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教徒的思想
科学与哲学的光荣已经不复存在。当宗教在成长的西方世界中撤退时，便等于已打赢了对它们的战争。最崇高的荣誉如今已集到神学家、苦行僧及圣徒等人身上；而科学家们则潜心于研究前人的发现，从未想以新的眼光去观察自然。在撒马尔罕，当乌勒格·贝格（Uleg Beg）天文观测台因绘出天文图表（1437年）而在欧洲享誉至18世纪时，回教国家的天文学算是放射出其最后一道光芒了。凭着几张天文图表和一张阿拉伯人画的地图，一位阿拉伯的航海家把达·伽马从非洲引导到印度，完成了一项结束回教徒在经济上蒸蒸日上的历史性航行。
在地理学方面，此时期的回教徒产生出一位大人物。于1304年诞生于丹吉尔（Tangier）的伊本·巴图塔（Muhammad Abu Abdallah ibn-Batuta），花了24年，自己一个人走过代鲁尔·伊斯兰（Daru'l-Islam）——穆罕默德世界，然后回到摩洛哥，死于费兹（Fez）。他的行程说明了穆罕默德的信条传布范围极广：他自称曾经走过7.5万英里（比任何在蒸汽机问世以前的人都长）；看过格拉纳达、北非、廷巴克图（Timbuktu）、埃及、近东和中东、俄罗斯、印度、锡兰和中国，而且拜访当时每一位回教的国王。他每到一个城市就首先去拜会当地的学者及神职人员，然后再去拜访当地有权势者。当他列举的“世界七位大国王”之中只有一位是中国人时，我们简直就可在他身上看出当代人的狭隘观念。他不但描写每个地方的人民，而且他还叙述各地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矿产、食物、饮料、每个国家内的物价、气候和自然地理、各地的道德风俗、宗教礼仪及信仰。他钦佩耶稣和玛利亚，他显然以满意的口吻写道：“每位到耶路撒冷之复活教堂的进香客，都付给回教徒们一点点香火钱。”当他回到费兹向人叙说他的旅行经验时，大部分的听众都把他当成一位说故事者，可是当地的大臣却派了一位秘书把巴图塔口头所说的回忆录记载下来。这部回忆录后来遗失了，而且几乎被人遗忘了，一直等到有一天有人在今日的法属阿尔及利亚占领区内发现后才又为人记起。
从1250年到1350年之间，“自然历史”方面最杰出要算回教徒。开罗的阿德·达米日（Muhammed ad-Damiri）写了一部1 500页的动物学书。医学仍然是闪族人的特长；在回教国内，医院林立；一位大马士革的医生阿尔·纳菲斯（Ala'al-din ibn-al-Nafis）解说肺的血液循环，比塞尔维特早了270年（约于1260年）；有一位格拉纳达的大夫伊本·阿尔·卡蒂伯（Ibn al-Khatib）首先提出黑死病是传染病的理论——他并且提议实行对感染者加以隔离的方法——而当时他是面对着一个将黑死病发生之原因归诸于上帝对于人类罪恶之惩罚的神学。他的论文《论瘟疫》里面有这么一句值得注意的异端学说：“我们必须遵行一个原则——当任何一个穆罕默德之伴侣之传统和感官发生冲突时，我们就应该修正该传统。”
学者和历史学家多如诗人。他们都用回教国家的世界语——阿拉伯文去写作；很多时候，他们常会把学问研究和写作拿来与政治活动和行政业务融合为一体。大马士革的阿布·伊·菲达（Abu-l-Fida）就曾参加过十几次军事战役，当过开罗阿尔·纳西尔（al-Nasir）手下的部长，再回到叙利亚的哈马（Hamah）当省长，集有广博的图书，而且也写了好几部在当时可算是第一流的书。他的《地理学论文》（Taqwin al-Buld-an），就其范围而言远超过当时欧洲有关此类的作品；该文推测说，地球的2/3都覆盖着水，此外，该文又说，任何一位向东或向西作环球旅行者都会快或慢一天。他那本名著《人类历史节略》（Abridge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可以说是西方人所知的一部回教徒历史的主要作品。
然而14世纪的历史编纂学家名气最大的仍然该算伊本·哈尔敦（Abd-er-Rahman ibn-Khaldun）。他是一位有学识的人，即使就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亦复如此：他有丰富的经验、广泛的见闻、实际的政治经历，同时他又通晓艺术与文学、当代的科学及哲学，而且对于回教的一切他都像他那部《宇宙史》（Universal History）一样无所不包。像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出生于突尼斯，而且在那儿长大受教育，显然说明了北非的文化并非只是亚洲回教国的模仿者而已，而是具有其本身的特性及活力。在他的自传里，伊本·哈尔敦自述道：“从小时候，我就显出对学问的渴望，对于学校和功课我总是兢兢业业。”黑死病夺去了其双亲和许多位师长的生命，可是他仍继续求学直至“我最后自觉得有所懂为止”。这纯粹是一种年轻人的特殊幻想。他20岁时就当了突尼斯君主的秘书；24岁则当费兹君王之秘书；25岁时被捕入狱。后来，他迁居格拉纳达，并且被任命为该城驻塞维尔之“残忍者”彼得的大使。回到非洲后，他成为布日之阿布·阿卜杜拉（Abu Abdallah）亲王的首相；可是当他的主人因被黜而为人所杀时，为了求生他只好逃亡。1370年，他被特莱姆森（Tlemcen）城派到格拉纳达为特使；在赴任途中，他被一位摩尔亲王逮捕，结果就在这位摩尔人的手下效劳了四年，然后再退休到靠近奥伦的一个城堡里去。他就在那里（1377年）完成其《宇宙概说》（Muqaddama al-Alamat）一书。由于奥伦这个地方能够提供给他的参考书太少，他只好又回到突尼斯，可是由于他与当地的许多政要为敌，迫不得已只好再迁居开罗（1384年）。此时他的学者声望已经达到国际性的水准；当他在埃尔·阿查尔（el-Azhar）回教寺院讲学时，教室往往被挤得水泄不通，而巴尔丘奇（Barquq）苏丹秉着其“一向爱护学者的雅意”，赠给他一笔恩俸。他被任命为皇家法官（qadi malekite）；由于他执法甚严，关闭掉所有的酒馆，因此旋即被轰下台，再次隐退下去过他的私人生活。当他再度被任命为大法官后，便陪纳西尔·阿德·丁·法拉基（Nasir ad-Din Faraj）出征攻打帖木儿，结果，埃及军队打败；伊本·哈尔敦便逃往大马士革避难；帖木儿的军队包围大马士革；这位已届高龄的历史学家，便带领一个代表团求那位无敌鞑靼王大发慈悲赦免他。就像每一位作家一样，他随身总是携带一部历史；他当场就把他论及帖木儿的一段念给帖木儿听，并且请求他指正；也许，当他念时他重新把那段修改过。结果他这样做的计划成功了；帖木儿释放了他；不久之后，他又被任命为驻开罗的大法官；他殉职时已75岁（1406年）。
在这段轰轰烈烈的事业过程中，他写了一部有关阿威罗伊之哲学概要、许多篇关于逻辑及数学的论文、《“柏柏尔人”之历史》（History of the Berbers）、《穆恰达马》（Muqaddama）和《东方民族》（The Peoples of the East）。只有最后3本流传至今；这3部书在一起共称为《宇宙史》。穆恰达马，或称《绪论》（Prolegomena），是了解回教文学之主要内容的必读作品之一，而且就历史的哲学观点而言，对于中古时代的人，它也是一部极“现代”的作品。伊本·哈尔敦把历史视为是“哲学上重要的一支”，而且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有很开阔的看法：
历史的真正目的可使我们了解人类的社会情况（指其文明）；可以揭示原始生活的自然现象以及人类因各种文化的进化而促使帝国及朝代的诞生；紧跟着更有分门别类的行业、职业、科学和艺术的出现；最后更告诉我们万物本性的变化可能影响社会本性的变化。
因自信他自己是第一位采取此种方法去撰写历史者，因此，他请求读者原谅他许多难免的错误：
我自认，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是最缺乏通过这一广大天地之能力者……我祈望海内外贤达之士能不吝指正我的作品。以学者的眼光看，也许我所能奉献给大家的价值甚为渺小……可是笔者仍然希望读者多多给予本人照顾。
他希望，他的作品在可见的未来之黑暗日子里，对于人类将有所裨益：
当世界经历到一次完全的瓦解后，其本质将会产生变化，以允许新的创造与另一新的组织出现。是故，我人今日实需要一位能描绘世界状况，世界上所有国家、民族，并且指出各地风俗习惯与信仰之变化的历史学家。
他特别辟出专栏，指出某些历史学家所犯的错误。他觉得，这些历史学家只顾把所有的事件按年代先后次序编成历史，鲜少去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关系。不论是神话或传说或事实，他们都不分青红皂白，对于统计数字常过分夸张，而且常将太多的事情发生归之于超自然。至于他本人则完全依据自然因素去解说事件的发生。他以人类今日的经验去判断历史学家所说的话是否正确，一旦在今人看来被认为不可能发生之事时，他一定拒绝去相信它。我人应以经验去批判传统。他在自己的著作《绪论》一书内所采用的手法，首先便讨论到历史的哲学；然后再谈及各种职业、行业和技艺；最后再讨论科学及艺术史。在随后的几卷里，他分别叙述各国的政治史，为此，他不惜牺牲时间的统一性以迁就地方的顺序。伊本·哈尔敦说，历史的真正目的是要讨论文明如何兴起、如何兴盛、如何产生文学科学及艺术以及如何衰败的问题。就像每个人一样，帝国具有生命及其独有的轨道。帝国成长、成熟及衰亡，其顺序的前因后果到底何在呢？
影响此一顺序的基本条件便是地理因素。气候因素的影响是最普遍的，可也是最基本的。住在寒冷的北方，甚至即使是南方来的民族都有白色的皮肤、细微的毛发、蓝眼睛以及严肃的个性；而住在赤道地方的人多半有黑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动物性膨胀”、心情轻松愉快、迅速传达其欢悦之情、喜好歌舞。食物也会影响人的性格：多食肉类、调味品及谷类者体积重、心情沉重、较经不起挨饿或传染病；相反，食物较淡者，例如沙漠地区的民族，身体则较矫健、精神也较开朗，而且不易患病。就先天的本质而言，世界各地的民族并没有先天性的不平等；不同的民族所以有迟早的发育，完全是受地理条件之决定，只要其地理条件发生改变，或是迁居于不同的栖息所的话，他们的发育亦将发生改变。
经济因素为仅次于地理因素的影响力。伊本·哈尔敦依照每个民族摄取食物的不同方法，把所有的社会划分成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两种，而且把战争之发生归之于寻觅更充分的食物供应之愿望。游牧部落迟早要征服那些固定的社会，因为游牧民族为了生活条件的逼迫，不得不去维持其勇敢、忍耐与坚强的尚武特性。游牧民族只可能破坏文明，从未创造文明；他们在血统上与文化上，会由被征服者所同化，即使游牧的阿拉伯人亦不例外。由于一个民族永远不满足于其食物的供应，战争自然不可避免。战争可促使政治权威之产生与再生。因此，君主政体成为政府体制最常见的一种，而且自人类有历史以来发展至今了。政府的会计制度可能带来兴或衰的社会；过重的税收，或是政府干涉生产及分配等事项，可能阻碍刺激一企业之发展、竞争，而且会阻塞一切的财源。相反地，财富过分集中的社会，将会因革命的侵袭而分崩离析。
历史中也存有道德力量。帝国需要人民的团结方能支持，而人民的团结则可经由谆谆的教诲和同一宗教的礼仪来达成；伊本·哈尔敦在信仰的一致之价值上完全同意教皇、宗教法庭以及新教改革者的看法。
想要征服他国者首先必得拥有一批群策群力、合作效忠于你的人民。这种合作无间的精神与意志，则需仰赖于神的力量和宗教的支持……当人们为获得某种东西而献出心神与热忱时，他们往往会互相忌妒，并且开始意见不合……可是倘若他们放弃世俗之虚荣心，不愿去求取上帝之爱的话……忌妒便会马上消失，不合之气会马上停止，大家开始很热心地互相帮忙；他们的团结使他们更坚强起来；正确的目标带来迅速的进步，到后来甚至于促使一个强有力之帝国的出现。
宗教不只是战争的助力，同时亦是社会秩序与个人平静心理的恩物。而这些理想惟有当宗教信仰无须强迫力量即可推行时，方能达成。尽管哲学家们发明了上百种思想体系，可是却没有一种可代替宗教来引导人生、启示人生。“既然人不能了解这个世界，那么人最好还是接受一位受启示的立法者所能告诉我们的信仰，因为他比我们更清楚什么东西对我们最好，而且他也已为我们定出我们所该信的及我们所该做的。”紧随着此段序言之后，这位哲学家兼历史学家即开始谈论自然主义的历史解说法。
每个帝国都会经历如下的一定发展程序。甲、一支游牧部落定居下来安享被其征服的领土或国家。“文明最落后者所征服的幅员最广”。乙、社会关系愈趋复杂，愈需要一位维持秩序的集权者；于此，部落酋长就成为国王了。丙、在这秩序安定的情况下，财富自然增多、城市兴起、教育与文学发达、艺术获得庇护、科学与哲学抬头。高度都市化和舒适的财物享受便是衰败的开端。丁、富足的社会倾向欢乐、奢侈，不喜创业、冒险或战争；宗教丧失其对人类想像力或信仰的影响；道德开始没落、奸佞横行；尚武精神与军事冒险衰退；佣兵被雇来防御社会；佣兵们一般而言都缺乏爱国的热忱或宗教的虔诚心；设防极弱的财富自然引诱饥饿的侵袭，国界边往往有几百万的敌兵在那儿虎视眈眈。戊、外来的攻击或内部的阴谋（或者有时两者一起），推翻了国家。这便是罗马、西班牙的阿尔莫拉维茨（Almoravids）和阿尔莫哈茨（Almohads）两个朝代、埃及的回教国、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等国盛衰的循环：这是千古不变之理。
上面所述不过是从几千个观念中挑选出来的几个例子而已，而这些观念使得《绪论》一书成为其世纪中最有名的哲学作品。除了神学之外，伊本·哈尔敦几乎对于什么东西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因为他认为，在宗教方面有所创见是不智之举。他明明是在写一部哲学的大部头作品，他偏偏宣称哲学是一种危险之物，并且奉劝读者别去碰它；也许此处他所指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和神学，而不是指企图以较大的眼界去透视人类一切的哲学。有时候，他像一位单纯的老妇人一样，在市场上谈些琐事；他相信所谓的奇迹、幻术、“魔眼”、字母本身所具有的神秘属性，经由梦、内脏或鸟的飞行等的占卜法。可是，他亦崇拜科学，承认在科学成就上，希腊人确实胜回教徒一筹，此外，对于回教国家科学研究已开始衰退一事，他感到极为悲哀。他不相信炼丹术，不过还颇信服占星术的道理。
对于伊本·哈尔敦的成就，我们必须对他打个折扣。虽然他的知识范围像回教国家一样宽阔，但他也拥有回教国家许多的缺陷。在为数三卷的《绪论》一书里，他只腾出7页来讨论基督教。他只约略提及希腊、罗马和中古欧洲。当他谈论北非、回教的埃及、近东和中东之历史时，他自认已经把“全人类的历史”都包括在内了。有时候，他又犯了不可原谅的无知：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在门廊教授他的弟子，而苏格拉底则在浴盆里。他的真正历史著作远不及他的序言里所说的理论；他把柏柏的回教徒和东方写成朝代家谱史、宫廷阴谋和小型战争等沉闷的历史记载。显然，他只想把这几卷书写成政治史而已，而且把《绪论》一书当成一部文化史——虽说历史只是文化的一个一般因素而已。
为了恢复对于伊本·哈尔敦的敬意，我们只要提出一个问题：在14世纪中有哪部基督徒的哲学著作可与《绪论》一书相比美的呢？也许在他以前的作家已经有人部分地谈到他所划定的范围；他自己的民族中就有阿尔·马苏迪（Al-Masudi）（死于956年）在一部如今已经失传的著作里谈论到宗教、经济、道德及环境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及法律的影响，并且亦论及政治衰败的原因。可是，伊本·哈尔敦本人却自以为创立了社会科学，倒也不无道理。在18世纪以前的文学里，我们找不到一种在影响力、深度及分析方面可和他的历史哲学体系或社会学体系相比拟者。我们当代历史哲学家已把《绪论》一书评为“人类有史以来一部最伟大的历史哲学著作”。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1876—1896年）一书和他相比，也许略胜他一筹，可是斯宾塞的这部著作是经由许多助手才完成的。无论如何，我们也许可以赞同一位名科学史家所说的话：“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该算是伊本·哈尔敦的《绪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