定，然而我们对这位哲学家大胆的想象力却必须加以喝彩。使用透镜和镜子做实验，培根寻求把折射率、反射、倍率和显微镜使用法公式化。提及一种凸镜的力量可以把很多太阳光线集中为一种燃烧点，同时在该点上将光线散布，而形成一个放大的影像，他写出：
我们能如此造成透明体（透镜），同时利用我们的视觉和物像调整它，而使光线随我们的意思折射和朝任何方面弯曲；又随我们的希望在任何角度之下看到在近处或远处的物体。如此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可置信的距离阅读最小的字母、和计算灰尘或沙的颗粒……如此一群可能变成很大和……很接近……所以我们也可以使得太阳、月亮和星星……并许许多多类似的现象，明显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因此一个不明白真理的人的心灵是不能忍受它们的……我们可以根据天体的长度和宽度，画出一个每日运转的具体图形，而这一点对一个聪明的人来说，足值整个王国……其他无以胜数的奇迹，亦可以被宣布出来。
这些是著名的段落。几乎这些理论的每一要素都可以在培根以前找到，尤其在海塔姆的著作里；可是在此各种物质，却以一种实际和革命性的洞察凑合在一起，而及时使世界改观。就是这些段落引导莱昂纳多·迪格斯（Leonard Digges）（约死于1571年）有系统地陈述发明望远镜的理论。
可是如果物理科学的进步给予人以更多的力量而没有善加利用，则将如之何？也许培根的真知灼见是他对一个问题的提示，这个问题只在我们的时代才很明显的表露出来。在《大作品》的结论中，他明示其坚信人不可能单独因科学而得拯救：
所有这些前述的科学是纯理论的。事实上，每一种科学都有实用的一面……但是只有属于道德哲学才能说也是……在本质上是实用的，因为它讨论人的行为、善恶、幸福和悲惨……其他的一切科学，除了它们有助于正义行为外，是没有此顾虑的。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为的科学，诸如实验、化学等，涉及与道德及政治科学所关心的运作而言，它被认为是理论性的。这种道德科学是哲学的每一部门之支配者。
培根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关于科学而是关于宗教，只有借着宗教支持的一种道德，人类才能自救。可是它该是那一种宗教呢？他谈及宗教的议会——佛教的、回教的、基督教的——据鲁布鲁奎斯的威廉报告，它曾在蒙哥汗（Mangu Khan）的建议和主持之下，于喀拉昆仑山召开。他比较三种宗教，而结论对基督教有利，可是并非仅以它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作用的神学观点窥之。不顾格罗斯泰斯特的批评，他觉得教皇权乃是一个欧洲的道德约束，缺少了它一定会有一种信仰与武力冲突的混乱局面。他热望利用科学、语言和哲学巩固教会，使它成为世界上较好的精神政府。如同以一个对教会忠心的热诚表白为本书的开场白，他也以对圣餐的赞美为此书的结语，好像是说，除非人定期的深思寻求其最高的理想，否则他将会迷失于世界的大火之中。
也许教皇们对培根的计划和申诉完全不加理会，使他精神愁闷、笔调凄苦。1271年，他出版了一本未完成的《哲学概要》（Compendium studii philosonhiae），这本书对哲学贡献不大，可是对扰及各学校令人厌恶的神学，其贡献则很大。他简洁地解答实在论与唯名论之间的争辩，使归之于平静：“共相不过是几个殊相的相似之点”，“一个殊相较诸放在一起的所有共相为真实”。他接受奥古斯丁的“理性的种子”之学说，同时得到一个观点，认为万物向善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的发展。他接受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看法，认为一种“发动的智性”或“宇宙的智性”“流入我们的心灵而照亮了心灵”。同时，他危险地接近阿威罗伊学说的泛神论。
可是震撼他的时代的，并非他的哲学观点，而是他对其对手与当代道德之攻击。在《哲学概要》书中，几乎13世纪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受到他的讥刺：罗马教皇朝廷的漫无秩序，清修教团的堕落，教士们的无知、索然无味的布道，学者的败德，大学的罪恶，哲学家的只会空谈的措辞。在一本书中，他列出他那个时代医学的理论和实际的“36种大的和基本的缺点”。1271年，他写了一节文字，它可以使我们更乐于接受我们时代的短处：
比任何过去时代更多罪恶在支配这个时代……罗马教廷被不公正者的欺诈和舞弊所破坏……傲慢在支配着，贪婪在燃烧着，嫉妒在腐蚀着一切；整个罗马教廷因淫荡而蒙羞，而暴食为一切之主……如果位高者尚且如此，部下会不起而效尤吗？让我们看看职位甚高的教士们，他们如何争名夺利，忽略对灵性的修养，擢升他们的侄辈和俗友以及狡猾的律师们，凭借其劝告，而败坏一切……让我们考虑那些宗教的修会。在我的话中，并不排斥任何人。看他们堕落而离开其本分有多么远，同时新的教团（托钵僧）已经彻底地自原来的尊严腐化了。整个教会热衷于骄傲、淫荡和贪婪，同时只要有教士（学者）聚集的地方……他们就会用战争、争吵和别的罪恶而使俗人愤慨。诸侯和男爵和骑士们彼此压迫，同时以不断的战争和勒索困扰他们的子民……人民，由于遭受他们的诸侯的侵扰而痛恨他们，除非被迫，否则绝无忠心之可言。由于感染到他们的统治者的恶例而腐化，彼此互相压迫、构陷、欺诈，如我们用眼睛在各处能看到的。同时他们完全纵于淫荡和暴食，而有更卑鄙非言词所能尽述的。关于商人和工匠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欺骗和虚伪和狡猾，表露在其言行上更是无法衡量……古代的哲学家们，虽然没有那种鼓舞人追求永生的思典，各方面都生活得比我们好，不仅在行为的正当方面，而且在轻视世界的一切愉快、财富和荣誉方面，这点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塞涅卡、阿维森那、法拉比、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作品里读到；这就是他们能够获得智慧的奥妙，和找到一切知识的原因。可是我们基督徒却没有发现那些哲学家的价值，甚且也不了解他们的智慧。我们的无知乃是从这种原因迸出，因此我们的道德比他们更坏……毫无疑问地，教会必须加以洗涤。
在哲学方面，他不受他当代人的影响；他对克莱门特四世写道：没有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能在10年写出像《大作品》这样一本书；他们的大部头书对培根来说，似乎是一堆很多卷的冗物和“语言难以形容的错误”；同时他们的思想的整个结构，系于一个对《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误解。他讥刺托马斯对天使们的习惯、权力、智力和行动的冗长讨论。
像这种对在一个光辉的世纪的欧洲生活、道德、和思想加以夸大的指责，一定已使培根孤独地与整个世界相抗衡。然而在1277年以前——即在上述“哀叹”发表以后6年，没有迹象显示他的修道院或教会迫害他，或是干预他思想或发言的自由。可是在那一年，多米尼克修会的领袖维尔塞利（Vercelli）的约翰，和方济各会领袖阿斯科利（Ascoli）的哲罗姆相议，缓和两教派之间发生的某些争端。他们同意每一教派的教士不得批评别派的教士，同时“任何一个教士被发觉在言行上冒犯别派教士，必须接受他的总主教区的惩罚，而那种惩罚必须使被冒犯的弟兄感到满意”。其后不久，根据14世纪圣方济各修会的《二十四届大会年代纪》，哲罗姆“顺应很多教士的劝说而采取行动，责难并斥责神圣的神学教师培根修士的教义，为含有可疑的奇异事物，由此，罗杰被判罪入狱”。我们无法知道更多的情况。我们不能说，“奇异事物”是否指异端邪说，抑或是反映出他涉猎魔术的一种嫌疑，或是隐藏一个决定，使一个对多明我及圣方济各修会而言同样严重的攻势平静下来。我们也不知道培根的监禁状况有多严重，也不知道监禁时间持续多久。我们获知在1292年，某些于1277年被判刑的人都获释放。可假定培根在那时或以前获释，因为在1292年他出版了一本《神学概要》（Compendium studii theologiae）。其后我们只在一本旧编年史里看到一条项目：“高贵的罗杰·培根博士被葬在格雷·弗里亚尔索（Grey Friarso）（圣方济各修会的教堂）”“于1292年牛津”。
他对他的时代没有多少影响。人们记得他是一个充满神奇的人物，一个魔术师和术士。由于这一点，死后300年，他在出现在罗伯特·格尔涅（Robert Greene）所编的一个剧中。很难说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受他的恩惠有多少，我们只能注意到第二个培根，像第一个培根一样，摒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经院哲学的方法，对权威、习俗和传统思想的偶像表示怀疑，赞美科学，列出它的预期的发明，绘制计划表，强调它的实际效用，以及寻求对科学研究的财务资助。从16世纪，罗杰·培根的声望慢慢地增长，一直到他变为一个传奇的人物——火药的假定发明者、英雄式的自由思想家、终身为宗教迫害的牺牲者，现代思想的伟大创造人。现在钟摆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历史学家们指出他在实验方面只有一些混乱的想法；他几乎没有自己动手实验；他在神学方面比教皇更加正统；他的文章密布着迷信、魔术、错误的引文、错误的指控，以及把传说当做历史。
以上是真实的。同样这也是真的，虽然他没有做多少实验，但他有力地陈述出实验的原理，和为了实验的实现而做准备；同时他的断言正统，可能是一个人为了寻求教皇支持其受人怀疑的科学运用的外交手段。他的错误是受他的时代的影响，或是一个人太热心，以至不能在知识领域寻求完全的知识，匆促而无所获；他的自我赞美是被忽略了的天才的安慰；他的公开指责则是挫败者提坦（Titan，译按：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族之一员）的愤怒。他无助地看着他高超的梦想沉入无知的浩瀚大海中。他对哲学和科学权威的攻击，为较宽较自由的思想开辟了道路；他的强调数学基础和科学的目标，超越他的时代五百年；他的警告勿将道德附属于科学，是为明日所准备的一个教训。尽管所有的一切错误和过失，他的《大作品》在它所处的令人骇异的世纪，应比其他任何文学作品获得更高的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