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萨里
1543年安德烈·维萨里发表了一本医学著作，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誉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医学著作。他的父亲安德烈·韦塞尔（Andreas Wessel）在布鲁塞尔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药剂师，其祖父曾是勃艮第的玛丽女王的医生，之后亦为其夫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御用医师；其曾祖曾为布鲁塞尔地方的市医生，其曾曾祖父亦为医生，曾对阿维森纳的《卡农》（Kanun）一书著了一篇评论，故他有渊博的家学一如巴赫。从维萨里出生时起就具备此种家学，故很快地养成一种解剖的习性（他对任何一种动物都具有危险性，他很细心地解剖狗、猫、老鼠等）。但他并未忽略掉其他课程。在22岁时，他已能用拉丁文演说，并且能读希腊文。1533年到1536年他在巴黎从杰克·杜布瓦（Jacques Dubois）习解剖学，后者对许多肌肉及血管的命名一直沿袭到今日。正如他的老师一样，维萨里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尊崇加伦如同尊崇《圣经》一样，他从未抛弃对后者之尊敬，但他更相信观察与解剖的权威性。他和许多同学一起参观许多停尸间，里面停放着许多从墓地掘出的尸骨。因此，他们能熟悉人类骨骼的各个部分，故他说：“我们甚至于蒙住眼睛，和我们同伴打赌，在半个小时之内能用手摸来辨认任何骨头。”在杜布瓦的课堂里，只要是他对课堂所教的相当熟悉的话，他就经常代老师操刀，实际从事解剖的工作，故有“野蛮的外科医生”之称。
当其主查理五世侵入法兰西时（1536年），维萨里就回到卢万。由于为缺少尸首所困扰，他和他的朋友伽玛·弗里修斯（Gemma Frisius，其后为一著名的数学家）意外地找到了一个。他的报告说明了他的情绪：
当我们到处游荡寻找尸骨时，我走到乡下路旁一块通常埋放着被处决者的尸首的地方，我碰到一具已枯的尸首，肉已腐烂无存，仅剩枯骨。由于伽玛之助，我爬上尸堆，拉出大腿骨……而肩胛骨则连着臂及腕一起出来……在几次秘密地把腿及手臂拿回家以后……我在夜里溜到城外，以便取得胸廓，因为那是一大串连在一起。我内心充满了这种欲望……第二天我从另一个城门零零碎碎地将骨头运回去。
市长知道此一问题之后，就将所能得到的任何尸首提供给这所解剖学校。而正如维萨里自己说：“市长自己也常定期地参加我主持的解剖示范。”
一个有此种“高度欲望”的人是不容易减低其工作热诚的。他为了有关放血的方法而与一个老师有过激烈的冲突，因离开卢万顺莱茵河而下（1537年），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他这时技术已经相当熟练，故在同年底就在帕度亚以最少的费用毕业，取得博士学位。依照当时规定，学生学位程度越高，其毕业所交之费用则越低。就在毕业后第二天（1537年12月6日），威尼斯元老院指派他为帕度亚大学外科及解剖学的教授。当时他仅23岁。
在以后6年当中，他在帕度亚、波隆那、比萨教书，亲手做过数百次的解剖手术，发表过一些短文。在他的指导下，一位名叫卡卡尔的提香地方的学生（Jan Stefan van Kalkar）画了6幅图板，1538年发表时命名为《解剖六图》（Tabulae anatomicae sex）。一年之后，维塞利亚斯在《放血通讯》上著文支持巴黎的皮尔·布里索（Pierre Brissot）的放血方法。在他的论文里透露了一些他对静脉系统解剖的结果，这种观察对血液循环的发现大有贡献。在1541年到1542年他与其他的学者合辑了加伦书的希腊版本。当他发现加伦书中的错误时，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最简单的人体解剖就能证实那是错误的。加伦认为下颌有两块组成，胸骨有7块，肝有好几叶。只有假设高伦堡解剖其他动物，而不曾解剖人体时，我们才能解释这种错误而原谅之。维塞利亚斯觉得必须修改人体解剖之科学。因此他开始从事他的著作。
奥波里努斯（Johannes Oporinus）于1543年在巴塞尔印刷《人体结构论》一书，该书厚达663页，当它刚问世时，其封面是杜瑞所画的一幅维萨里在五十多个学生注视下，示范解剖一条手臂的图，使得读者大为震惊。然后有许多插图：有277幅史无前例精密正确的解剖木刻图，在主体的后面刻着一些与科学无关而富艺术气息的风景佳作陪衬，而主体则如在书桌前的一幅骨骼。这些大多是卡卡尔所作。那些木刻画是那么精美，以至于人们以为那是提香画室里的作品，至少是在他监督指导下的作品。在这里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在这些画中有几幅是维萨里自己画的。他自己用骡子带着那些木刻板由威尼斯翻过阿尔卑斯山，到达巴塞尔。当印刷完成之后，那些木刻板被妥善保存之后，被转卖、交换，最后终于遗失了。到1893年那些木刻板在慕尼黑大学的图书馆被发现，而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炸弹炸毁。
比那些画更使我们惊讶的是那篇论文。那篇论文是一个29岁的青年所写，可称为是分类学的成就，也是科学上的革命。我们称它为革命性的是因为在解剖学上，这本书结束了加伦的时代，重新修正了解剖科学，并且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在这篇论文里，首次描述了静脉的正确系统及心脏的解剖。并且作了一划时代的声明，称最仔细的解剖显示，心脏里并没有加伦所说沟通两个心室之间血液的孔。这篇论文为塞尔维特、科隆博（Colombo）及哈维（William Harvey，英国医生及解剖学家，血液循环之发现者）铺下了道路。加伦的错误一再被纠正过来，例如有关肝脏、胆腺、颚骨、子宫等。然而维萨里亦犯了一些错误，即使透过观察，他还是不能从心脏的解剖跳到发现血液的循环。但在这篇论文中的确对各种器官作了前所未有的详尽正确的描述。他用他那双熟练自信的手将人体的每一部分呈现在科学的面前。
但他亦有其个性上的缺点。他在多年中夜以继日分秒不停地研究使他骄傲得攻击别人，不愿承认前辈的成就及他对手的能力。他深爱着那句“真正的《圣经》……是人体与人的本性”，以至于伤害许多神学家。他曾很讥讽地提到，当他在课室里研究并展示生殖器官时，最受吸引前来的是那些牧师。他树敌甚多，虽然像格斯纳及加布里埃尔·法洛皮奥（Gabriele Fallopio）很倾仰他的成就，但大多数老一辈的教授，包括他过去的老师杜布瓦，都骂他是粗野无礼的暴发户，并且拼命在他的书中挑毛病。杜布瓦解释加伦并没有错，而是从加伦那个时代以来，人类的结构起了变化；所以他认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看起来并没有弯曲的大腿骨是符合加伦所描述的，其后来之所以弯曲是因为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裤子太窄之故。
在对这些人的态度极度失望中，维萨里烧毁了一大本的《评论》，以及十本《医学百科全书》（al-Razi's Kitab al-Mansuri）的注释。在1544年他离开意大利，做查理五世的幕僚，充当第二御医。同年他父亲去世，留给他一笔相当大的财产。于是他结了婚，并在布鲁塞尔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家。他曾著了一本《人体结构》献给查理五世，到了1555年，该书第二版问世，内容经过详论与修正。在这本书中指出，虽然胸膛被切开，但利用人工呼吸能够保持动物的生命，同时亦能利用风箱来使停止跳动的心脏复苏。从此以后，维萨里对解剖学就不再有其他贡献了。他专心治疗其皇上及百姓的病，行医及研究外科。当查理五世逊位之后，他又变成菲利普二世的第二御医。1559年7月，国王派他帮助帕雷（Ambroise Paré），希图挽救受伤的亨利二世之生命，维萨里试用一种临床检验，发现亨利没有治愈的可能。同年底，他和他的家人伴随菲利普到西班牙。
在同一时候，别人在解剖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詹巴蒂斯塔·卡诺（Giambattista Cano）发现静脉活瓣（1547年）；塞尔维特解释血液在肺的循环（1553年）；里亚多·科伦坡也有同样的发现（1558年），并用活的心脏来证明。但以后经过了70年，哈维才有了划时代的发现。他指出血液从心脏，经肺、再到心脏，再经动脉、静脉，再回到心脏的路线。阿拉伯医生伊本·阿尔纳菲斯（Ibn al-Nafis）在1285年就预测到塞尔维特之发现，可说其理论之传统一直传到西班牙由塞尔维特在年轻时就继承起来。
维萨里在西班牙亦相当冒险。在西班牙王宫里，当地的医生尊敬他，但却不理会他的诊断。当菲利普的独子唐·卡洛斯（Don Carlos）因跌倒而导致脑震荡时（1562年），维萨里建议用环锯施行手术。但他的建议被拒绝，而唐·卡洛斯濒于死亡之边缘。他们用圣徒之遗物及符咒来保护伤者，虔诚的人民鞭笞自己来祈求上天创造奇迹，以使唐·卡洛斯治愈。但这一切都无效。最后维萨里坚持剖开脑壳，他打开它，取出一大摊脓。王子的病况很快地改善。8天之后，菲利普参加一项神圣的游行，感谢上帝。
两年之后，维萨里离开西班牙，原因为何到现在仍无定论。帕雷说，维萨里为一个因子宫压缩而即将死亡的妇人的身体开刀，挽救了她一命。因此使得大部分的西班牙人不得不对其赞佩之至。帕雷说：“当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再一割之后，那妇人突然醒了过来，使得她所有的朋友大为吃惊，并由衷地敬佩……在这之前，他们认为这医生是可憎而不名誉的。”但亲戚们并不一直很欣赏这种突如其来的痊愈。故这位法国新教徒医生继续说：“因此，他认为没有更好的路子可走，如果他要很安全地生活，他就必须放弃对国家之热诚。”1579年有一位名叫休伯特·朗格特（Hubert Languet）的法国新教徒也说出同样的故事，他说：有一位名叫维萨里的医生解剖了一个活人，使得自己必须受宗教法庭之审判，之后他答应到巴勒斯坦去朝圣以赎罪，因此方得以脱罪。但并没有当时的记载提到这件事，而且天主教的历史学家亦斥其为无稽之谈。可能维萨里只是厌倦了西班牙。
他回到意大利，1564年4月从威尼斯起航，到达耶路撒冷。在回航途中，他的船破裂，他因曝晒而死在希腊西海岸外的桑德岛上，身旁无一亲友，时为1564年10月15日，享年55岁。同一年米开朗基罗去世，而莎士比亚诞生。在这100年来在意大利闪耀的光辉已开始向北移。
