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教会
在路德青年时代的日耳曼教会实际情形如何？有一种迹象显示高级教士易于接受教会的批评与评论。有些分散的无神论者，其名字已在时间的流逝中消失；伊拉斯谟曾提及“我们中间有人其思想如伊壁鸠鲁那样，以为灵魂是与肉体俱逝的”。人文学者中有些怀疑论者。有些神秘论者否认教会或教士为人与神之中间人的需要，并且强调内在的宗教经验，反对仪式与圣事。到处都有华尔多派教徒小组织，他们否认教士与俗人之区别。在日耳曼东部有些胡斯派信徒，他们称教皇是反基督者。在埃格尔（Eger）有两兄弟，即奥格斯堡的约翰及卢英（Lewin），于1466年指责赎罪券为欺骗。威泽尔（Johan von Wesel）是欧福的教授，宣扬宿命与天选系靠神的恩宠，否定赦免、圣事及向圣人祈祷，而且声明：“我轻视教皇、教会及议会，我只崇拜基督。”他被宗教审讯所判罪，于1481年死于狱中。韦塞尔（Wessel Gansfort）被误称为约翰·韦塞尔（Johan Wessel），他怀疑告解、赎罪、赦免及炼狱，认为《圣经》是信仰的惟一权威，而信仰是救赎的惟一来源。这近乎是路德的话。路德于1522年说：“如果我以前看过他的著作，我的敌人们也许会认为，路德完全是抄袭韦塞尔的，我们两人精神上的契合是如此之大。”
虽然如此，一般说来，宗教却在日耳曼各方面兴旺，而压倒性的大多数人都持有正统信仰，而且——在他们的犯罪和醉酒之间——是虔诚的。日耳曼家庭本身几乎就是一个教堂，母亲是这家的教义问答讲解师，而父亲则为这家的传教士。经常有祈祷，每一家庭都有家庭祈祷书籍。不识字者，特备有图画，称之为“穷人用书”（Biblia pauperum），用图说明基督、圣母及圣人的故事。圣母的画像如耶稣一样多。经常吟诵《玫瑰经》。宗教裁判官施普伦格，曾创办一个背诵《玫瑰经》的兄弟会。有一篇德文祈祷文是专为惟一真正受爱慕的“三位一体”而写的：《光荣归于圣母、圣父及圣子》。
有些教士同一般人一样虔诚。一定曾经有过——在恶意的喧嚷声中，他们的名字鲜为人知——有宗教信仰的忠实牧师去制造或维持如此普及民间的虔诚。教区的传教士多半有妾或普通法定之妻，但日耳曼人似乎原谅这种不洁的行为，认为系滥交的一种改良。教皇们自身，在这精力充沛的时期，难道就不曾反叛过独身主义吗？至于“正规”的教士——服从修道院规则的——其中很多他们的教团现在都从事于认真的自我改革。本尼狄克特会已决定过半修道会、半世俗的生活。条顿族的武士们依然品行放荡，残酷而贪婪。多米尼克会、芳济会及奥古斯丁会等修道士仍回复遵守其会规，且担任很多慈善的实际工作。在这次改革中最热心的是奥古斯丁会的衣助迈特派（the Augustinian Eremites），原系隐居的修道士，但以后集合成会。他们以明显的忠贞遵守他们修道院誓愿之守贫、守贞及服从，而且学识渊博，足以充任日耳曼诸大学的教席。路德决定做修道士时，即选择了该会。
对日耳曼教士的抱怨主要是反对高级教士，他们的财富与利欲熏心。有些主教及修道院院长必须筹组经济及行政，以管理教会所有的广大地区。他们都是有主教法冠或削发受戒的封建领主。这些教士举止更像世俗人而非上帝的人。据说，其中数人带妾乘车参加省或联邦议会。一位饱学的天主教高级教士及历史学家约翰尼斯·詹森（Johannes Janssen），在宗教改革的前夕综合了当时日耳曼教会的恶习：
虔敬的挚爱与世俗的贪婪，以及虔诚的弃绝与无神的自助的对比，很显然地表现在社会其他阶层与教士阶层之间。在教士的上帝和宗教布道以及灵魂照顾之中，太多的事务完全被忽略了。贪婪，这时代易犯的罪恶，出现在教士的各会及各级中，他们渴望增加所有的租金及收入，税收及额外津贴至最大限度。日耳曼教会在基督教世界里是最富有的。据估计，差不多日耳曼1/3的地产是在教会的手中——它使得整个儿对教会当局经常想法增加他们财产的事成为更不可恕。在许多城市里，教会建筑物及慈善机构占去了土地的更大部分。在僧侣团自身之内，在收入方面也有最显著的对照。各教区的低级教士，其仅有的微薄薪水来自许多不稳定的什一税，他们时常为穷困所迫——如果不为贪婪所诱——去做一些与他们身份甚不相称的交易，它使他们暴露于教区内居民的轻视之下。另一方面，高级教士却享受丰富而多余的财富，其中很多人毫无顾忌地以如此令人不快的态度炫示，以致激起人民的愤恨，上层阶级的忌妒以及一切严肃人士之藐视……很多地方发出抱怨，反对圣事的图利的滥用……反对经常把巨额的金钱送到罗马，此乃教士任职的第一年薪俸和封嘴的贿赂。一种对意大利人充满仇恨的情绪逐步开始得势，即使像总主教贝特霍尔德·冯·亨内贝格（Berthold von Henneberg）这种神圣教会真正子孙的人们。他于1496年9月9日写道：“意大利人应用其服务酬劳日耳曼人，而不应当以经常勒索金钱而耗尽僧侣团体。”
如果教皇不自负及勒索的话，日耳曼也许会原谅其主教的世俗欲。由于日耳曼民族主义逐渐高升的精神，他们愤恨教皇的擅权——即如无教皇的认可，连皇帝职位也是不合法的，和他任意迫使皇帝及国王下台。世俗与教会当局间的冲突持续在有圣俸的委派，民事与主教法庭司法权的重叠及教士几乎一切民法的豁免。日耳曼的贵族们以烦闷的心情对教会的财产虎视眈眈，而企业家认为各修道院的免税要求，是和他们在制造及贸易上竞争。在这一阶段的斗争毋宁是物质利害关系，而非神学歧见。另一教会历史学家报告如下：
日耳曼人一般的意见是：罗马教廷对于征税所施加的压力已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他们一再抱怨大法官的法庭税，领受圣职的第一年薪俸费……及圣职授任费等的过分提高或非法扩张。极多的新赦罪未经当地主教的同意而宣布，而且为了十字军名义屡征的什一税改为其他用途。甚至对献身于教会及罗马教廷人士也时常声称，日耳曼的苦况和罗马的对照，从财政方面的观点来看，大部分建立得太好了。
1457年马丁·梅耶（Martin Meyer）——美因茨总主教迪特里赫（Dietrich）的财务秘书，向红衣主教皮科洛米尼（Piccolomini）（译按：即庇护二世）怒气冲冲地反复陈述日耳曼遭受罗马教廷不公正的对待：
高级教士的选举经常无故拖延，而且各种圣俸与高位均为红衣主教及教皇的秘书而保留。红衣主教皮科洛米尼本人在日耳曼的三省内以一种非常和未曾听说的方式，被核准保有一般预留地。有无数继承权[1]的事情要商讨，任圣的第一年薪俸及其他税被征得很急，而且不许拖延，据知所勒索的税超过应征的总数。主教职权的赐予不是在最有才能者而是在最高的出价者。为了搜刮金钱，每日发布新的赦罪及征战争什一税，而均未获得日耳曼高级教士的同意。应由国内处理的诉讼很仓促地就被转移到宗教法庭。日耳曼人一直被视为富裕而愚蠢的野人，而以各种狡诈的手段逐渐消耗其金钱……多年来日耳曼一直睡在尘埃中，悲叹其贫困和苦命。但现在她的贵人们已从梦中醒来，他们决定要摆脱这束缚，并要恢复其固有的自由。
1458年当皮科洛米尼红衣主教成为庇护二世时，公然反抗这个挑战。他要求迪尔（Diether von Isenburg）付出2.05万个基尔德之后，才确证他为1459年的美因茨下届总主教。迪尔拒付这笔款项，指控这数目超过以往所有的先例。庇护把他逐出教会。迪尔置此禁令于不顾，而且有数位日耳曼王侯支持他。迪尔聘用纽伦堡的法学家格雷戈尔·亨堡（Gregor Heimburg）唤起公众情绪以赋予议会高于教皇之职权。亨堡到法国游说对教皇采取一致行动。有一段时间北方国家似已不再效忠罗马。但教皇代理人陆续脱离迪尔联盟的运动，而庇护指派拿骚的阿道夫（Adoef of Nassau）接替他。于是两位大主教的军队打了个伤亡惨重的战役。迪尔败了，他就向日耳曼各领袖提出警告，除非他们团结，否则，他们会不断地受压迫。这宣言是古登堡所印刷的第一批文件之一。
日耳曼的不满并没有因教皇胜利而平息。在1500年的大赦年狂欢节时，大量的金钱由日耳曼运入罗马后，奥格斯堡的议会要求那部分金钱应退还给日耳曼。马克西米连皇帝埋怨说，教皇在日耳曼所征的税收比他本人向日耳曼征收的超过100倍。1510年他同尤里利乌斯二世作战时，指示人文学者温菲林格草拟一份日耳曼的苦况和教皇政治的对照。有一段时间他曾想提议日耳曼教会与罗马分离，但温菲林格劝阻了他，因为他无法预期各王侯的坚定支持。然而这时代的一切经济发展都为路德准备好了。一种物质利益的基本差异终于使日耳曼的宗教改革——要求终止日耳曼金钱流入意大利——对抗以阿尔卑斯山彼方的黄金来支持诗与艺术的意大利文艺复兴。
民间反教士运动热诚地团结进行。一位诚实的牧师说：“仇恨教会与教士的革命精神业已掌握日耳曼各部分的群众……‘传教士，你们去死吧！’这很早就已秘密流传的呼声现在已成为口号。”民众的仇恨非常激烈，以致宗教审判所在日耳曼不敢判定任何人的罪状。随后在西班牙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暴烈的宣传小册攻击日耳曼教会，并不如攻击罗马教廷那般厉害。有些僧侣及传教士加入攻击的行列，而且鼓动其会众反对高级教士的奢侈。参加1500年的大赦年归来的朝圣客给日耳曼带回了一种耸人听闻的——时常是言过其实的——有关教皇的不道德、教皇的恶毒、红衣主教的作威作福以及有关他们的异教精神及贪污的故事。很多日耳曼人应誓说，因为他们的祖先曾于476年摧毁了罗马的权力，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总有一天会再粉碎那种暴政。其他的人回忆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诺沙受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侮辱，并且认为报仇的时间已经成熟。1521年教廷大使阿林德（Jerome Aleander）警告利奥十世，反对教会的暴动叛乱即将来临，他说，5年前他从很多日耳曼人口中听到，他们只是等待“某位傻瓜”发出攻击罗马的命令。
在数世纪的封锁与镇压后，数以千计的因素与影响——教会的、理智的、感情的、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汇成了一股自野蛮人征服罗马以来把欧洲投入最大变动之中的旋风。教皇职权因阿维尼翁的放逐及教会的分裂而衰微；修道院纪律及教士独身的崩溃；高级教士的奢侈，罗马教廷的腐化，教皇的世俗活动；亚历山大六世的风流，尤里利乌斯二世的好战，利奥十世的不负责任及逸乐；兜售圣物及贩卖赎罪券；在十字军及土耳其战役中回教徒战胜基督王国的事实；普遍非基督信仰的认识；阿拉伯科学与哲学的流入；斯科特的非理性论及奥卡姆的怀疑论，使经院哲学崩溃；教会会议至上主义运动实施改革的失败；异教古物及美洲的发现；印刷的发明；文学与教育的推广；《圣经》的翻译与阅读；圣徒们的俭朴与贫穷及教会隆重的仪式与财富作一新的现世对照；日耳曼与英国的经济独立及逐渐增高的财富；中产阶级对教会的束缚及要求而引起的愤恨也在加深；反抗金钱流入罗马；法律与政府的脱离宗教；民族主义的激烈及君主的强化；本国语言及文学国家化的影响；华尔多、威克利夫及胡斯三教派的遗产正在发酵；神秘主义者要求较少仪式，更多个人和内在及直接的宗教：这一切因素汇合成一股强力激流，将会击破中世纪风气外壳，松动一切标准及束缚，把欧洲粉碎成多种国家及教派，扫除更多的传统信仰的支持，似乎已显示结束基督教统治欧洲人精神生活的开端。
[1]圣职圣俸的“继承权”（expectancy），是预期原任者之将死或将有调动，而先行许诺新的任命。在主教死后与继任人选出之前，教区的收入全归罗马教廷所有，这项规矩，常是新任命延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