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切尔苏斯及医生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人不满医学之保守落伍，宣称他们自己有某些奇特神妙的医疗方法而轰动一时，但最后都因过于夸张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中。然而这种令人讨厌的大夫偶尔的出现使得医学思想必须不断地求新，而在治疗人类的生命方面，医药必须一再地检查革新，如此来说，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像政治与哲学一样，在医学方面，激进的青年与保守的老派彼此很不情愿地合作，而使千奇百怪的医疗方法得以保持平衡的发展。
泰奥弗拉斯托斯·范·霍亨汉（Philippus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自命为奥里欧斯（Aureolus）之再世，因其承继了后者之智慧。而帕拉切尔苏斯则可称为拉丁化的霍亨汉。其父，威廉·霍恩汉姆（Wilhelm Bombast von Hohenheim）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斯华比亚在德国巴拉维亚境内一区贵族的私生子。为了改变环境，威廉到瑞士靠近爱茵西德伦（Einsiedeln）地方的穷乡僻壤去行医，并且娶了埃尔莎·奥克斯纳（Elsa Ochsner），后者是一旅店老板的女儿，并任助理护士之职。没多久，埃尔莎就变成了心智衰弱的精神病。这种两种不同的遗传使得菲利普趋向不稳定，并且因环境而造成一种憎恨地位阶级的情绪。他出生于1493年，从小就与其父的病人为伍而长大。同时也可能受了旅店之影响，他对所有的事物都觉得有兴趣。有一个不太可靠的故事说，他被一只野猪或是喝醉的军人阉割了。在他的成年期中，没有和任何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的记载。当他9岁的时候，其母将自己溺死。可能就为了这个原因，他们父子两人离开菲拉赫（Villach）到提洛尔去。据说，威廉在那里的一所矿工学校教书，并且涉猎于炼丹术。当然啰，附近有矿场及熔冶厂。菲利普可能是从那些地方学到一些化学知识，他运用这些知识改革了医疗的方法。
当他12岁的时候，他出外到海德堡念书。这个时候他一再地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大学。他从弗莱堡大学到因戈尔施塔特大学（Ingolstadt）、科伦大学、图宾根大学、维也纳大学、欧福大学，最后就读费拉拉大学（1513—1515年），虽然在中世纪这种游学的情形是常有之事，但乃充分地显示出他不稳定的天性。到1515年他仍未取得任何学位，他加入西班牙查理一世的军队中充当一名理发医生，此时已改名为帕拉切尔苏斯。当战争结束之后，他又恢复其四处游荡的生涯。如果他自己的话可信的话，则他曾在格拉纳达、里斯本、英格兰、丹麦、普鲁士、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及其他地方行医。1525年“农民战争”（Peasants War）爆发时，他在萨尔茨堡为伤患疗伤，同情其宗旨。他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本性，谴责金钱、高利贷、商人，鼓吹土地与贸易的共产主义，对于一切物品主张均分。在他的第一本著作《智慧》（Archidoxa，1524年）一书中，他驳斥神学而赞扬科学的实验。在农民革命失败之后他被逮捕，但由于证明他从未亲执干戈作战，他得免上绞架，但仍被放逐出萨尔茨堡。他只得匆匆离去。
1527年他在斯特拉斯堡地方执外科业，并向理发医生讲授课程。其所言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虽是理所当然，但对当时的人而言则是含混着道理与胡言，医学与魔术。他驳斥占星学，但后来又接受了。他绝不在月亮的形状不对的时候替人灌肠。他嘲笑有魔棒之说，但却又宣称曾将铁变成金。正如阿格里帕一样，他受知识之欲望所激励，渴求寻找出一些能点石成金的“哲人之棒”，就好像那些能解释宇宙现象的定律。他用与生病的器官颜色或形状相似的药物来治疗。他亦并非不用魔咒或护符来作为治疗的方法。
除了具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妄想之外，他亦很大胆地将化学应用在医药方面。有时候他的言论就好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说：“人由物质而来，物质是宇宙之整体。”人类与整个宇宙相比就好像小宇宙与大宇宙之别，两者都是由相同的成分所组成，最基本的是盐、硫黄及水银。很显然地，这些无生命的金属与矿物充满了生命。化学疗法是用大宇宙的物质来治疗小宇宙的毛病。在身体上，人是化学的组合，疾病不是加伦所说体液之失调，而是组成身体之化学物质之失调，这就是最早的现代新陈代谢之理论。然而，那时候的治疗方法仍然取决于植物与动物所做成的药物。由于他精于炼丹术，故强调无机物质治疗疾病之可能性。他将水银、铅、硫黄、铁、砷、胆矾及钾的硫化物列入药典当中；他推广化学合成药与提炼剂之运用，他是第一个将鸦片溶在酒中当药用的人，我们称该药为鸦片几丁。他鼓励洗矿泉浴，并解释其各种不同的性质及作用。
他注意到职业与所居地区对疾病所产生的因素。他在矿工身上研究肺结核，他也是第一个将痴呆症与地方甲状肿腺症联在一起的人。他对癫痫症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将麻痹与语言的障碍归诸于脑部的损伤。当时一般认为痛风及关节炎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所不可避免并且无法医治的疾病，但帕拉切尔苏斯宣称，如果对这种痛风及关节炎的诊断结果是因为食物的残渣停留在结肠太久，而产生的酸所致的话，那这种痛风及关节炎就可治疗。他说：“所有的疾病都能导源于未能消化的食物的凝结所致。”他称那些肠内腐败物质所产生的酸为坦塔（tartar，齿垢），因为它们存在于关节、肌肉、肾及膀胱中，“像地狱之火般在燃烧，而塔耳塔罗斯（Tartarus）就是被关押的地狱之神。”他说，“医生们吹嘘他们对解剖的知识，但他们却看不到留在牙齿上的齿垢。”这话真是一针见血。他建议人们遵守好的食谱，服滋补品不要过重等方式来阻止身体内这种残余物质的积存；他用橄榄油及树脂的合成物来软化这些残余物质，在更严重情况下，他更鼓吹用手术来割除。他宣称曾用这些方法治好了许多痛风的病例，而许多我们这一时代的医生亦相信采用帕拉切尔苏斯的诊断方法医好了许多人。
帕拉切尔苏斯在斯特拉斯堡医疗成就的消息传到巴塞尔地方。那里有一著名的画家弗罗本为其右足剧痛困扰甚久，而医生们都建议将其割除。弗罗本邀请帕拉切尔苏斯到巴塞尔去替他诊断。帕拉切尔苏斯去了，并且未用手术刀就把他的病治好了。当时与弗罗本住在一起并且多病的伊拉斯谟亦向帕拉切尔苏斯请教，后者亦为之开药方。我们不知其后果如何。但无论如何，这两位著名的病人为这位年轻的医生带来了新的名气。也由于这种奇遇，使他更接近其日夜盼望的大学教授职位。
那个时候，在巴塞尔的市议会中新教徒占多数，他们不顾伊拉斯谟及天主教少数派之反对，解除了该市医生旺内克尔（Dr.Wonecker）之职务，其理由为旺内克尔发表反对改革之谬论。他们任命帕拉切尔苏斯来接替该职务。市议会及帕拉切尔苏斯都认为此一任命使他有权在大学里任教职，但大学教师们却谴责此一任命，他们知道帕拉切尔苏斯在解剖学上的弱点，故提议对他作公开的适任考试。他逃避了那次考试，而开始执行市医生的职务，并且在私人场所公开演说教学（1527年）。他用一种非常独特的邀请来聚合其学生。
本人，泰奥弗拉斯托斯·霍亨汉，医生兼医学教授，向诸位医科学生问好。在所有的科系中，只有医科被公认为最神圣的艺术。然而，现在很少数医生能很成功地行医，故我们必须努力将它恢复原先的光荣，扫除野蛮人的影响，补救错误。为达成此一目的，我们并不执迷着古老的教条而不放，而纯粹是以研究自然之学及运用多年行医所获之经验为方法。谁不知道大部分当代的医生都因局限于阿维森纳、加伦及希波克拉底的箴言而失败……他们那样做可能获得虚名，但不会成为真正的医生。医生所需要的不是谈话著书方面文字优美，而是必须对自然之学及其工作本身有足够的知识……
我很感谢巴塞尔的绅士们能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将每天花两小时的时间来解释我所写的有关外科学及病理学之教科书，作为介绍我的医疗方法。我这本书不是从希波克拉底或加伦的书上抄袭而来的。我经过千辛万苦不断地研究，才完成这部以经验为基础的宝典。如果我要证明某件事情，我将不会引用某些权威人士的话，而是用实验及推理来证明。因此，如果亲爱的读者想探讨这种神圣的秘密，希望在短时间内了解医学的奥妙，那么就到巴塞尔来找我……1527年6月5日于巴塞尔。
有30位学生注册上课，在开始的时候，帕拉切尔苏斯穿着一件传统的医师长袍，但他很快地把它脱在一旁，穿上一件粗劣的外衣，围上一件炼丹术士所穿的油腻腻的皮围裙。他用拉丁文讲解其秘书奥波里努斯（其以后将维萨里的《组织学》付印）所准备的医药讲稿，而动手术时则用德文讲解。当帕拉切尔苏斯建议称“任何药剂师不能违反医生的指示”时，使得所谓正统的医师更是惊讶不已。为了表示他对传统医学的嘲笑，他把一本当时的医学书籍，可能是《苏马·雅各比》（Summa Jacobii）这本书，投到他学生为庆祝圣约翰节（1527年6月24日）所燃起的营火中。他说：“我把该书摘投入圣约翰之火中，这样那些不幸将随烟消逝。而医学的领域亦能为之澄清。”人们常将此一行为与路德焚烧教皇的训谕互助比拟。
帕拉切尔苏斯在巴塞尔的生活就像他的教学一样怪异。奥波里努斯说：“在我与他相处的两年中，他日以继夜地狂饮暴食……随意挥霍，故常一文不名……每个月他都做一件新外套，而将旧的送给别人，而旧的通常是脏得连我都不想要。”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亦对帕拉切尔苏斯作了同样的描述，称他为“最肮脏的酒鬼”。但奥波里努斯亦证实其主人所做的杰出的治疗，他说：“在他人都已放弃希望时，他像奇迹一样地治好了溃疡。”
然而这一行业的其他人却称他为庸医，粗鲁而没有经验，不能解剖而又忽视解剖学。他反对解剖，认为各个器官只有在整个一致的时候，并且均能活生生的时候，才能发挥其正常的功能。他用最生动的下流话来回敬那些医生的嘲讽。他嘲笑他们近乎野蛮的处方、丝衫、戒指、软皮手套及昂首阔步的骄傲姿态。他向他们挑战，要他们走出课堂到化学实验室中较量，穿起围裙，用双手拿起化学药品，靠近熔炉，用亲身的劳力来实验，以探讨自然的奥妙。因为他没有学位，故自封为“哲学与医药之王”，或“内外科医师”，或“哲学的传播者”等头衔；借此来满足他的虚荣心。他写道：“所有的人均应追随着我……医药之宝座是属于我的……所有的大学及老学究们加起来的智慧总和都不及我的多……”由于被别人排斥，他以如下为其座右铭：“不依赖他人者必能自立。”后世的人指责他的吹嘘，故把他的姓邦巴斯特（Bombast）当做一普通名词，其意为“夸大之词”。
不论是由于他与大学教授们意见相左，或者是鼓动学生起来反抗教条式的老师，他用不正确的拉丁文写成一首不具名的讽刺文，假装是加伦本人从地狱写的以驳斥其诽谤者，他称那些人为“口出秽物者”。他取笑帕拉切尔苏斯的神秘的术语学，称他为疯子，并建议他应悬梁自尽。由于无法找到犯罪人，帕拉切尔苏斯要求市议会逐一地询问学生，并对犯罪者予以惩罚。议会对该项请求不予理会。就在这个时候巴塞尔天主教堂有一位教士悬赏100金币征求能为其治病者，帕拉切尔苏斯在3天之内将他治愈，而该教士仅付其6个金币而拒付余额，其理由是其治愈所需时太短。帕拉切尔苏斯向法院控告该教士，但败诉。这时他可真发了脾气，谴责批评他的人为“骗子”与“背后中伤者”，并且不具名地发表一本折页，称教士及官吏为贪污腐败。议会下令将他收押，但将该项命令之执行拖延至次晨。当夜，帕拉切尔苏斯溜了（1528年）。他在巴塞尔停留约10个月。
在纽伦堡他又重蹈在巴塞尔的覆辙。该市的牧师让他主持监狱医院，其成就卓越，但他抨击那些忌妒的医生，指责他们不诚实，甚至他们太太的体形。他注意到大部分的议员是新教徒，故他为天主教辩护。他并指出那些所谓的“神圣的木头”之愈疮木对治疗梅毒并没有效，而引起卖愈疮木的富格尔人的注意。1530年，他说服一位不出名的印刷商出版一本《法国疾病三论》，在该书中，他痛骂群医，以致引起一阵风暴，迫使他再度流浪。他希望能就同一个主题发表一篇更大的著作，但议会禁止该书付梓。帕拉切尔苏斯在致议会的函件中，用一种不甚流畅的文字请求给予出版的自由，但终其一生该书从未能出版。该书包括有关梅毒病症的临床报告，其为所有记载中的最好的一项，他并建议将汞内服，而非外涂。因此，梅毒成了植物药物与化学药物治疗法之战场。
帕拉切尔苏斯搬到圣高尔地方，在那里他住在一个病人的家中达一年半之久。后来他在那里写了《最奇妙的工作》（Opus paramirum）、《反对谷物》（Paragranum）、《伟大的手术》（Die grosse Wundartzney），这些书都是用粗浅的德文所写的。那些书就像是成堆的矿石，到处都藏有瑰宝。1534年他又对魔术发生兴趣，并著了一本《秘术概要》。
当他在圣高尔的病人去世后，他又开始上路，在德国境内到处流浪，有时甚至于须为三餐乞食。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出一些宗教上异端的话，他指出“受洗”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圣餐礼只有对儿童及笨人有益，而对智者是无用的，并说向圣徒祈祷是纯浪费时间而已。而到了这个时候（1532年），他又穷又落魄，他的宗教信仰发生了改变。他很快地将自己仅有的财物送给贫穷的人，并写一些奉献上帝的散文，并以进入天堂的希望来安慰自己。1540年萨尔茨堡主教给予他庇护，而使得这个15年前在该地鼓吹革命的人感激万分地接受。他立下遗嘱，把他剩下的少许的钱分给他的亲戚，把他的工具留给该市的医生。1541年9月24日，他去世入墓。
他是一个被自己的天才所压倒的人，经历广而理解力高，但受的教育太少，以致无法分清何为科学，何为魔术。他脾气躁，易怒，过于敌视旁人以致无法将其影响力灌注入他那时代。也许他的事业与阿格里帕的成就使得浮士德的神话更能远播。直到一个世纪前，在奥地利人们如果得了传染病，都还会到他在索尔斯堡的坟墓去朝拜，以希望能因他的灵魂或骨头的魔力而得以痊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