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的人文学者
日耳曼在生活、艺术和文学方面，都是很兴旺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很普及。书籍方面的供应，源源不绝来自巴塞的16家出版商，奥格斯堡的20家，科隆的21家，纽伦堡的24家。纽伦堡的安东·科贝格（Anton Koberger）独家经营24个印刷所，雇用员工100人。书籍的交易在法兰克福、萨尔茨堡、讷德林根（Nördlingen）及乌尔姆等繁荣的市场上是一个大的行业。有一位当时的日耳曼人说：“现在人人都想阅读与写作。”而另一个人说：“新写出来的书是无止境的。”市中的学校加倍地设立；每一城市为穷苦而有能力的学生设立奖学金；在这半个世纪中创设了9所新的大学；而在维也纳，海德堡及欧福等处的大学设了新的学科。文科学院兴起于斯特拉斯堡、奥格斯堡、巴塞尔、维也纳、纽伦堡及美因茨。富有的市民像康拉德·波伊廷格（Konrad Peutinger）及匹克里蒙以及马克西米连本人，都开放他们的图书馆、艺术搜集和捐赠奖金给热心的学者们。伟大的教士们，如沃尔姆斯的主教约翰·冯·达尔贝格（Johann von Dahlberg），以及美因茨的总主教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都是奖学金、诗学及艺术的开明的资助人。日耳曼的教会步教皇之后尘，欢迎文艺复兴，但是加强了对《圣经》及教父的原文之语言学的研究。1453至1500年间，拉丁语《圣经》在日耳曼发行了26版。在路德的《圣经》之前，有20种德文的翻译。《新约》在民间的普及是替路德在福音与罗马教会间的挑战性的对照做准备，而阅读《旧约》使新教徒分享基督教义之再犹太化。
日耳曼的人文主义运动最初与最后都是迎合路德的——在神学方面要比罗马教会所倡者更为正统。日耳曼没有像意大利那样的古典文学艺术传统，她根本没有被罗马帝国征服和教育的特权，她与非基督的古代毫无直接关联。她的记忆几乎不超越其基督徒的世纪，她的学术在这一时代几乎不敢超过基督徒的教父们，她的文艺复兴毋宁是早期基督教义的复活而非古典文学与哲学。在日耳曼，文艺复兴被吞没在宗教革命之中。
然而，日耳曼的人文主义仍然接受意大利之引导。布拉乔利尼、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及其他人文学者在访问日耳曼时，带来了人文主义的种子。日耳曼学生、朝圣客、教士、商人及外交官员们，访问意大利后，也无意中带回了文艺复兴的花粉。阿格里科拉是一位荷兰教区传教士的儿子，他在欧福、科隆及卢万接受充足的教育，在意大利花了7年时间进一步研究拉丁及希腊文，回国后在格罗宁根（Groningen）、海德堡及沃尔姆斯教书。这时代对于他那不普通的道德——谦虚、淳朴、诚实、热心及贞洁等感到惊奇。他的拉丁文写作几与西塞罗所写的有同等的价值，他预言日耳曼会很快“出现与意大利的拉丁语区同样的拉丁语人才”。诚然，在下一代，阿格里科拉的荷兰就产生了一位名叫伊拉斯谟的拉丁语学家，他非常精通塔西佗（Tacitus）及昆提利安（Quintilian）的罗马。阿格里科拉因赴罗马而染上热病，于海德堡病逝，享年42岁（1485年）。
他在影响力方面——不是在温柔亲切方面——堪与雅各布·温菲林格（Jakob Wimpheling）比美，后者脾气躁烈的程度就如同他拉丁语法流畅的程度一样。这位“德国校长”决定在教育及文学方面把日耳曼提高到意大利的水准，便草拟了公立学校制度的计划，建立了学术性的学会，而且预知知识的进步如无道德的发展相伴是非常危险的。他说：“如果我们的品德不是同样高贵，或我们勤勉至上而不虔诚，或我们知识至上而不爱邻居，或我们智慧至上而不谦虚，请问对我们所有的学问有何益处？”
这些正统人文学者中最后的一位，特里西米斯是斯波赫姆（Sponheim）修道院院长，他于1496年写道：“建立修道院的时代已成过去，其毁灭亦即将来临。”有一位欠热心的人文学者名塞尔特，他把特里西米斯描写为“饮酒节制，不屑肉食，以蔬菜、蛋及牛奶为生，正如我们的祖先的那时代，当无医生开始酿造他们的痛风和热病繁殖的调配物时所做的一样”[1]。在他的俭朴生活中，他成为一位学术泰斗：他精通拉丁、希腊、希伯来等语言及其文学，而且与伊拉斯谟、马克西米连、罗马选侯及其他名人有书信来往。这时代的平民仅能说他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他于1516年逝世，享年54岁。
塞尔特是日耳曼人文学者中最热忱且最有影响的人。他奔走各地，好似某些传信的外交官，从一个城到另一城，曾在意大利、波兰及匈牙利念过书，在科隆、海德堡、克拉科、布拉格、维也纳、英格士、帕度亚、纽伦堡等地教过书。他发掘了宝贵而被遗忘的原稿，如赫罗兹维塔（Hrotswitha）的戏剧以及古代地图，如他曾送给波伊廷格的那种。无论他去何处，总有学生围在他的四周，他热情地以诗、古典文学及日耳曼古代的习俗来灌输他们灵感。1447年，在纽伦堡，皇帝腓特烈三世封他为日耳曼的桂冠诗人。1491年塞尔特在美因茨创立了有势力的莱因文学社，此社包含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医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律师，如有名的法学家尤尔里希·察修斯（Ulrich Zasius）、匹克里蒙、罗伊希林及温菲林格。在维也纳因受马克西米连、特里西米斯经费的供应，他于1501年组织了一所诗学院，该院成为大学的荣誉组成部分，在该院里师生在一起生活，且具有同一的抱负。塞尔特在求学期间，显然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他曾提出类似“人死后灵魂尚活着吗？”及“真有上帝吗？”的问题。在旅行途中，他和许多妇女发生关系，但对于祭台上奉献的圣物却毫无兴趣。他轻松地得出结论说：“在太阳之下，为了忘却烦恼，没有比倒在男人怀中的美女更甜蜜的了。”
这种怀疑派的非道德论在路德前的最后10年里流行于日耳曼的人文学者之间。赫斯（Eoban Hesse）于1514年用好的拉丁语法写了《赫罗埃德·克里斯蒂娜》（Heroides Christianae），此书系模仿奥维德（Ovid），在丑闻方面要比在文体方面模仿得更多——此书内容含有马大伦致耶稣的书信及圣母玛利亚致天父的情书。为使言行一致，他的生活如切利尼（Cellini）同样轻松，其酒量在当时无双，一口气干掉一桶麦酒，在他全不当一回事。穆善纳斯（Conradus Mutianus Rufus）完成了怀疑派与宗教间友善的和解。他在代芬特尔、欧福及意大利念书后，在哥大（Gotha）有适当的牧师圣俸而感到满意，在他的门上有一句座右铭“幸福的宁静”，把一些仰慕他的学生集合起来，教他们“要重视哲学家的法令更甚于传教士的”。但是他警告他们，在群众面前必须隐瞒对基督教教条的怀疑，要以绅士风度服从教会的礼节及仪式。他说：“我们所谓的信仰，非指我们所谓的与事实一致，而是一种关于建立于轻信上及寻求利益的说服上的神圣事物的意见。”他认为替死者献弥撒毫无用处，守斋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做告解是令人难为情的事。他以为《圣经》含有很多寓言，如约拿及约伯的寓言；基督或许并没有真正地死于十字架上；希腊人及罗马人，只要他们正正当当地生活，都是不知《圣经》的基督教徒，他们无疑都进了天堂。信条与礼仪不应按照文字的要求判断，应按其道德效果评判。如果它们促进社会秩序及私人品德，则不必公开质询就应予以接受。穆善纳斯要求他的学生们过着清洁的生活，在他的晚年时，他誓言：“我要转而研究虔诚，除了能提升基督徒生活的事物之外，再不向诗人、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学习什么。”他生前过着愉快的哲学生活，死后又蒙教会的一切祝福（1526年）。
在正统的宗教间被较近代的人文学者的怀疑主义所激起的自然愤恨，集中于当时最温和及最仁爱的学派。罗伊希林注意到中世纪传统的12个集中教育中心，以拉丁文的普及为西欧的教育语言。他在故乡的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小学里，在弗赖堡、巴黎、巴塞尔、奥尔良、普瓦捷、林兹（Linz）、米兰、佛罗伦萨及罗马等大学里，几乎以盲目的狂热研究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及法律。依照日耳曼人文学者的风俗，他改了他的名字——由劳森（Rauchen）改为卡普诺斯（Kapnos），此名按希腊语是“吸烟”之意。他在20岁时编了一本拉丁语字典，此字典曾再版多次。他在罗马时，约翰内斯·阿伊罗普罗洛斯（Johannes Argyropoulos）给了他一段很难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作品要他翻译。罗伊希林应答如流，以致这位老希腊学者惊叫说：“希腊现已飞过阿尔卑斯山。”这位贪心的学生决不放过学习希伯来文的机会，穆善纳斯坚称曾听说罗伊希林曾给一位犹太学者10块金币为了请他解释一个希伯来文的片语，但这也许是一位人文学者的梦想。披可（Pico della Mirandola）劝说罗伊希林要寻求犹太神秘哲学的智慧。把哲罗姆翻译的《旧约》与希伯来原文对照后，指出神学家们习惯引用作为颠扑不破的文件中有很多的错误。他38岁时（即1493年）被聘为海德堡大学的希伯来文教授。他所编的希伯来文字典与文法使得研究希伯来文及《旧约》有一科学依据，而且提供了希伯来文《圣经》对新教思想的强烈影响。逐渐的，他对希伯来文的赞赏超越了他对古典文学的挚爱。他说：“希伯来语言是纯正的、简洁的语言。那是上帝对人类讲话的语言，而且也是人类与天使面对面会谈的语言。”经过努力研究，他保留了正统的信仰。他的信仰中混有些微的神秘主义，但是他把他所有的写作及所教授之物虔诚地呈报给罗马教会的权威。
奇怪而复杂的环境把他造成了日耳曼文艺复兴的英雄。1508年约翰尼斯·普费弗科恩（Johannes Pfefferkorn），由一位犹太教教士转而为基督教教士，他出版了一本书《犹太人之借镜》（Judenspiegel），谴责迫害犹太人，并且要把一般指控于他们的传奇罪恶洗清，但是促请他们放弃贷款及《犹太法典》，而接受基督教义。他因受到科隆的多米尼克教派的支持，向皇帝建议，除了《旧约》外，其他一切希伯来书籍均应查禁。马克西米连命令所有的犹太文学有关对基督教义的批评均应交给普费弗科恩处理，而且应由科隆、欧福、美因茨及海德堡等大学，科隆宗教裁判所长——雅各布·范霍赫斯特拉滕（Jakob van Hoogstraeten）以及研究希伯来文权威的罗伊希林等审核。除了罗伊希林外，其他的人均认为那些书应当没收且焚毁。罗伊希林少数的意见在宗教容忍的历史上成为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他把犹太书籍分成7类：第一类是显然含有嘲笑基督教义的作品应予焚毁；其余的，包括《犹太法典》，只要是对基督教学术研究能有很多价值的应予保存。此外，他辩称，犹太人有良心自由的权利，即一面做皇帝的公民，一面对基督教不负有任何义务。罗伊希林在私人函件中指普费弗科恩为一“蠢货”，因他并没有真正了解他所建议要毁掉的书籍。
普费弗科恩写了一本小书《小镜子》（Handspiegel）来作为对这些礼遇的回报，攻击罗伊希林是被犹太人买通了的工具。罗伊希林也写了一本小册子《眼镜》（Augenspiegel），以同样的辱骂来反击。这激起了正统派间的一场风暴。科隆的神学院对罗伊希林抱怨说，他的书使犹太人得意忘形，并催促他把他的书收回以免流传。马克西米连禁止出售他的书。罗伊希林向教皇利奥十世上诉。教皇将此事交各参议员办理，他们向教皇报告，这书是无害的。利奥十世暂停采取行动，但保证他周围的人文学者不会加害罗伊希林。同时普费弗科恩及其多米尼克会的支持者在科隆的宗教审判庭前控告罗伊希林是一个不信基督教的人，而且是基督教的叛徒。总主教过问了此事，并将此事送呈罗马，然后又转到施派尔的主教法庭，经该法庭判决罗伊希林无罪。多米尼克教派又上诉罗马，科隆、欧福、美因茨、卢万及巴黎等大学的教授团下令将罗依希林的书焚毁。
在这一时代日耳曼的文化活力是不寻常且善辩的——很多贵人均来替罗伊希林辩护：如伊拉斯谟、匹克里蒙、波伊廷格、巴塞尔的俄科兰巴留士（Oecolampadius）、罗切斯特的菲希尔主教、胡藤、穆善纳斯、黑斯、路德、梅兰克松（Philip Melanchthon），甚至还有些高级教士，这些人如同在意大利一样，都偏袒人文学者。帝国的选侯、王子及53个城市都宣布他们支持罗伊希林。1514年支持他的人们所来的信函被汇集，并以《要人们致约翰·罗伊希林的信函》（Clarorum virorum epistolae ad Johannem Reuchlin）的名称出版。1515年人文学者发表一本更具破坏性的书，名为《无名小卒们致科隆大学文学教授尊严的教师奥图努斯·格劳秀斯的信函》（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 ad venerabilem virum magistrum Ortuinum Gratium）。这是文学史上较大的讽刺事件之一。1516年发行的增订版十分成功，而且一年后又发行了续集。这本书的作家们，其中有的冒充热心的僧侣，或格劳秀斯的赞助者和罗伊希林的敌人，他们用可笑的匿名隐藏自己的身份——如尼古拉·卡普里默吉斯（Nicolaus Caprimulgius）（挤山羊奶者）、约翰尼斯·佩利费克斯（Johannes Pellifex）（制造皮革者）、西蒙·沃斯特（Simon Wurst）（腊肠）及康拉杜斯·尤克布恩克（Conradus Unckebunck）。这些作者故意用写得很坏的拉丁文以便模仿修道院的文体，他们抱怨“诗人”（日耳曼人文学者的称呼）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讽刺；他们殷切地询问有关罗伊希林的上诉；同时暴露了他们荒谬的无知，及他们道德和心灵的粗鄙；他们以庄严的烦琐学派的形式，争论可笑的问题，为了减轻猥亵而引证《圣经》，而且无意中以秘密告解、出售赎罪券、崇拜圣物及以教皇的权威取乐——这些就是宗教改革的主题。整个日耳曼的文学界对作者的身份感到迷惑，后来大家知道，那是穆善纳斯的一位门徒，欧福的克罗图斯·鲁比亚努斯（Crotus Rubianus）写了第一版的大部分，续集的大部分是胡藤写的。利奥十世对此极为愤怒，禁止阅读或持有此种书籍，并将罗伊希林判罪，但于1520年经过施派尔的审讯罚款后把他释放了。罗伊希林当时已65岁，精疲力竭，退回到默默无闻中，静静地消失在宗教改革的刺目强光中。
日耳曼的人文主义运动也在那次大火灾中消失了。一方面受到大多数大学的攻击，另一方面从事于生存竞争的宗教改革者加强了他们的目标，专心于来世的个人救赎之宗教信仰，只留下少许的时间去研究古典文化或有关今后人类的改善。日耳曼的人文学者因未能从希腊文学发展到希腊哲学，且徘徊于粗野的神学上的争论或比埃克哈特大师更欠成熟的“神秘主义”，而自取败亡。他们并未遗下较重要的作品，罗伊希林希望成为他的一种比黄铜更能持久的纪念碑——他所编的文法与字典——很快被取代和遗忘了。然而，如果路德曾经胆敢把他的大卫（David）的弹丸投向约翰·泰塞尔（Johann Tetzel）及教皇，如果日耳曼的心灵没有受到人文学者从教皇绝对威权的恐怖中某种程度的解放的话，其结果如何，谁能知道？罗伊希林以及穆善纳斯的信徒们在欧福是强有力的少数，路德曾在该处念过4年书。当时在人文主义中教养的最伟大的日耳曼诗人，成为宗教改革的热情前锋。
[1]我们远古的动物祖先抓不到虱子吃时，才食素；然而在发现农耕之前的5万年间，我们的人类祖先显然是以狩猎为生，因而也是肉食者。如此说来，要从历史上得出斋戒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