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回教国家的艺术
整个回教国家领域内，从格拉纳达到德里和撒马尔罕，所有国王与王公贵族都利用人才和奴隶去建造回教寺院和大陵墓、绘画和烧瓷砖、织染丝绸及地毯、打造并雕刻木头及象牙，都用红笔加注古籍。伊儿汗人、提膜人、奥斯曼人、马姆卢克人，以及那些较脆弱地区的回教王朝，多多少少都保存了东方的传统，他们以诗来调剂掠夺，以艺术来缓和屠杀。在乡村和城市的宫殿里，财富渐渐化为美丽，而一小部分的幸运者，由于享受了近水楼台之便，就兴起了声色之娱的动机。
回教寺院仍旧是聚集回教艺术的殿堂。在那儿，砖块与瓷砖便构成了尖顶的抒情诗；彩陶制的大门把阳光之热感带入了闪烁的彩色世界中；讲坛表现出雕刻的轮廓或木头的错综镶嵌图案；壁龛的辉煌指出信徒对于麦加的向往；铁格子窗及枝形吊灯架等于是他们对阿拉崇拜的金属象征物；地毯使铺有瓷砖的地板变得软而舒适，同时亦可拿来作为祈祷时的垫子；名贵的丝绸套住有各种装饰的《可兰经》。在大不里士，当克拉维霍看到“饰有蓝色与金黄色之瓷砖的回教寺院”时啧啧称奇：在伊斯巴罕，乌利加图的大臣中之一在“星期五寺院”（Friday Mosque）里装了一个涂有粗糙之灰泥图案的壁龛，结果这个壁龛居然成为吸引人的错综图饰和文字雕刻。乌利加图自己则在苏丹尼亚（Sultaniya）造了一座极为华丽的陵墓（1313年），他的目的是要用它作为什叶（Shi'a）教派之创立者——阿里（Ali）和胡森（Husein）——两位之骨灰的收容所；这个计划的进行并不顺利，因为葬在这座气派雄伟的衣冠冢里的，就是这位可汗自己的骨头。在瓦拉明（Varamin）（1326年）有一座寺院的废墟占地极广，外表极为壮观。
帖木儿本人很喜好建筑，他不但从被他武力所征服的牺牲者那边偷窃到他们的建筑观念，而且也偷了他们的金银财宝。像一位征服者，他喜爱象征其帝国与意志的大规模东西；像一位暴发户一样，他喜好鲜艳之色，常常作过分的装饰。因迷醉于赫拉特的蓝釉瓷砖，他把波斯的陶工请到撒马尔罕来，把他首都内的寺院及宫殿都铺以光彩夺目的石板；不久后，该城就到处散布着许多闪闪发光的美丽的瓷砖。在大马士革，他看到了一个其底呈球状的圆顶，其塔尖却逐渐尖细成一尖点；他马上命令他的工程师趁它还未焚于祝融中，先把它的图案、尺寸大小量好；回来后，他就把撒马尔罕城内的圆顶建成这个形状，并且将这种建筑风格传播到印度及俄国境内，因此，这种风格如今散布的范围从泰姬·马哈尔（Taj Mahal）一直分布到红场。他从印度回来，同时也带回一大批艺术家与技工，这批人以3个月的时间为他造好一座巨大无比的回教寺院——“国王之教堂”——这所寺院的大门高100英尺，它的天花板则由480根石柱支撑。他为其妹妹楚楚克·比卡（Tchouchouk Bika）所造的葬礼寺院，结果却变成了他在位期间的一件建筑杰作。当他下令建一所寺院以纪念他的元配夫人比比·卡努（Bibi Khanun）时，他不但亲自去监工，而且还鼓舞或逼迫所有的工人不停地进行工作，一直到冬天来临，工程无法进行时，他的建筑火焰才停止燃烧。
他的后裔成就了更成熟的艺术境界。位于德黑兰到撒马尔罕途中之马沙德，鲁赫王的太太乔哈尔·沙德（Gawhar Shad），由于事业心很重，因此就请来加瓦·阿德·丁（Qavam ad-Din）建筑师造一所冠上她名字的回教寺院（1418年）。吊有精致之“宫灯”的尖塔保护着这所圣殿。四座壮观的拱门通向一块中央宫院，每座拱门都铺以“古往今来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彩陶砖——那是以一种永不退色之色调，绘上成百种错综几何图形及花纹雕饰的砖块，这一切的光辉看起来显然胜过波斯的太阳。坐落于西南方的“圣堂回廊”，其圆顶上的蓝色瓷砖几可与蓝天相颉颃；而在大殿的前面，在一块蓝色的地板上，以白色的大字写了一段骄傲而虔诚的给皇后的献辞：
高贵伟大、其忠贞不贰之心可与日月争辉的皇后……乔哈尔·沙德——祝福她的伟大，她的忠贞得长照永存……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同时也为了最后的审判，秉着阿拉的启示，充满着感恩之情，在伟大的国王——胜利之王——沙赫·鲁赫统治期间内，她捐出私产建立此一神圣的殿堂……但愿阿拉能赐予他的王国及皇位得以永垂千秋万世！同时但愿阿拉能助他将善、公平及慷慨广布给全世界的人民！
乔哈尔·沙德的寺院不过是使马沙德能成为什叶教派之罗马城的许多建筑之一而已。在这地方，伊曼·里扎（Iman Riza）的崇拜者已继传了30代，在这里聚集了辉煌之建筑：这里有的是优雅的尖塔、气势磅礴的圆顶、铺有光亮洁白或金银板之瓷砖的拱道、镶有蓝白细嵌工或彩陶以与太阳相辉映的宽敞宫院；在这儿，凭着数不胜数、五光十色和奇形怪状的作品，波斯的艺术发挥了它的神奇效果，这一切都是为了纪念圣徒，使得大批的虔诚进香客亦看得目瞪口呆。
从阿塞拜疆到阿富汗之间，在这个时代里，在这块回教国领土范围内，兴起了1 000所寺院，因为对人而言，信仰与大地的果实一样珍贵。对于我们关闭在心灵之房内的西方人而言，这些圣殿不过是一堆空洞的名字而已，即使要我们向这些寺院作一简短的致意，我们也会感到厌倦。乔哈尔·沙德的忠贞灵骨在赫拉特有个别致的陵墓；夏伊拉兹在14世纪又去重建马斯基德·伊·贾米（Masjid-i-Jami）；亚兹德（Yazd）和伊斯巴罕又为他们的“星期五寺院”添上两个五彩缤纷的壁龛，这一切对我们的意义何在呢？在空间上、在时间年代上以及在思想上，我们与他们已经隔得太遥远了，因此，我们无法去领略这些皇皇巨构，而那些能领略其美妙处的信徒对于我们日后的哥特式大胆作风，对于我们的文艺复兴之肉欲意象，当然也产生不了一点点感应或喜欢。然而，即使当我们站在坐落于大不里士的蓝色寺院之废墟前，我们一定也会受到感动的，我们会回忆起，当年那些名满天下的蓝色彩陶、金黄色的错综图饰；看到穆罕默德二世及巴加泽特二世在君士坦丁堡（1463年及1497年）各建造了可媲美圣索菲亚大教堂之雄浑的回教寺院后，我们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奥斯曼人综合了拜占庭的设计、波斯人的大门、亚美尼亚人的圆顶以及中国人的装饰题材，分别在布鲁沙、尼西亚、尼科美第亚（Nicomedia）及科尼亚等地建立了许多属于他们的寺院。在建筑方面，阿拉伯人至少已达登峰造极之境。
只有一种艺术——一位敢向巨人歌利亚挑战的大卫（a David before Goliath）[1]——敢在回教国度站起来与建筑相颉颃。也许比寺院之建造者更受人尊敬的算是书法大师和那些以极细腻笔触去装饰书籍的有耐性的肖像画家。在此之前有人作壁画，可是自此之后，壁画即销声匿迹。人像还有人画，倒是流传了一些。奥斯曼人公然服从《圣经》及《可兰经》的要求禁止雕刻人像，可是穆罕默德二世从威尼斯把非基督徒真蒂莱利贝利尼的一幅画输入君士坦丁堡（1480年），然后特别仿制该画，这幅画如今挂在伦敦国家画廊里。帖木儿的画像有很多复制品。一般说来，改信回教的蒙古人比较喜欢中国艺术的传统，而不喜爱穆罕默德式信仰的禁忌。他们从中国取来龙、凤、云彩、圣光圈和花容月色的面容，和波斯的明晰色彩及明朗线条之风格融在一起，另外创造出另一种画风。经融合在一起的两种风格具有近亲的关系。因为中国与波斯的肖像画家都是为那些有极高欣赏力的贵族们作画，所以他们所追求的目的主要在于诉诸想像及感官的快乐，而外表形式的符合便不重要了。
此时期内回教绘画的主要中心集中于大不里士、夏伊拉兹以及赫拉特3个地方。也许由14世纪中许多艺术家所完成的50页画集——指菲尔德斯（Firdausi）的《国王画册》（Book of Kings）——便是伊尔汗国时代在大不里士完成的。不过，波斯的肖像绘画则是在帖木儿王朝的国王在位期间，在赫拉特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鲁赫王请来了一大批艺术家，而他的儿子科松库尔·米尔扎（Baisunkur Mirza）则设立一所专教画法与绘画的学院。《国王画册》（1429年）——集色彩与美之大观的画册——便是从赫拉特这所学校出来的，如今此一画册已被人如崇拜宗教般地深藏在德黑兰的奎利斯坦（Gulistan）宫图画馆内。第一次看这部画册的享受就像是首次读济慈的颂诗。
插画的真正济慈——在“东方的拉斐尔”（Raphael of the East）——是卡马尔·阿尔·狄姆·比扎德（Kamal al-Dim Bihzad）。他把战争的真正恐怖及变化完全反映在艺术里。他于1440年诞生于赫拉特，小时在大不里士受教育，及长再回到赫拉特为国王胡森·伊本·拜恰拉（Husein ibn-Baiqara）及多才多艺的大臣米尔（Mir Ali Shir Nawa'i）作画像。当赫拉特成为乌兹别克及萨非之战役中心后，比扎德即又回到大不里士。他是第一位在画上署名的波斯画家，可是他留下的艺术作品少得可怜。存在开罗的埃及皇家图书馆（Royal Egyptian Library）有两幅肖像画（为萨迪[Sa'di]的书《伯斯坦》[Bustan]作的插画），上面画了几位神学家在寺院里辩论难题；这两幅画记载其完成的时间是1489年，而其题记则写着：“由奴仆及犯罪者比扎德所画。”在华盛顿的弗雷尔（Freer）画廊里有一部《一位年轻画家的肖像画》画册，这部画册是根据真蒂莱·贝利尼复制而来的，上面也签了“比扎德”的名字；这部画册上的画充分表现出两位艺术家——画者与被画者——的才华。此外，在一家英国博物馆内有一张尼扎米（Nizami）的卡姆扎（Khamza）复制画，以及提膜的《胜利画册》（Zafar-nama）之草稿画，是否为比扎德的作品，则无法得知。
这些遗物根本无法说明比扎德的不二名气。它们只不过显示出一种对于人与物的敏锐透视力，一种对于色彩多样性的喜爱，一种在动作敏捷中仍然一笔一画皆毫不含糊的特征；它们不能和作于同一世纪的贝里（Berry）公爵肖像相比。然而比扎德的同代人却以为，他已凭其富于创造的功夫、生动的风景画及其栩栩如生的人物，使肖像画发生了一次革命。当比扎德逝世时（约为1523年），年纪约近50的波斯历史学家华恩达米（Khwandamir）曾经以带有友情之偏见的话批评他说：“他的画已使世界上所有的画家黯然失色；他那双奇异的手已使有史以来的其他画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话听起来不禁使我们想起，他的话乃写在达·芬奇画过《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画过西斯廷教堂之天花板，拉斐尔画过梵蒂冈的斯坦泽（Stanze）之后，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也许华恩达米从未听过这些人的名字。
制陶艺术此时期已从其塞尔柱·拉伊（Seljuq Rayy）以及卡尚（Kashan）之精良高峰开始走下坡了。拉伊已因地震和蒙古人的劫掠而被夷为废墟，而卡尚已将其大部分的窑改烧瓷砖。然而，新的陶器中心已分别在苏丹尼亚（Sultaniya）、亚兹德、大不里士、赫拉特、伊斯巴罕、夏伊拉兹和撒马尔罕兴起了。镶嵌的彩陶如今已成为大家喜爱的产品：在陶土制成的小板上涂以某种金属之颜色，便能使之变得光彩夺目，只要小心照顾它就不易损坏。当其庇护者经济情况富裕时，波斯的建筑师们不但以彩陶作装饰壁龛之用，而且用它作为覆盖寺院大门及墙之表面；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内便有一件从巴巴·卡森（Baba Kasin）寺院（约1354年）取来的壁龛之最佳范例。
回教徒的金属作品具有其特殊的技艺。他们为其回教寺院（从布哈拉到马拉奎斯等地）做青铜门及枝形吊灯架，虽然他们所有的作品不能与在佛罗伦萨的、由吉伯提（Ghiberti）所做的《天堂之门》浸礼所（1401—1452年）相媲美，可是他们铸出了当代最好的甲胄——铜盔铸成使攻击偏向的圆锥形，盾则在闪闪发光的铁外层加上一层银或金，剑则刻有金黄色字体或花案。他们铸造极精美的钱币和诸如上面刻有穆罕默德征服者之矮胖半身像奖牌等，他们更以黄铜铸出许多上面刻有庄严的库菲克（Kufic）文字或细腻的图案之大烛台；他们铸出烧香器、写字台、镜子、珠宝箱、火盆、烧瓶、水罐、浴盆、果盘；甚至于剪刀及罗盘亦设计得惟妙惟肖。回教艺术家兼技工在切珠宝或其他贵金属，或镶有象牙或木刻等方面的技巧也可算是独步古今的。虽然纺织品方面留下来的非常零碎，可是从该时代的肖像画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纺织制造业种类繁多，其中包括开罗的精致亚麻布和撒马尔罕的丝绸帐篷；事实上，为蒙古及帖木儿之织锦、天鹅绒、丝，甚至于即将成为欧洲人羡慕的波斯及土耳其地毯等设计那么复杂、却富于逻辑性的图案者便是那些插画家。在所谓的雕虫小技之艺术中，回教徒仍居于世界的领导地位。
[1]《旧约·撒母耳记》上，17章，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交战，非利士的巨人战士哥利亚向以军讨战，以军惊惶害怕，无人应敌。伯利恒人耶西的小儿子大卫是牧羊人，他出面应战，杀死哥利亚。大卫后来做犹太及以色列的国王，是所罗门王的生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