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论者
16世纪对哲学来说是一个相当贫瘠的时代。神学控制了生活的每一方面，吸引了所有思想家及信仰的注意力，亦使理性随着它的方向而发展。路德驳斥理性，认为理性会导致无神论，但无神论的案件却很少。1512年有一位荷兰传教士在海牙被烧死，因为他否认基督的创造、永生及神性之说，但他并不是很明显的无神论者。英国的一位史学家记述1539年道：“这一年有一位伟大的医生死在巴黎大学，他说从他20岁起，他就一直认为没有上帝，他死时已八十几岁，终其一生，他从未泄露此一秘密。”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在1552年发表一书，名曰《反无神论》（Contra atheos），但“无神论者”这一词与“自然神教信奉者”、“泛神论者”或怀疑论者等名词没有多大的区别。
而怀疑论者则为数甚众，以致引起路德的攻击。据说，路德曾说：“对世界上那些盲目无知的子民而言，信仰对他们是陈义太高。在三位一体当中事实上只有上帝一人。而上帝之子变成了人类，而基督有两种本性，一种是神的本质，一种是人的本质。这种说法对那些无知的人而言只是一种虚构的故事而已。”他更指出：甚至有些人怀疑上帝是否会创造那些他预知将受天谴的人类。在法兰西有些人怀疑是否有永生之存在。1537年波拿文都拉·德斯佩列（Bonaventure Desperiers）在他所著《西姆巴鲁姆·姆迪》（Cymbalum mundi）一书中称所谓的神迹奇迹是无稽之谈，《圣经》中的矛盾以及对异教徒的迫害都是毫无道理的。他的书为加尔文及沙本所谴责，并为官方的绞刑吏所焚烧。因此，玛格丽特必须将他从她在聂拉克（Nérac）的宫廷放逐出去，但她仍送钱给他，使他得以在里昂过活。1544年他自杀身亡，留下一些手稿给玛格丽特，他称她为“万善之支持保护者”。
怀疑的精神表现在政治上是攻击国王的神权与不可侵犯。因此，通常怀疑论者就是那些在天主教统治下的基督教思想家，或者是那些在国家至上理论下的天主教思想家，两者对环境均感格格不入。1558年约翰·波内特主教（Bishop John Ponet）因不满都铎王朝之玛丽女王，故发表了一篇《政治权力之短评》（A Short Treatise of Politique Power），在该书中，他称：“放逐国王，杀死独夫之例子在历史上不断地发生过，这些都证实一项事实，即当国王、君主及总督能讨好人民时，则人民能接受他们作为人民的代理人，这就是符合上帝的判断与旨意。”有一位苏格兰的教授，名约翰·梅杰（John Major），曾帮助约翰·诺克斯形成其学说。梅杰辩称，既然所有世俗的权力都来自社会的意志，故人民可以放逐或处决一恶君，但必须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
最有趣的反对君王绝对权论的是一位年轻的天主教徒，他因死在蒙田的怀里而得留名后世。伊顿尼·德·拉波伊提（Etienne de la Boétie）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论文家，“在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人。”拉波伊提是佩里阁（Périgod）地方一个高官的儿子，在奥尔良地方攻读法律。在他到达所规定的年龄之前，他已成为波尔多地方议会的议员。约在1549年，当他还19岁的时候，由于受了他所念的罗马及希腊文学所获致的共和思想所鼓舞，他写了一篇文情并茂攻击专制主义的论文，但他从未将它发表。他称该文为《自愿奴隶论》（Discours sur la servi tude volontaire），谴责一人凌驾众人之上的独裁，故名之曰“反抗独夫”（Against One）。以下是其中最精彩的一段：
当无以计数的人宁愿像奴隶似的服从一个暴君时，那将是多么可耻的事。一个独夫专制暴君剥夺了人民对其财产、父母、妻子、儿女，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的权利，这种暴君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不是大力士海克力斯，也不是巨力法官萨姆森（Samson）！而只是一个侏儒，一个最优柔寡断的懦夫，他只是最卑鄙的娼妓的奴隶，他的权力并不是因为他本身的力量所致。他的臣民是多么的可怜，如果这些三四个人不起来反抗独夫，那很明显是他们缺乏勇气，但如果成百上千的人不起来摧毁那些独夫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那人类的尊严与个人的意志则荡然无存。要解救自己并不需要对暴君使用武力，当一个国家对这暴君厌倦的时候，他自然要崩溃。被他奴役后的人们只需否认暴君的任何权力。要求得解脱只有唤起高度的意志去摆脱枷锁……立定决心不再受奴役，然后你就得以自由。拒绝向暴君提供任何援助，这样就像巨石像的底座被抽出，其像必自崩溃而破碎。
这时，拉波伊提已为卢梭及潘恩的思想铺下了道路。他提出：人类生而向往自由；人之幸与不幸非我们所能料，故幸运的人必须有为其同胞服务之责任，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兄弟，都是同一个上帝用同一块泥土所做出来的。很奇怪的是这一段激进的声明吸引了一向冷静谨慎的蒙田，而造成历史上最著名的友谊之一（1557年）。当时蒙田年24，拉波伊提年27，可能当时蒙田还年轻，能够容纳激烈的言论。当拉波伊提32岁去世的时候（1563年），他们的友谊方告一段落。蒙田描述拉波伊提临终那几天的情形时，就好像柏拉图描述苏格拉底之死一样。他是那样的哀悼那位满怀热诚的青年的过世，以致在17年之后他再提起这件事时，仍然比任何事都来得激动。他对出版《自愿奴隶论》一书并不太赞成，当一位日内瓦牧师在1576年将它出版时，他则触景生情，感到非常忧伤。他认为该书之成乃归因于青年高洁之精神，故将完成日期提前至其16岁。这本书几乎就成为法国革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