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的复兴
自从希腊时代以来几乎毫无进展的生物学现在又重新活跃了起来。植物学逐渐脱离制药学而独立，最后终成一系，但无可避免地，植物学中的大师仍然是药剂师。伯恩（Bern，瑞士首都）市医生奥托·布隆费尔斯（Otto Brunfels）以他所著《植物动态图》（Herbarum vivae icones，living picture of plants，1530—1536年）一书揭开了此一转变的序幕。该书之文字大部分抄袭自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希腊博物学家）、迪奥斯科里斯（Dioscorides）或其他学者之文章，但也叙述一些日耳曼地区土生的植物，而该书所附135张木刻图则栩栩如生。不莱梅市医生居里休斯·科杜斯（Euricius Cordus）于1530年在阿尔卑斯山北麓设了第一个植物园，其目的在借之研究此一新生的科学，故在1534年他著了一本《植物学》（Botanilogicon）。后来又成为其研究医学之媒介。其子瓦勒里乌斯·科杜斯（Valerius Cordus）疯狂地沉迷于研究植物之中，至死方休，享年仅29岁（1544年），死后其遗著《植物史》（Historia plantarum）发表，该书中很明确清晰地描述500 种新发现之品种。杜宾仁地方的一位医科教授列奥纳多·富克斯（Leonard Fuchs）最初为制药而研究植物学，后来则发生兴趣而专注于此道。他在1542年发表《植物志》（Historia Stirpium）一书，可以说是对科学贡献最典型之例。该书共343章，分析343种植物类属，并附有515幅木刻插图，每幅图各占一整页。他更准备一套包罗更丰富的1 500块板子，但没有一个印刷者能够承担此一出版之巨额费用。以他的名字为名的晚樱科植物（Fuchsia）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
在这一时期对生物学最重大的贡献可能来自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在他的《鸟类自然史》（Histoire……des oyseaux，1555年）一书中令人惊讶记载的有关人类骨头与鸟类骨骼间的关联的示范。但在这一时候，在自然科学方面最伟大的人物是格斯纳（Conrad Gesner），其著作及学问所包括范围之广，以致居维叶（Cuvier，法国博物学家）称他为日耳曼的普林尼，甚至称他为日耳曼的亚里士多德。1516年他出生在苏黎克一穷苦的家庭。由于他表现出其才能及聪睿，故该市当局及一些私人赞助人合起来资助他到斯特拉斯堡、布尔茹瓦、巴黎及巴塞尔去接受更高深的教育。他作了（或者是搜集了）1 500幅画作为其书《植物史》之插图，但要把该书付印则耗资甚巨，故一直到1751年为止，一直都是手抄本而无印刷本。在该书中他对植物属科卓越的分类为植物学带来了曙光，但对林奈（Carolus Linnaeus，瑞典植物学家，发明二分法）来说则为时太迟，不能有多少帮助。在其有生之涯，他发表了4册（1551—1558年）有关《动物史》（Historia animalium）之巨著，而遗留第五册未发表。在该书用拉丁名字排列每一种动物之属科，并描述其外形、起源、习性、栖息地、疾病、心智及情感状态，医学及家庭用之用途，以及文学上之地位。其分类是依照字母排列，而非依科学的分类。但这种将有关的知识有秩序地累集起来，使得生物学一科得以成形。之后，格斯纳开始着手编辑一部21巨册的《世界书目》（Bibliotbeca Univer-salis），在该书中，他要将所有已知的希腊、拉丁及希伯来的作品加以分类，他完成了20册，而赢得“目录学之父”（Father of Bibliography）之头衔。在一本称《米特里达特》（Mithridate）之旁白书中，他试图将世界上130种语言加以分类（1555年）。他在1541年出版的《比拉底山的描述》（Description Montis Piláti）则为第一本发表有关研究山脉之美的书。瑞士这时即体会到该书之伟大。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1541年到1565年间完成的。1565年，研究精神之化身格斯纳逝世了。
同时，朱安·维韦斯（Juan Vives）在1538年出版的《论动物及其主要器官》（De anima et vita）几乎创造了现代经验主义心理学。好像要规避休谟（Hume）在两个世纪以后所阐释在心智活动以外有关“心”的存在的诡辩主义，维韦斯建议其学生不要问“心”或者“灵魂”是什么，因为（他认为）我们永不能探知其真相。我们仅应探询心是做什么，心理学不应变成理论的形而上学，而应该变成一种建立在明确而逐渐累积起来的观察上的一种学科。故维韦斯比培根早一世纪得知应重视“诱导”的重要性。他很详细地研究“观念”、“行动”，记忆之改进，知识的程序，以及感觉与感情之角色。就像以前的许多科学一样，我们从他的书里可以看到心理学如何困难地从哲学中演变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